《墨子》 墨翟

墨子是墨家学说的创立者，提出了“兼爱”“非攻”“尚贤”“尚同”“天志”“非命”“非乐”“节用”等观点，以兼爱为核心，以节用、尚贤为支点，创立了以几何学、物理学、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。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，与儒家并称“显学”。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，有“非儒即墨”之称。

墨子死后，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、相夫氏之墨、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。墨子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，收集其语录，编成了《墨子》一书。

墨子（公元前476或480年~公元前390或420年），名翟，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，一说鲁阳人，一说滕国人。宋国贵族目夷的后裔，曾担任宋国大夫。中国古代思想家、教育家、科学家、军事家，墨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。

亲士

入国而不存其士，则亡国矣。见贤而不急，则缓其君矣。非贤无急，非士无与虑国。缓贤忘士，而能以其国存者，未曾有也。

治理国家如果不优待贤士，国家就会灭亡。见到贤士而不急于任用，他们就会怠慢君主。没有比用贤更急迫的了，如果没有贤士，就没有人和自己谋划国事。怠慢弃用贤士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，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。

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；桓公去国而霸诸侯；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。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，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。太上无败，其次败而有以成，此之谓用民。吾闻之曰：“非无安居也，我无安心也；非无足财也，我无足心也。”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，众人自易而难彼。君子进不败其志，内究其情；虽杂庸民，终无怨心。彼有自信者也。

从前，晋文公被迫逃亡在外，最终匡正天下；齐桓公被迫离开国家，后来称霸于诸侯；越王勾践遭受过吴王的羞辱，最终成为威慑中原诸国的一代贤君。这三个人之所以能成功扬名于天下，都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受压迫而自己蒙大耻，以图复仇。最成功的人是从不失败，其次是失败后继续想办法成功，这才叫善于用人。我曾听说：“我不是没有安定的住处，而是自己没有安定之心；不是没有丰足的财产，而是怀有无法满足的内心。”所以君子总是能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。而一般人则宽以待己，严以律人。君子仕进顺利时不改变他的志向，不得志时心情也一样；即使杂处于平凡人之中，也始终没有怨恨之心。他们就是有自信的人。

是故为其所难者，必得其所欲焉；未闻为其所欲，而免其所恶者也。是故逼臣伤君，谄下伤上。君必有弗弗之臣，上必有詻詻之下。分议者延延，而支苟者詻詻，焉可以长生保国。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，近臣则喑，远臣则吟，怨结于民心。谄谀在侧，善议障塞，则国危矣。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？杀其身而丧天下。故曰：“归国宝，不若献贤而进士。”

所以说，凡事能从难处做起，就一定能达到自己的愿望，但却没有听说只做自己所想的事情，而能免于他所厌恶的结果。所以倖臣与谗佞之辈往往伤害君主。君主必须有敢于矫正君主过失的臣僚，上面必须有直言极谏的下属，分辩议事的人争论锋起，互相责难的人互不退让，这才可以长养民生，保卫国土。如果臣下只以爵禄为重，不对国事发表意见，近臣缄默不言，远臣闭口暗叹，怨恨就郁结于民心了。谄谀阿奉之人围在身边，好的建议被他们阻障难进，那国家就危险了。桀、纣不正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天下之士吗？结果身被杀而失天下。所以说：赠送国宝，不如推荐贤士。

今有五锥，此其铦，铦者必先挫。有五刀，此其错，错者必先靡。是以甘井近竭，招木近伐，灵龟近灼，神蛇近暴。是故比干之殪，其抗也；孟贲之杀，其勇也；西施之沈，其美也；吴起之裂，其事也。故彼人者，寡不死其所长，故曰“太盛难守”也。

比如现在有五把锥子，其中一把最锋利，那么这一把必定会最先被折断。有五把刀，其中一把磨得最快，那么这一把必定最先损坏。所以甜的水井最易用干，高的树木最易被伐，灵验的宝龟最先被火灼占卦，神异的蛇最先被曝晒求雨。所以，比干之死，是因为他抗直；孟贲被杀，是因为他逞勇；西施被沉江，是因为长得美丽；吴起被车裂，是因为他有大功。这些人很少不是死于他们的所长。所以说：太盛了就难以持久。

故虽有贤君，不爱无功之臣；虽有慈父，不爱无益之子。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，非此位之人也；不胜其爵而处其禄，非此禄之主也。良弓难张，然可以及高入深；良马难乘，然可以任重致远；良才难令，然可以致君见尊。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，故能大。圣人者，事无辞也，物无违也，故能为天下器。是故江河之水，非一水之源也；千镒之裘，非一狐之白也。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？盖非兼王之道也！

因此，即使有贤君，他也不爱无功之臣；即使有慈父，他也不爱无益之子。所以，凡是不能胜任其事而占据这一位置的，他就不应居于此位；凡是不胜任其爵而享受这一俸禄的，他就不当享有此禄。良弓不容易张开，但可以射得高没得深；良马不容易乘坐，但可以载得重行得远；真正好的人才不容易驾驭，但可以使国君受人尊敬。所以，长江黄河不嫌小溪灌注它里面，才能让水量增大。圣人勇于任事，又能接受他人的意见，所以能成为治理天下的英才。所以长江黄河里的水，不是从同一水源流下的；价值千金的狐白裘，不是从一只狐狸腋下集成的。哪里有与自己相同的意见才采纳，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就不采纳的道理呢？这不是统一天下之道。

是故天地不昭昭，大水不潦潦，大火不燎燎，王德不尧尧者，乃千人之长也。其直如矢，其平如砥，不足以覆万物。是故溪陕者速涸，逝浅者速竭，〔土尧〕埆者其地不育。王者淳泽，不出宫中，则不能流国矣。

所以大地不昭昭为明（而美丑皆收），大水不潦潦为大（而川泽皆纳），大火不燎燎为盛（而草木皆容），王德不尧尧为高（而贵贱皆亲），才能做千万人的首领。像箭一样直，像磨刀石一样平，那就不能覆盖万物了。所以狭隘的溪流干得快，平浅的川泽枯得早，坚薄的土地不长五谷。做王的人深恩厚泽不出宫中，就不能流遍全国。

修身

君子战虽有陈，而勇为本焉；丧虽有礼，而哀为本焉；士虽有学，而行为本焉。是故置本不安者，无务丰末；近者不亲，无务求远；亲戚不附，无务外交；事无终始，无务多业；举物而暗，无务博闻。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，必察迩来远，君子察迩，修身也。修身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，此以怨省而行修矣。

君子作战虽然要排兵布阵，但勇敢才是最根本的；办丧事虽讲礼仪，但必以哀痛为本；做官虽讲才识，但必以德行为本。所以立本不牢的，就不必讲究枝节的繁盛；身边的人不能亲近，就不必讲究招徕远方之民；亲戚不能使之归附，就不必讲究结纳外人；做一件事情有始无终，就不必谈起从事多种事业；举一件事物尚且弄不明白，就不必追求广见博闻。所以先王治理天下，必定要明察左右而招徕远人。君子能明察左右，左右之人也就能修养自己的品行了。

谮慝之言，无入之耳；批扞之声，无出之口；杀伤人之孩，无存之心，虽有诋讦之民，无所依矣。是故君子力事日强，愿欲日逾，设壮日盛。

君子不能修养自己的品行而受人诋毁，那就应当自我反省，因而怨少而品德日修。谗害诽谤之言不入于耳，攻击他人之语不出于口，伤害人的念头不存于心，这样，即使遇有好诋毁、攻击的人，也就无从施展了。所以君子本身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加强，志向一无比一天远大，庄敬的品行一天比一天完善。

君子之道也：贫则见廉，富则见义，生则见爱，死则见哀；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。藏于心者，无以竭爱，动于身者，无以竭恭，出于口者，无以竭驯。畅之四支，接之肌肤，华发隳颠，而犹弗舍者，其唯圣人乎！

君子之道（应包括如下方面）：贫穷时表现出廉洁，富足时表现出恩义，对生者表示出慈爱，对死者表示出哀痛。这四种品行不是可以装出来的，而是必须自身具备的。凡是存在于内心的，是无穷的慈爱；举止于身体的，是无比的谦恭；谈说于嘴上的，是无比的雅驯。（让上述四种品行）畅达于四肢和肌肤，直到白发秃顶之时仍不肯舍弃，大概只有圣人吧！

志不强者智不达；言不信者行不果。据财不能以分人者，不足与友；守道不笃，遍物不博，辩是非不察者，不足与游。本不固者，末必几。雄而不修者，其后必惰。原浊者，流不清；行不信者，名必耗。名不徒生，而誉不自长。功成名遂，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。务言而缓行，虽辩必不听。多力而伐功，虽劳必不图。慧者心辩而不繁说，多力而不伐功，此以名誉扬天下。言无务多而务为智，无务为文而务为察。故彼智与察在身，而情反其路者也。善无主于心者不留，行莫辩于身者不立；名不可简而成也，誉不可巧而立也，君子以身戴行者也。思利寻焉，忘名忽焉，可以为士于天下者，未尝有也。

意志不坚强的，智慧一定不高；说话不讲信用的，行动一定有始无终；拥有财富而不肯分给人的，不值得和他交友；守道不坚定，阅历事物不广博，辨别是非不清楚的，不值得和他交游。根本不牢的，枝节必危。光勇敢而不注重品行修养的，后必懒惰。源头浊的流不清，行为无信的人名声必受损害，声誉不会无故产生和自己增长。功成了必然名就，名誉不可虚假，必须反求诸己。专说而行动迟缓，虽然会说，但没人听信。出力多而自夸功劳，虽劳苦而不可取。聪明人心里明白而不多说，努力作事而不夸说自己的功劳，因此名誉扬于天下。说话不图繁多而讲究富有智慧，不图文采而讲究明白。所以既无智慧又不能审察，加上自身又懒惰，则必背离正道而行了。善不从本心生出就不能保留，行不由本身审辨就不能树立，名望不会由苟简而成，声誉不会因诈伪而立，君子是言行合一的。以图利为重，忽视立名，（这样）而可以成为天下贤士的人，还不曾有过。

所染

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，曰：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，所入者变，其色亦变。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。故染不可不慎也！

墨子说，他曾见人染丝而感叹说：“（丝）染了青颜料就变成青色，染了黄颜料就变成黄色。染料不同，丝的颜色也跟着变化。经过五次之后，就变为五种颜色了。所以染这件事是不可不谨慎的。”

非独染丝然也，国亦有染。舜染于许由、伯阳，禹染于皋陶、伯益，汤染于伊尹、仲虺，武王染于太公、周公。此四王者，所染当，故王天下，立为天子，功名蔽天地。举天下之仁义显人，必称此四王者。

不仅染丝如此，国家也有“染”。舜被许由、伯阳所染，禹被皋陶、伯益所染，汤被伊尹、仲虺所染，武王被太公、周公所染。这四位君王因为所染得当，所以能称王于天下，立为天子，功盖四方，名扬天下，凡是提起天下著名的仁义之人，必定要称这四王。

夏桀染于干辛、推哆，殷纣染于崇侯、恶来，厉王染于厉公长父、荣夷终，幽王染于傅公夷、蔡公谷。此四王者，所染不当，故国残身死，为天下僇，举天下不义辱人，必称此四王者。

夏桀被干辛、推哆所染，殷纣被崇侯、恶来所染，周厉王被厉公长父、荣夷终所染，周幽王被傅公夷、蔡公穀所染。这四位君王因为所染不当，结果身死国亡，遗羞于天下。凡是提起天下不义可耻之人，必定要称这四王。

齐桓染于管仲、鲍叔，晋文染于舅犯、高偃，楚庄染于孙叔、沈尹，吴阖闾染于伍员、文义，越勾践染于范蠡、大夫种。此五君者，所染当，故霸诸侯，功名传于后世。

齐桓公被管仲、鲍叔牙所染，晋文公被舅犯、高偃所染，楚庄王被孙叔敖、沈尹茎所染，吴王阖闾被伍员、文义所染，越王勾践被范蠡、文种所染。这五位君主因为所染得当，所以能称霸诸侯，功名传于后世。

范吉射染于长柳朔、王胜，中行寅染于藉秦、高强，吴夫差染于王孙雒、太宰嚭，知伯摇染于智国、张武，中山尚染于魏义、偃长，宋康染于唐鞅、佃不礼。此六君者，所染不当，故国家残亡，身为刑戮，宗庙破灭，绝无后类，君臣离散，民人流亡。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，必称此六君也。

范吉射被长柳朔、王胜所染，中行寅被籍秦、高强所染，吴王夫差被王孙雒、太宰嚭所染，知伯摇被知国、张武所染，中山尚被魏义、偃长所染，宋康王被唐鞅、佃不礼所染。这六位君主因为所染不当，所以国破家亡，身受刑戮，宗庙毁灭，子孙灭绝，君臣离散，百姓逃亡。凡是提起天下贪暴苛刻的人，必定称这六君。

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？以其行理也。行理性于染当。故善为君者，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。不能为君者，伤形费神，愁心劳意；然国逾危，身逾辱。此六君者，非不重其国、爱其身也，以不知要故也。不知要者，所染不当也。

大凡人君之所以能够安定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他们行事合理。而行事合理源于所染得当。所以善于做国君的，用心致力于选拔人才。不善于做国君的，劳神伤身，用尽心思，然而国家更危险，自己更受屈辱。上述这六位国君，并非不重视他们的国家、爱惜他们的身体，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治国要领的缘故。所谓不知道治国要领，即是所染不得当。

非独国有染也，士亦有染。其友皆好仁义，淳谨畏令，则家日益，身日安，名日荣，处官得其理矣，则段干木、禽子、傅说之徒是也。其友皆好矜奋，创作比周，则家日损，身日危，名日辱，处官失其理矣，则子西、易牙、竖刀之徒是也。诗曰“必择所堪，必谨所堪”者，此之谓也。

不仅国家有染，士也有“染”。一个人所交的朋友都爱好仁义，都淳朴谨慎，慑于法纪，那么他的家道就日益兴盛，身体日益平安，名声日益光耀，居官治政也合于正道了，如段干木、禽子、傅说等人即属此类（朋友）。一个人所交的朋友若都不安分守己，结党营私，那么他的家道就日益衰落，身体日益危险，名声日益降低，居官治政也不得其道，如子西、易牙、竖刀等人即属此类（朋友）。《诗》上说：“选好染料。”所谓选好染料，正是这个意思。

法仪

子墨子曰：天下从事者，不可以无法仪。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，无有。虽至士之为将相者，皆有法。虽至百工从事者，亦皆有法。百工为方以矩，为圆以规，直以绳，衡以水，正以县。无巧工不巧工，皆以此五者为法。巧者能中之，不巧者虽不能中，放依以从事，犹逾己。故百工从事，皆有法所度。今大者治天下，其次治大国，而无法所度，此不若百工辩也。

墨子说：天底下办事的人，不能没有法则；没有法则而能把事情做好，是从来没有的事。即使士人作了将相，他也必须有法度。即使从事于各种行业的工匠，也都有法度。工匠们用矩划成方形，用圆规划圆形，用绳墨划成直线，用悬锤定好偏正，（用水平器制好平面）。不论是巧匠还是一般工匠，都要以这五者为法则。巧匠能切合五者的标准，一般工匠虽做不到这样水平，但仿效五者去做，还是要胜过自身的能力。所以工匠们制造物件时，都有法则可循。现在大的如治天下，其次如治大国，却没有法则，这是不如工匠们能明辨事理。

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？当皆法其父母，奚若？天下之为父母者众，而仁者寡。若皆法其父母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，不可以为法。当皆法其学，奚若？天下之为学者众，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学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，不可以为法。当皆法其君，奚若？天下之为君者众，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君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，不可以为法。故父母、学、君三者，莫可以为治法。

那么，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？假若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何如？天下做父母的很多，但仁爱的少。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，这实为效法不仁。效法不仁，这自然是不可以的。假若以自己从学的师长为法何如？天下做师长的很多，但仁爱的少。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师长为法则，这实为效法不仁。效法不仁，这自然是不可以的。假若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何如？天下做国君的很多，但仁爱的少。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，这实为效法不仁。效法不仁，这自然是不可以的。所以父母、师长和国君三者，都不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。

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？故曰：莫若法天。天之行广而无私，其施厚而不德，其明久而不衰，故圣王法之。既以天为法，动作有为，必度于天。天之所欲则为之，天所不欲则止。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。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？以其兼而爱之，兼而利之也。奚以知天兼而爱之，兼而利之也？以其兼而有之，兼而食之也。

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？最好是以天为法则。天的运行广大无私，它的恩施深厚而不自居，它的光耀永远不衰，所以圣王以它为法则。既然以天为法则，行动作事就必须依天而行。天所希望的就去做，天所不希望的就应停止。那么天希望什么不希望什么呢？天肯定希望人相爱相利，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。怎么知道天希望人相爱相利，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呢？这是因为天对人是全爱和全利的缘故。怎么知道天对人是全爱和全利呢？因为人类都为天所有，天全部供给他们吃的。

今天下无大小国，皆天之邑也。人无幼长贵贱，皆天之臣也。此以莫不刍牛羊，豢犬猪，洁为酒醴粢盛，以敬事天。此不为兼而有之、兼而食之邪？天苟兼而有食之，夫奚说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？故曰：爱人利人者，天必福之；恶人贼人者，天必祸之。曰：杀不辜者，得不祥焉。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？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，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。

现在天下不论大国小国，都是天的国家。人不论长幼贵贱，都是天的臣民。因此人无不喂牛羊、养猪狗，洁净地准备好酒食祭品，用来诚敬事天。这难道不是全部地拥有和供给人食物？天既然全部地拥有和供给人食物，为何能说天不要人相爱相利呢？所以说：“爱人利人的人，天必定给他降福；相互厌恶和残害人的人，天必定给他降祸。所以说：杀害无辜的人，会得到不祥后果。为何说人若相互残杀，天就降祸于他呢？这是因为知道天希望人相爱相利，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。”

昔之圣王禹汤文武，兼爱天下之百姓，率以尊天事鬼，其利人多，故天福之，使立为天子，天下诸侯皆宾事之。暴王桀纣幽厉，兼恶天下之百姓，率以诟天侮鬼。其贼人多，故天祸之，使遂失其国家，身死为于天下僇，后世子孙毁之，至今不息。故为不善以得祸者，桀纣幽厉是也。爱人利人以得福者，禹汤文武是也。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，恶人贼人以得祸者，亦有矣。

以前的圣王禹、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，对天下百姓全都爱护，带领他们崇敬上天，侍奉鬼神。他们给人带来的利益多，所以天降福给他们，使他们立为天子。天下的诸侯，都恭敬地服事他们。暴虐的君王桀、纣、周幽王、周厉王，对于天下的百姓全部厌恶、憎恨，带领他们咒骂上天，侮辱鬼神。他们残害的人多，所以天降祸给他们，使他们丧失了国家，身死还要受辱于天下。后代子孙责骂他们，至今不休。所以做坏事而得祸的，桀、纣、周幽王、周厉王即是这类；爱人利人而得福的，禹、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即是这类。爱人利人而得福的是有的，厌恶人残害人而得祸的，也是有的！

七患

子墨子曰：国有七患。七患者何？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，一患也；边国至境，四邻莫救，二患也；先尽民力无用之功，赏赐无能之人，民力尽于无用，财宝虚于待客，三患也；仕者持禄，游者忧交，君修法讨臣，臣慑而不敢拂，四患也；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，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，四邻谋之不知戒，五患也；所信不忠，所忠不信，六患也；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，大臣不足以事之，赏赐不能喜，诛罚不能威，七患也。以七患居国，必无社稷；以七患守城，敌至国倾。七患之所当，国必有殃。

墨子说：国家有七种祸患。这七种祸患是什么呢？内外城池壕沟不足守御而去修造宫室，这是第一种祸患；敌兵压境，四面邻国都不愿来救援，这是第二种祸患；把民力耗尽在无用的事情上，赏赐没有才能的人，（结果）民力因做无用的事情而耗尽，财宝因款待宾客而用空，这是第三种祸患；做官的人只求保住俸禄，游学未仕的人只顾结交党类，国君修订法律以诛戮臣下，臣下畏惧而不敢违拂君命，这是第四种祸患；国君自以为神圣而聪明，而不过问国事，自以为安稳而强盛，而不作防御准备，四面邻国在图谋攻打他，而尚不知戒备，这是第五种祸患；所信任的人不忠实，而忠实的人不被信任，这是第六种祸患；家畜和粮食不够吃，大臣对于国事不胜使令，赏赐不能使人欢喜，责罚不能使人畏惧，这是第七种祸患。治国若存在这七种祸患，必定亡国；守城若存在这七种祸患，国都必定倾毁。七种祸患存在于哪个国家，哪个国家必有祸殃。

凡五谷者，民之所仰也，君之所以为养也。故民无仰，则君无养；民无食，则不可事。故食不可不务也，地不可不立也，用不可不节也。五谷尽收，则五味尽御于主；不尽收，则不尽御。一谷不收谓之馑，二谷不收谓之旱，三谷不收谓之凶，四谷不收谓之馈，五谷不收谓之饥。岁馑，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；旱，则损五分之二；凶，则损五分之三；馈，则损五分之四；饥，则尽无禄，禀食而已矣。故凶饥存乎国，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三，大夫彻县，士不入学，君朝之衣不革制，诸侯之客，四邻之使，雍食而不盛；彻骖騑，涂不芸，马不食粟，婢妾不衣帛，此告不足之至也。

五谷是人民所仰赖以生活的东西，也是国君用以养活自己和民众的。所以如果人民失去仰赖，国君也就没有供养；人民一旦没有吃的，就不可使役了。所以粮食不能不加紧生产，田地不能不尽力耕作，财用不可不节约使用。五谷全部丰收，国君就可兼进五味。若不全都丰收，国君就不能尽其享受。一谷无收叫做馑，二谷无收叫做旱，三谷不收叫做凶，四谷不收叫做匮，五谷不收叫做饥。遇到馑年，做官的自大夫以下都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一；旱年，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二；凶年，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三；匮年，减去俸禄的五分之四；饥年，免去全部俸禄，只供给饭吃。所以一个国家遇到凶饥，国君撤掉鼎食的五分之三，大夫不听音乐，读书人不上学而去种地，国君的朝服不制新的；诸侯的客人、邻国的使者，来时饮食都不丰盛，驷马撤掉左右两匹，道路不加修理，马不吃粮食，婢妾不穿丝绸，这都是告诉国家已十分困乏了。

今有负其子而汲者，队其子于井中，其母必从而道之。今岁凶，民饥，道馑，此疚重于队其子，其可无察邪！故时年岁善，则民仁且良；时年岁凶，则民吝且恶。夫民何常此之有！为者寡，食者众，则岁无丰。

现在假如有一人背着孩子到井边汲水，把孩子掉到井里，那么这位母亲必定设法把孩子从井中救出。现在遇到饥年，路上有饿死的人，这种惨痛比孩子掉入井中更为严重，能忽视这种局面吗？年成好的时候，老百姓就仁慈驯良；年成遇到凶灾，老百姓就吝啬凶恶；民众的性情哪有一定呢！生产的人少，吃饭的人多，就不可能有丰年。

故曰：财不足则反之时，食不足则反之用。故先民以时生财，固本而用财，则财足。故虽上世之圣王，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！然而无冻饿之民者，何也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。故《夏书》曰：“禹七年水”，《殷书》曰：“汤五年旱。”此其离凶饿甚矣。然而民不冻饿者，何也？其生财密，其用之节也。

所以说：财用不足就注重农时，粮食不足就注意节约。因此，古代贤人按农时生产财富，搞好农业基础，节省开支，财用自然就充足。所以，即使前世的圣王，岂能使五谷永远丰收，水旱之灾不至呢！但（他们那时）却从无受冻挨饿之民，这是为何呢？这时因为他们努力按农时耕种而自奉俭朴。《夏书》说：“禹时有七年水灾。”《殷书》说：“汤时有五年旱灾。”那时遭受的凶荒够大的了，然而老百姓却没有受冻挨饿，这是何故呢？因为他们生产的财用多，而使用很节俭。

故仓无备粟，不可以待凶饥；库无备兵，虽有义，不能征无义；城郭不备完，不可以自守；心无备虑，不可以应卒，是若庆忌无去之心，不能轻出。

所以，粮仓中没有预备粮，就不能防备凶年饥荒；兵库中没有武器，即使自己有义也不能去讨伐无义；内外城池若不完备，不可以自行防守；心中没有戒备之心，就不能应付突然的变故。这就好像庆忌没有逐走要离之意，就不可轻出致死。

夫桀无待汤之备，故放；纣无待武王之备，故杀。桀纣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，何也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。故备者，国之重也。

桀没有防御汤的准备，因此被汤放逐；纣没有防御周武王的准备，因此被杀。桀和纣虽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然而都被方圆百里的小国之君所灭，这是为何呢？是因为他们虽然富贵，却不做好防备。所以防备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。

食者，国之宝也；兵者，国之爪也；城者，所以自守也；此三者，国之具也。故曰：以其极役，修其城郭，则民劳而不伤；以其常正，收其租税，则民费而不病。民所苦者，非此也。苦于厚作敛于百姓，赏以赐无功，虚其府库，以备车马、衣裘、奇怪；苦其役徒，以治宫室观乐，死又厚为棺椁，多为衣裘。生时治台榭，死又修坟墓，故民苦于外，府库单于内，上不厌其乐，下不堪其苦。故国离寇敌则伤，民见凶饥则亡，此皆备不具之罪也。且夫食者，圣人之所宝也。故《周书》曰：“国无三年之食者，国非其国也；家无三年之食者，子非其子也。”此之谓国备。

粮食是国家的宝物，兵器是国家爪牙，城郭是用来自我守卫的：这三者是维持国家的工具。所以说：拿最高的奖赏赐给无功之人；耗尽国库中的贮藏，用以置备车马、衣裘和稀奇古怪之物；使役卒和奴隶受尽苦难，去建造宫室和观赏游乐之所；死后又做厚重的棺椁，制很多衣服。活着时修造台榭，死后又修造坟墓。因此，老百姓在外受苦，内边的国库耗尽，上面的君主不满足其享受，下面的民众不堪忍受其苦难。所以，国家一遇敌寇就受损伤，人民一遭凶饥就死亡，这都是平时不做好防备的罪过。再说，粮食也是圣人所宝贵的。《周书》说：“国家若不预备三年的粮食，国家就不可能成其为这一君主的国家了；家庭若不预备三年的粮食，子女就不能做这一家的子女了。”这就叫做“国备”（国家的根本贮备）。

辞过

子墨子曰：古之民，未知为宫室时，就陵阜而居，穴而处。下润湿伤民，故圣王作为宫室，为宫室之法，曰：室高足以辟润湿，边足以圉风寒，上足以待雪霜雨露，宫墙之高，足以别男女之礼。谨此则止，凡费财劳力，不加利者，不为也。役修其城郭，则民劳而不伤，以其常正，收其租税，则民费而不病。民所苦者非此也，苦于厚作敛于百姓。是故圣王作为宫室，便于生，不以为观乐也；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，不以为辟怪也。故节于身，诲于民，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，财用可得而足。

墨子说：“上古的百姓不知道作宫室之时，靠近山陵居住，住在洞穴里，地下潮湿，伤害百姓，所以圣王开始营造宫室。营造宫室的法则是：地基的高度足以避湿润，四边足以御风寒，屋顶足以防备霜雪雨露，宫墙的高度足以分隔内外，使男女有别——仅此而已。凡属劳民伤财而不增加益处的事，是不会做的。（照常规）分派劳役，修治城郭，那么民众就虽劳苦而不至伤害；照常规征收租税，那么民众虽破费而不至困苦。因为民众所疾苦并不是这些，而是苦于对老百姓横征暴敛。所以圣王开始制造宫室，只为方便生活，并不是为了观赏之乐；开始创制衣服带履，只为便利身体，而不是为了奇怪的装束。所以，（圣王）自身节俭，（以身作则地）教导百姓，因而天下的民众得以治理，财用得以充足。

当今之主，其为宫室，则与此异矣。必厚作敛于百姓，暴夺民衣食之财，以为宫室，台榭曲直之望，青黄刻镂之饰。为宫室若此，故左右皆法象之，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、振孤寡，故国贫而民难治也。君实欲天下之治，而恶其乱也，当为宫室，不可不节。

现在的君主，修造宫室却与此不同：他们必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，强夺民众的衣食之资用来营造宫室，（在宫室上）修造台榭曲折的景观，讲究颜色雕刻的装饰。营造宫室如此（铺张），身边的人都效法这种做法，因此财用（被浪费）而不能应付凶年饥馑，振恤孤寡之人，所以国家穷困而百姓无法治理。国君若是真希望天下得到治理，而不愿其混乱，那么，营造宫室就不可不节俭。

古之民，未知为衣服时，衣皮带茭，冬则不轻而温，夏则不轻而凊，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，故作诲妇人，治丝麻，棞布绢，以为民衣。为衣服之法，冬则练帛之中，足以为轻且暖，夏则絺绤之中，足以为轻且凊，谨此则止。故圣人之为衣服，适身体，和肌肤，而足矣。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。当是之时，坚车良马不知贵也，刻镂文采，不知喜也。何则？其所道之然。故民衣食之财，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，何也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，而不感于外也。是以其民俭而易治，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。府库实满，足以待不然，兵革不顿，士民不劳，足以征不服。故霸王之业，可行于天下矣。

上古的百姓不知道做衣服的时候，穿着兽皮，系着草绳，冬天不轻便又不温暖，夏天不轻便又不凉爽。圣王认为这样不符合人情，所以开始教女子治丝麻、织布匹，用它制作成人们的衣服。制造衣服的法则是：冬天穿生丝麻制的衣服，只求其轻便而温暖，夏天穿葛制的衣服，只求其轻便而凉爽，仅此而已。所以圣人制作衣服只图身体合适、肌肤舒适就够了，并不是夸耀耳目、炫动愚民。当这时候，坚车良马没有人知道贵重，雕刻文采没有人知道欣赏，为什么呢？这是（君主）教导的结果。所以民众的衣服之财，家家都足以防患水旱凶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懂得自我供养的情实，不被外界所诱惑，所以民众俭朴而容易治理，国君用财有节制而容易富足。国库充足，足以应付非常的变故：兵甲不坏，士民不劳，足以证伐不顺之臣，所以可实现霸王事业于天下。

当今之主，其为衣服，则与此异矣，冬则轻暖，夏则轻凊，皆已具矣，必厚作敛于百姓，暴夺民衣食之财，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，铸金以为钩，珠玉以为佩，女工作文采，男工作刻镂，以为身服，此非云益暖之情也。单财劳力，毕归之于无用也，以此观之，其为衣服非为身体，皆为观好，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，其君奢侈而难谏也。夫以奢侈之君，御好淫僻之民，欲国无乱，不可得也。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，当为衣服不可不节。

现在的君主，他们制造衣服却与此不同：冬天（的衣服）轻便而暖和，夏天（的衣服）轻便而凉爽，这都已经具备了，他们还一定要向百姓横征暴敛，强夺民众的衣食之资，用来做锦绣文彩华丽的衣服，拿黄金作成衣带钩，拿珠玉作成配饰，女工作文采，男工作雕刻，用来穿在身上。这并非真的为了温暖。耗尽钱财费了民力，都是为了无用之事，由此看来，他们作衣服，不是为身体，而是为好看。因此民众邪僻而难以治理，国君奢侈而难以进谏。以奢侈的国君统治邪僻的民众，希望国家不乱，是不可能的。国君若真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混乱，作衣服时就不可不节俭。

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，素食而分处，故圣人作，诲男耕稼树艺，以为民食。其为食也，足以增气充虚，强体养腹而巳矣。故其用财节，其自养俭，民富国治。今则不然，厚作敛于百姓，以为美食刍豢，蒸炙鱼鳖，大国累百器，小国累十，前方丈，目不能遍视，手不能遍操，口不能遍味，冬则冻冰，夏则饰饐，人君为饮食如此，故左右象之，是以富贵者奢侈，孤寡者冻馁，虽欲无乱，不可得也。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，当为食饮不可不节。

上古的百姓不知道制作饮食时，只吃素食而各自分居，所以圣人起来教勇子耕稼栽种，以供人作粮食。作饮食的原则是，只求补气益虚、强身饱腹就够了。所以他们用财节省，自养俭朴，（因而）民众富足，国家安定。现在却不是这样，向老百姓厚敛钱财，用来享受美味牛羊，蒸烤鱼鳖，大国之君集有上百样的菜，小国之君也有上十样的菜，摆在前面一丈见方，眼睛看不全，手也不能完全捡取到，嘴也不能全尝到，冬天结冻，夏天臭烂，国君这样讲究饮食，左右大臣都效仿。因此富贵的人奢侈，孤寡的人冻饿。这样一来，即使不希望国家混乱，也是不可能的。国君若真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其混乱，饮食就不可不节省。

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，重任不移，远道不至，故圣王作为舟车，以便民之事。其为舟车也，全固轻利，可以任重致远，其为用财少，而为利多，是以民乐而利之。法令不急而行，民不劳而上足用，故民归之。当今之主，其为舟车，与此异矣，全固轻利皆已具，必厚作敛于百姓，以饰舟车，饰车以文采，饰舟以刻镂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，故民寒；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，故民饥。人君为舟车若此，故左右象之，是以其民饥寒并至，故为奸邪。奸邪多则刑罚深，刑罚深则国乱。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，当为舟车不可不节。

上古的百姓不知道制造舟车时，重的东西搬不动，远的地方去不了，所以圣王开始制造舟车，用以便利民事。他们作舟车只求坚固轻便，可以运重物、行远路，费用花的少，而利益很大，所以民众乐于使用。所以法令不用催促而可行使，民众不用劳苦而财用充足，所以民众归顺他了。现在的君主制造舟车则与此不同。舟车已经坚固轻利了，他们还要向百姓横征暴敛，用以装饰舟车。在车上画以文彩，在舟上加以雕刻。女子废弃纺织而去描绘文彩，所以民众受寒；男子脱离耕稼而去从事雕刻，所以民众挨饿。国君这样制造舟车，左右大臣跟着仿效，所以民众饥寒交迫，不得已而作奸邪之事。奸邪之事一多，刑罚必然繁重。刑罚一繁重，国家就乱了。国君如果真的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厌恶混乱，制造舟车就不可不节省。

凡回于天地之间，包于四海之内，天壤之情，阴阳之和，莫不有也，虽至圣不能更也。何以知其然？圣人有传：天地也，则曰上下；四时也，则曰阴阳；人情也，则曰男女；禽兽也，则曰牡牝雄雌也。真天壤之情，虽有先王不能更也。虽上世至圣，必蓄私，不以伤行，故民无怨。宫无拘女，故天下无寡夫。内无拘女，外无寡夫，故天下之民众。当今之君，其蓄私也，大国拘女累千，小国累百，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，女多拘无夫，男女失时，故民少。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，当蓄私不可不节。

凡周回于天地之间，包裹于四海之内的，天地之情，阴阳之和，一切都具备了，即使至圣也不能更动。何以知道这样呢？圣人传下的书说：天地称作上下，四时称作阴阳，人类分为男女，禽兽分为牝牡雌雄。这是真正的天地之情，即使有先世贤王也不能更动。即使上代至圣，一定都养有私人侍妾，但不伤害品行，所以民众无怨。宫中没有拘禁的女子，所以天下没有鳏夫。内无拘禁之妇，外无鳏夫，因而天下百姓众多。现在的国君养侍妾，大国拘禁女子数千，小国数百，所以天下男子大多没有妻子，女子多遭拘禁而没有丈夫。男女婚姻失时，所以百姓减少。国君如果真想百姓增多而厌恶减少，养侍妾就不可不节制。

凡此五者，圣人之所俭节也，小人之所淫佚也。俭节则昌，淫佚则亡，此五者不可不节。夫妇节而天地和，风雨节而五谷熟，衣服节而肌肤和。

以上所说的五者，都是圣人所节俭而小人所奢侈淫佚的。节俭的就昌盛，淫佚的就灭亡，这五者不可不节制。夫妇之事有节制，天地就和顺；风雨调节，五谷就丰收；衣服有节制，身体肌肤就安适。

三辩

程繁问于子墨子曰：“夫子曰：‘圣王不为乐。’昔诸侯倦于听治，息于钟鼓之乐；士大夫倦于听治，息于竽瑟之乐；农夫春耕、夏耘、秋敛、冬藏，息于聆缶之乐。今夫子曰：’圣王不为乐。’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，弓张而不弛，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！”

程繁问墨子说：“先生曾经说过：‘圣王不作音乐。’以前的诸侯治国太劳累了，就以听钟鼓之乐的方式进行休息；士大夫工作太累了，就以听竽瑟之乐的方式进行休息；农夫春天耕种、夏天除草、秋天收获、冬天贮藏，也要借听瓦盆土缶之乐的方式休息，现在先生说：‘圣王不作音乐。’这好比马套上车后就不再卸下，弓拉开后不再放松，这恐怕不是有血气的人所能做到的吧！”

子墨子曰：“昔者尧舜有茅茨者，且以为礼，且以为乐。汤放桀于大水，环天下自立以为王，事成功立，无大后患，因先王之乐，又自作乐，命曰《护》，又修《九招》，武王胜殷杀纣，环天下自立以为王，事成功立，无大后患，因先王之乐，又自作乐，命曰《象》。周成王因先王之乐，又自作乐，命曰《驺虞》。周成王之治天下也，不若武王；武王之治天下也，不若成汤；成汤之治天下也，不若尧舜。故其乐逾繁者，其治逾寡。自此观之，乐非所以治天下也。”

墨子说：“以前尧舜只有茅草盖的屋子，所谓礼乐不过如此。后来汤把桀放逐到大水，统一天下，自立为王，事成功立，没有大的后患，于是就承袭先王之乐而自作新乐，取各为《護》，又修《九招》之乐。周武王战胜殷朝，杀死纣王，统一天下，自立为王，没有了大的后患，于是袭先王之乐而自作新乐，取名为《驺虞》。周成王治理天下不如武王；周武王治理天下不如成汤；成汤治理天下不如尧舜。所以音乐逾繁杂的国王，他的治绩就逾少。由此看来，音乐不是用来治理天下的。”

程繁曰：“子曰：‘圣王无乐。’此亦乐已，若之何其谓圣王无乐也？”子墨子曰：“圣王之命也，多寡之，食之利也。以知饥而食之者，智也，因为无智矣。今圣有乐而少，此亦无也。”

程繁说：“先生说：‘圣王没有音乐。’但这些就是音乐，怎么能说圣王没有音乐呢？”墨子说：“圣王的教令：凡是太盛的东西就减损它。饮食于人有利，若因知道饥而吃的就算是智慧，也就无所谓智慧了。现在圣王虽然有乐，但却很少，这也等于没有音乐。”

尚贤

子墨子言曰：“今者王公大人为政於国家者，皆欲国家之富，人民之众，刑政之治。然而不得富而得贫，不得众而得寡，不得治而得乱，则是本失其所欲，得其所恶。是其故何也？”子墨子言曰：“是在王公大人为政於国家者，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。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，则国家之治厚；贤良之士寡，则国家之治薄。故大人之务，将在於众贤而已。”

现在的天子、诸侯、有地位的贵族施政於国家的人，都希望国家富足，人民众多，刑法和政治安定。然而国家不得富足而得贫穷，人民不得增加而得减少，刑法和政治不得安定而得混乱，那么是从根本上失去他们想要的东西，得到他们所憎恶的东西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墨子说：这是天子、诸侯、有地位的贵族施政於国家的人，不能尊敬贤者、任用能人参政的缘故。因此国家拥有贤能之士多了，那么国家的安定程度（就会）增大；贤能之士减少了，那么国家的安定程度（就会）降低。因此，当权者（致力的）事情，将在於使贤能增多而已。

曰：“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？”子墨子言曰：“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，必将富之、贵之、敬之、誉之，然後国之善射御之士，将可得而众也。况又有贤良之士，厚乎德行，辩乎言谈，博乎道术者乎！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，亦必且富之、贵之、敬之、誉之，然後国之良士，亦将可得而众也。”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，言曰：“不义不富，不义不贵，不义不亲，不义不近。”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，皆退而谋曰：“始我所恃者，富贵也，今上举义不辟贫贱，然则我不可不为义。”亲者闻之，亦退而谋曰:“始我所恃者亲也，今上举义不辟疏，然则我不可不为义。”近者闻之，亦退而谋曰：“始我所恃者近也，今上举义不辟远，然则我不可不为义。”远者闻之，亦退而谋曰：“我始以远为无恃，今上举义不辟远，然则我不可不为义。”逮至远鄙郊外之臣、门庭庶子、国中之众、四鄙之萌人闻之，皆竞为义。是其故何也？曰：上之所以使下者，一物也；下之所以事上者，一术也。譬之富者，有高墙深宫，墙立既，谨上为凿一门。有盗人入，阖其自入而求之，盗其无自出。是其故何也？则上得要也。

有人问：那么，使贤人增多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墨子说：假如要想要增加这个国家擅长射箭、驾车的人，一定要使他们富、使他们贵，尊敬他们，给他们荣誉。这样以后，国家的射箭、驾车能手将会得并增加了。何况贤能的人，敦厚於德行，擅长於言辞，精通於学术呢？这本来就是国家的财富、朝廷的辅佐呀！也务必将使他们富、使他们贵，尊敬他们，给他们荣誉，这样了以后，国家的贤能之士将可以得到并增多了。所以古时圣王治理国政，说道：“行为不义的人就不让他富有，行为不义的人就不让他尊贵，行为不义的人就不与他亲密，行为不义的人就不与他接近。”因此国中富贵的人听到它，都返回（指朝廷以外）商量说：“当初我所依靠的是富贵，现在上面举义而不避贫贱，那我不可不为义。”有亲的人听到了，也退回来商议说：““先前我所依靠的，是富贵；如今君主提拔行为合乎道义的人不避开贫贱，那麼我不可做合於‘义’的事。”君主的亲属听到它，也返回商量说：“起初我们所依赖的，是亲戚关系；如今君主提拔行为合乎道义的人不避开非亲属关系，那麼我不可不做合於‘义’的事。”与君主亲近的人听到它，也返回商量说：“起初我们所依赖的，是亲近；如今君主提拔行为合乎道义的人不避开疏远，那麼我不可不做合於‘义’的事。”离君主和国都远的人听到它，也返回商量说：“我先前把离君主远看成是没有依靠，如今君主提拔行为合乎道义的人不避开疏远，那麼我不可不做合於‘义’的事。”及至边邑郊外僻地方的臣僚，在宫廷中担任值宿、守卫等事务的贵族子弟（庶子：未正式授职的贵族弟子），国都中的一般人，四方边地的郊野之民听到了，都争先做合於“义”的事。这是什麼原因呢？墨子说“君上用来役使臣下的，只有一种东西；臣下借以奉事君上的，只有一种途径。拿它跟富人作譬喻，有高墙、深邃的房屋，墙已经立好了，谨慎地在墙上开凿一道门户。有强盗进入，关闭他所由进入的地方再寻找盗窃者，强盗没有逃出的通道。”这是什麼缘故呢？就是因为君王抓住了关键（指“义”）。

故古者圣王之为政，列德而尚贤。虽在农与工肆之人，有能则举之。高予之爵，重予之禄，任之以事，断予之令。曰：“爵位不高，则民弗敬；蓄禄不厚，则民不信；政令不断，则民不畏。”举三者授之贤者，非为贤赐也，欲其事之成。故当是时，以德就列，以官服事，以劳殿赏，量功而分禄。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。有能则举之，无能则下之。举公义，辟私怨，此若言之谓也。

所以古代圣王为政，给有德的人安排职位并尊重现贤能的人，即使身处农业与手工业、市集的人，如果有才能就选用他。给他高高的官爵，给他厚重的俸禄，使他们担负一定的工作，果断地给予他们行使政令的权利。墨子或：“爵位不高，百姓就不尊敬他；积蓄和俸禄不丰厚，百姓就不信任他；行使政令不果断，百姓就不畏惧他。”提出这三件（爵位、蓄禄、政令）来授予贤者，并不是对贤者的恩赐，而是想要事业成功。所以在这时，以德行来安排职位，按官职从事於职事，按功劳（的大小）决定赏赐（的多少），衡量功劳（的大小）而分配俸禄。所以官吏没有永远不变的富贵，而百姓也不会自始至终贫贱；有才能的人就选用他，没才能的人就使之居於下位。提拔正直无私、行为合“义”的人，避免为私利而相互仇恨的人，这就是说的这样的言论。

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，授之政，天下平。禹举益于阴方之中，授之政，九州成。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，授之政，其谋得。文王举闳夭、泰颠于罝罔之中，授之政，西土服。故当是时，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，莫不敬惧而施；虽在农与工肆之人，莫不竞劝而尚意。故士者，所以为辅相承嗣也。故得士则谋不困，体不劳，名立而功成，美章而恶不生，则由得士也。是故子墨子言曰：“得意贤士不可不举；不得意，贤士不可不举。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，将不可以不尚贤。夫尚贤者，政之本也。”

所以古代尧选拔舜在服泽（地名）的北边，把政权交给他，天下安定。禹选用益在阴方（地名）之中，把政权交给他，九州平定。汤选用伊尹在厨房之中，把政权交给他，谋略成功。文王推举闳天、泰颠於从事渔猎之中，把政权交给他们，商朝末年西方的各个部落臣服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即使是禄厚位尊的大臣，没有谁不敬惧并且戒惕的；即使是从事农业、手工业、市集（店铺）的人，没有不争著勉力去崇尚道德的（意：疑为“德”字的讹误）。所以士这种人能用为得力助手（承嗣：副官，助手）。所以得到士，谋略就不会受挫，身体不必劳苦。名声确立且功业成就，美好的事物得以显扬，丑恶的事物不会发生，就是由於得到了士的缘故。因此墨子说：“如愿以偿（这裏指治国顺利）时，贤士不可不选用；治国不顺利时，贤士不可不选用。往上想师法前人，奉行尧舜禹汤之道，就不可以不崇尚贤能。尚贤的人，是政治的根本啊。”

子墨子言曰：“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、主社稷、治国家，欲修保而勿失，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！”何以知尚贤之为政之本也？曰：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，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。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。

墨子说：现在王公大人统治人民，主持社稷，治理国家，希望永久保持而不失，却怎么看不到崇尚贤能是为政的根本呢！从何知道崇尚贤能是为政的根本呢？答道：由高贵而聪明的人去治理愚蠢而低贱的人，那么，国家便能治理好；由愚蠢而低贱的人去治理高贵而聪明的人，那么，国家就会混乱。因此知道崇尚贤能是为政的根本。

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，不党父兄，不偏贵富，不嬖颜色。贤者举而上之，富而贵之，以为官长，不肖者抑而废之，贫而贱之，以为徒役。是以民皆劝其赏，畏其罚，相率而为贤者，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，此谓进贤。然后圣人听其言，迹其行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，此谓事能。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。可使长官者使长官。可使治邑者使治邑。凡所使治国家、官府、邑里，此皆国之贤者也。

所以古时的圣王很尊崇贤人而任用能人，不偏党父兄，不偏护富贵，不爱宠美色。凡是贤人便选拔上来使其处于高位，给他富贵，让他做官长；凡是不肖之人便免去职位，使之贫贱，让他做奴仆。于是人民相互劝赏而畏罚，争相做贤人，所以贤人多而不肖的人少，这便叫进贤。之后圣人听贤人的言语，考察他的行为，察看他的能力而谨慎地给他官职，这便叫事能。因此，可以让他治国的，就让他治国；可以让他居官的，就让他居官；可以让他治县的，就让他治县。凡是派去治理国家、官府、邑里的，都是国家的贤人。

贤者之治国也，蚤朝晏退，听狱治政，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。贤者之长官也，夜寝夙兴，收敛关市、山林、泽粱之利，以实官府，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。贤者之治邑也，蚤出莫入，耕稼树艺、聚菽粟，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。故国家治则刑法正，官府实则万民富。上有以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、鬼，外有以为皮币，与四邻诸侯交接，内有以食饥息劳，将养其万民，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。是故上者天鬼富之，外者诸侯与之，内者万民亲之，贤人归之。以此谋事则得，举事则成，入守则固，出诛则强。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，正诸侯者，此亦其法已。

贤人治理国家，早上朝而晚退朝，审听刑狱，处理政务，所以国家有治而刑法严正；贤人长官，晚寝早起，征收关、市、山林、川泽的税利，以充实官家府库，所以国库充实而财用不散；贤人治理都邑，早出晚归，翻耕种植，多聚豆粟，所以粮食多而人民食用充足，因此国家有治而刑法严正，官府充实而万民富足。上能洁治酒食，去祭祀上天鬼神，外能制造皮币，与四邻诸侯交往，内可以使饥者得食，劳者得息，外可以招徕天下的贤人。所以上则天帝鬼神给他赐富，外则诸侯与他结交，内则万民亲附，外则贤人归顺。因此谋事有得，做事能成，自守坚固，出征强大。所以从前三代圣王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用以统一天下，出长诸侯的法则，即在于此。

既曰若法，未知所以行之术，则事犹若未成。是以必为置三本。何谓三本？曰：“爵位不高，则民不敬也；蓄禄不厚，则民不信也；政令不断，则民不畏也。故古圣王高予之爵，重予之禄，任之以事，断予之令。夫岂为其臣赐哉？欲其事之成也。《诗》曰：“告女忧恤，诲女予爵，孰能执热，鲜不用濯？”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不可以不执善承嗣辅佐也。譬之犹执热之有濯也，将休其手焉。古者圣王唯毋得贤人而使之，般爵以贵之，裂地以封之，终身不厌。贤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，竭四肢之力，以任君之事，终身不倦。若有美善则归之上。是以美善在上，而所怨谤在下；宁乐在君，忧戚在臣。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。

既然有这样的法则，但如果不知道用以推行这一法则的方法，那么事情仍然没有办成。所以要立下三项根本（措施）。什么叫三个根本呢？答道：爵位不高，人民不尊敬他；俸禄不厚，人民不信服他；权力不大，人民不惧怕他。所以古代圣王给他高的爵位，厚的俸禄，实际的任务，决断的权力。这难道是给臣下以赏赐吗？为的是要把事情办成呀！《诗经》说：“告诉你忧人之忧，教给你安排爵位，谁能拿了火热的东西，而不用冷水洗手呢？”这是说古代的国君诸侯不可不亲善那些继承人和辅佐大臣，就如同拿了热的东西后要用冷水洗濯一样，以使自己的手得到休息。古时的圣王得到贤人而使用他，颁赐爵位使他显贵，分割土地作他封邑，终身都不厌弃。至于贤人得事奉明君，也必竭尽全力来担任国君的工作，终身不倦。如果有了美好的功德，就归之国君。所以功德归上而怨恨诽谤归于臣下；安宁喜乐归于国君，而忧愁归于臣下。古代圣王为政大概如此。

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，以尚贤使能为政，高予之爵而禄不从也。夫高爵而无禄，民不信也。曰：“此非中实爱我也，假藉而用我也。”夫假藉之，民将岂能亲其上哉？故先王言曰：“贪于政者，不能分人以事；厚于货者，不能分人以禄。”事则不与，禄则不分，请问天下之贤人将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哉？若苟贤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侧，则此不肖者在左右也。不肖者在左右，则其所誉不当贤，而所罚不当暴。王公大人尊此，以为政乎国家，则赏亦必不当贤，而罚亦必不当暴。若苟赏不当贤而罚不当暴，则是为贤者不劝，而为暴者不沮矣。是以入则不慈孝父母，出则不长弟乡里。居处无节，出入无度，男女无别。使治官府则盗窃，守城则倍畔，君有难则不死，出亡则不从。使断狱则不中，分财则不均。与谋事不得，举事不成，入守不固，出诛不强。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失措其国家，倾覆其社稷者，已此故也。何则？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。

现在王公大人也想效法古人为政，尊敬贤者，任用能者，给他们高的爵位，但俸禄却不随着增加。爵位高而没有相应的俸禄，人民不会相信的，说：“这不是真正的爱我，不过是假借虚名来使用我罢了。”象这样既然被假借利用，人民怎能亲附君上呢？所以先王说：“贪于权位的，不能把政事分给别人；重视财货的，不能把俸禄分给别人。”政事既不让人参与，俸禄又不分给别人，请问天底下的贤人，怎么会到王公大人的旁边来呢？如果贤人不来到王公大人的旁边，那就有不肖的人在左右了。不肖的人在左右，则他们所称赞的不会是真贤，所惩罚的也不会是真暴。王公大人遵从这些人以治理国家，那么所赏的也一定不会是真贤，所罚的也一定不会是真暴。如果所赏非贤，所罚非暴，那么做贤人的得不到勉励，而作恶的人也得不到阻止了。所以在家不知道孝顺父母，出外不懂得敬重乡里。居处没有节制，出入没有限度，男女没有区别，使他治理官府就会偷窃，使他守城就会背叛，君上有难不肯献身，出亡不肯追随。使他判案则不当，分财则不均，和他谋事不得当，让他办事无所成，让他防守不坚固，让他征伐不坚强。所以象从前三代暴君桀、纣、幽、厉等所以损失其国家，倾覆其社稷，就是这个原故。为什么呢？他们都只明了小事而不明了大事。

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，必藉良工；有一牛羊不能杀也，必藉良宰。故当若之二物者，王公大人未失以尚贤使能为政也。逮至其国家之乱，社稷之危，则不知使能以治之。亲戚则使之，无故富贵，面目佼好则使之。夫无故富贵，面目佼好则使之，岂必智且有慧哉？若使之治国家，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，国家之乱，既可得而知巳。

现在的王公大人，有一件衣裳不能制作，必定要借助好的工匠，有一只牛羊不能宰杀，必定要借助好的屠夫，所以遇着上面这两种事情，王公大人也未尝不知道以尚贤使能为重，而一到国家丧乱，社稷倾危，就不知道尚贤使能以治理它。凡是亲戚就任用他，凡是无缘无故得到富贵的，面目生得美丽的就任用他。那些无缘无故得到富贵的，面目生得美丽的就任用，难道这些人都很有智慧吗？如果使他们治理国家，那是使不聪明的人治理国家呀！国家的混乱也就可以知道的了。

且夫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，其心不察其知，而与其爱。是故不能治百人者，使处乎千人之官；不能治千人者，使处乎万人之官，此其故何也？曰：处若官者，爵高而禄厚，故爱其色而使之焉！夫不能治千人者，使处乎万人之官，则此官什倍也。夫治之法将日至者也，日以治之，日不什修，知以治之，知不什益。而予官什倍，则此治一而弃其九矣。虽日夜相接，以治若官，官犹若不治。此其故何也？则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也。故以尚贤使能为政而治者，夫若言之谓也；以下贤为政而乱者，若吾言之谓也。今王公大人中实将欲治其国家，欲修保而勿失，胡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？

再说王公大人因爱一个人的美貌而任用他，心中并不察知他的智慧而给他以宠爱，所以不能治理百人的，竟让他做一千个人的官；不能治理千人的，竟让他做一万个人的官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：做这种官的人，爵位高而俸禄厚，只因爱其美色而给他这个职位。不能治理一百人的，让他做一千人的官；不能治理一千人的，让他做一万人的官，这是授予的官职超过其能力的十倍了。治理国家的原则是，每天都必须去治理。一天的时间不能延长十倍，而其治事的智能也不能增加十倍，那么，这样一来，他就只能治理其中的一份而放弃其他九份了。即使日夜不停地治理官事，官事仍然治不好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王公大人不明白尚贤使能的缘故呀！所以，因尚贤使能为政而大治的，所说的就是上面这样的话。因下贤不使能为政而混乱的，就象我所说的一样。现在的王公大人，心中真正想治理国家，为什么不去体察尚贤为政这些根本呢？

且以尚贤为政之本者，亦岂独子墨子之言哉？此圣王之道，先王之书，距年之言也。传曰：“求圣君哲人，以裨辅而身。”《汤誓》曰：“聿求元圣，与之戮力同心，以治天下。”则此言圣之不失以尚贤使能为政也。

再说以尚贤使能作为政治的根本，又岂止是墨子这样说的呢？这原是圣王的道理，先王的书，老年人的话。传记说：“求圣君和哲人，以辅助你身。”《汤誓》说：“求到大圣，和他戮力同心，以治天下。”这些都说明圣人不放弃以尚贤使能治理国家。

故古者圣王唯能审以尚贤使能为政，无异物杂焉，天下皆得其利。古者舜耕历山，陶河濒，渔雷泽。尧得之服泽之阳，举以为天子，与接天下之政，治天下之民。伊挚，有莘氏女之私臣，亲为庖人。汤得之，举以为己相，与接天下之政，治天下之民。傅说被褐带索，庸筑乎傅岩。武丁得之，举以为三公，与接天下之政，治天下之民。此何故始贱卒而贵，始贫卒而富？则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。是以民无饥而不得食，寒而不得衣，劳而不得息，乱而不得治者。

所以古时圣王只因能以尚贤使能治理政事，没有其他事情掺杂在内，因此天下都得其好处。古时舜在历山耕地，在河滨制陶器，在雷泽捕鱼，尧帝在服泽之阳找到他，选拔他作天子，让他掌管天下的政事，治理天下的人民。伊尹本是有莘氏的陪嫁私臣，身为厨子，汤得到他，任用他为宰相，让他掌管天下的政事，治理天下的人民。傅说身穿粗布衣，围着绳索，在傅岩受佣筑墙，武丁得到他，任用他为三公，让他掌管天下的政事，治理天下的人民，他们为什么始贱终贵，始贫终富呢？是因为王公大人懂得以尚贤使能治理国政。所以人民没有饥不得食，寒不得衣，劳不得息，乱不得治的。

故古圣王以审以尚贤使能为政，而取法于天。虽天亦不辩贫富、贵贱、远迩、亲疏，贤者举而尚之，不肖者抑而废之。

所以古时的圣王能审慎地以尚贤使能治理国政，而取法于天。只有天不分贫富贵贱，远近亲疏，凡贤人就选拔而重用他，不肖的人就抑制而废弃他。

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？曰：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。所以得其赏何也？曰：其为政乎天下也，兼而爱之，从而利之，又率天下之万民，以尚尊天事鬼，爱利万民。是故天、鬼赏之，立为天子，以为民父母，万民从而誉之“圣王”，至今不已。则此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也。

既然这样，那么，那些富贵而行仁政的人，又有哪些人得到上天的赏赐呢？回答说：象从前的圣王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等都是。他们又怎样得到赏赐呢？回答说：他们治理天下，能够相爱互利，又率领天下万民崇尚尊天事鬼，爱利人民。所以天地鬼神赏赐他们，立他们为天子，做人民的父母，人民从而称赞他们为“圣王”，至今不息。这就是富贵事贤而得到赏赐的。

然则富贵为暴以得其罚者谁也？曰：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曰：其为政乎天下也，兼而憎之，从而贼之，又率天下之民以诟天侮鬼，贼傲万民。是故天、鬼罚之，使身死而为刑戳，子孙离散，室家丧灭，绝无后嗣，万民从而非之曰“暴王”，至今不已。则此富贵为暴而以得其罚者也。

那么富贵行暴而得到惩罚的又有哪些人呢？回答说：象从前三代的暴君桀、纣、幽、厉就是。怎么知道呢？回答说：他们统治天下，互相仇恨和残害，又率领天下的人民咒骂上天，侮慢鬼神，残害万民。所以上天鬼神给他们惩罚，使他们本身被刑戮，子孙离散，家室毁灭，没有后代，万民从而毁骂他们为“暴王”，至今不息。这就是富贵行暴得到惩罚的。

然则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谁也？曰：若昔者伯鲧，帝之元子，废帝之德庸，既乃刑之于羽之郊，乃热照无有及也，帝亦不爱。则此亲而不善以得其罚者也。

那么，亲的人行为不善，而得到惩罚的又有谁呢？回答说：象从前的伯鳏，是帝颛顼的长子，败坏了帝的功德，不久就被诛杀于羽郊，那是日月所照不及之处，帝也不爱他。这就是亲近的人行为不善而得到惩罚的。

然则天之所使能者谁也？曰：若昔者禹、稷、皋陶是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先王之书《吕刑》道之，曰：“皇帝清问下民，有辞有苗，曰：”群后之肆在下，明明不常，鳏寡不盖。德威维威，德明维明。乃名三后，恤功于民。伯夷降典，哲民维刑；禹平水土，名山川；稷隆播种，农殖嘉谷。三后成功，维假于民。”则此言三圣人者，谨其言，慎其行，精其思虑；索天下之隐事遗利，以上事天，则天乡其德；下施之万民，万民被其利，终身无已。故先王之言曰：“此道也，大用之天下则不窕，小用之则不困，修用之则万民被其利，终身无已。”

那么，天所使用贤能的有谁呢？回答说：象从前禹、稷、皋陶就是。怎么知道这样呢？先王之书《吕刑》说过：“尧帝询问人民所患，人民都回答有苗为害。帝尧说：‘各位君主以及在下执事之人，凡是有德之人即可显用，鳏寡之人也没有关系。出于崇高品德的威严才是真正的威严，出于崇高品德的明察才是真正的明察。’于是命令伯夷、禹、稷三君，忧虑勤劳民事：伯益制定典礼，使人民效法哲人；禹平治水土，制定山川的名称；稷教民播种，让人民努力耕种粮食。这三君的成功，使人民大受其福。”这说的是三位圣人，谨言慎行，精心考虑，去求索天下没有被发现的事物和被遗忘的利益。以此上奉于天，天即享用其德；以此下施于万民，万民即蒙受其利，终身不止。所以先王的话说：“这种道，用到治天下这大处来说就不会缺损；用到小处来说，也不会困塞。长久用它，则万民受其利，终身不止。”

《周颂》道之曰：“圣人之德，若天之高，若地之普，其有昭于天下。若地之固，若山之承，下坼不崩。若日之光，若月之明，与天地同常。”则此言圣人之德，章明博大，埴固以修久也。故圣人之德，盖总乎天地者也。

《周颂》曾说过：“圣人的德行，象天一样高，象地一样广，光照于天下；象日一样光明，象月一样明朗，象天地一样长久。”这说的是圣人的德行彰明博大，坚牢而长久。所以圣人之德，总合天地之美德。

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、正诸侯，夫无德义，将何以哉？其说将必挟震威强，今王公大人将焉取挟震威强哉？倾者民之死也！民生为甚欲，死为甚憎。所欲不得而所憎屡至。自古及今，未尝能有以此王天下，正诸侯者也。今大人欲王天下，正诸侯，将欲使意得乎天下，名成乎后世，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？此圣人之厚行也。

现在的王公大人要统治天下，为诸侯之长，没有德义，那依靠什么呢？他们说必用威力和强权。现在王公大人将会从使用威力强权中得到什么呢？它必然把人民引上倾毁死亡之路。人民对生都十分爱惜，对死都十分憎恨。他们得不到自己所希求的，而常常得到所厌恶的。从古到今，绝对没有以这种方式统一天下、称霸诸侯的。现在王公大人想统一天下，称霸诸侯，将要使自己得志于天下，成名于后世，为什么不看到尚贤这一为政之根本呢？这是圣人崇高的品行所在。

子墨子言曰：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国家之富也，人民之众也，刑法之治也。然而不识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，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。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贤为政之本也，则不能毋举物示之乎？

墨子说：天下的王公大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富足，人民众多，政治安定。但却不知道以尚贤作为对国家百姓为政的原则。王公大人从来就不知道尚贤是政治的根本。如果王公大人从来不知道尚贤这一治理政事的根本，我们就不能举出事例来开导他吗？

今若有一诸侯于此，为政其国家也，曰：“凡我国能射御之士，我将赏贵之；不能射御之士，我将罪贱之。”问于若国之士，孰喜孰惧？我以为必能射御之士喜，不能射御之士惧。我赏因而诱之矣，曰：“凡我国之忠信之士，我将赏贵之；不忠信之士，我将罪贱之。”问于若国之士，孰喜孰惧？我以为必忠信之士喜，不忠信之士惧。今惟毋以尚贤为政其国家百姓，使国为善者劝，为暴者沮，大以为政于天下，使天下之为善者劝，为暴者沮，然昔吾所以贵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，何故以哉？以其唯毋临众发政而治民，使天下之为善者可而劝也，为暴者可而沮也。然则此尚贤者也，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同矣。

现在假定这里有一个诸侯，在他的国家治理政事，说道：“凡是我国能射箭和驾车的人，我都将奖赏和尊贵他；不能射箭和驾车的人，我都将治罪和贱视他。”试问这个国家的人士，谁高兴谁害怕呢？我认为必定是善于射箭驾车的人高兴，不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害怕。我曾顺着前一假设进一步申说：“凡是我国忠信之人，我都将奖赏和尊贵他；不忠不信的人，我都将治罪和贱视他。”试问这个国家的人士，谁高兴谁害怕呢？我认为必定是忠信的人高兴，不忠不信的人害怕。现在对自己的国家人民采取尚贤政治，使一国为善的人受到勉励，行暴的人受到阻止，大之行使政治于天下，使天下为善的人受到勉励，行暴的人受到阻止。我以前所以看重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，是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他面对民众发布政令以治理人民，使天下为善的人可以受到勉励，行暴的人可以受到阻止。这就是尚贤，它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是相同的。

而今天下之士君子，居处言语皆尚贤；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，莫知尚贤而使能。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，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。何以知其然乎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财不能杀，必索良宰；有一衣裳之财不能制，必索良工，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，虽有骨肉之亲，无故富贵，面目美好者，实知其不能也，不使之也。是何故？恐其败财也。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，则不失尚贤而使能。王公大人，有一罢马不能治，必索良医；有一危弓不能张，必索良工。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，虽有骨肉之亲，无故富贵、面目美好者，实知其不能也，必不使。是何故？恐其败财也。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，则不失尚贤而使能。逮至其国家则不然，王公大人骨肉之亲，无故富贵、面目美好者则举之，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，不若亲其一危弓、罢马、衣裳、牛羊之财与？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，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。此譬犹喑者而使为行人，聋者而使为乐师。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，其所富，其所贵，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，无故富贵，面目美好者也。

而今天下的士君子，平时言谈都知道尚贤，而一到他们面对民众发布政令以治理人民，就不知道尚贤使能了。我由此知道天下的士君子，只懂得小道理而不懂得大道理。怎么知道这样呢？现在的王公大人有一只牛羊不会杀，一定去找好的屠夫；有一件衣裳不会做，一定去找好的工匠。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，虽然有骨肉之亲，和无缘无故得到富贵者，以及面貌美丽的人，如果确实知道他们没有能力，就不会让他去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担心损失自己的财物。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，尚不失为一个尚贤使能的人。王公大人有一匹病马不能治，一定要找好的兽医，有一张坏弓拉不开，一定要找好的工匠，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，虽然有骨肉之亲，和无缘无故得到富贵者，以及面貌美丽的人，如果确实知道他们没有能力，就不会使他去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担心损失自己的财物。当王公大人在此之时，尚不失为一个尚贤使能的人。但一到他治理国家就不这样了。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，无缘无故富贵以及面貌美丽的人，就举用他。如此看来，则王公大人爱他自己的国家，还不如爱他的一张坏弓、一匹病马、一件衣裳、一只牛羊 ？我因此知道天下的士君子只看到小处，没有看到大处。这就好像一个哑巴去充当外交人员，一个聋子去充当乐师一样。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，他所富所贵的，未必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，和无故富贵者，以及面貌美丽的人。

是故昔者舜耕于历山，陶于河濒，渔于雷泽，灰于常阳。尧得之服泽之阳，立为天子。使接天下之政，而治天下之民。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，使为庖人。汤得而举之，立为三公，使接天下之政，治天下之民。昔者傅说居北海之洲，圜土之上，衣褐带索，庸筑于傅岩之城。武丁得而举之，立为三公，使之接天下之政，而治天下之民。是故昔者尧之举舜也，汤之举伊尹也，武丁之举傅说也，岂以为骨肉之亲，无故富贵，面目美好者哉？惟法其言，用其谋，行其道，上可而利天，中可而利鬼，下可而利人。是故推而上之。

所以，从前舜在历山下耕田，在河滨制陶器，在雷泽捕鱼，在常阳烧制石灰。尧在服泽之地得到他，立他为天子，让他接管天下的政事，治理天下的人民。从前伊尹是有莘氏女的私臣，让他作厨师，汤得到并举用他，立他为三公，使他接管天下的政事，治理天下的百姓。从前傅说住在北海之洲的牢狱之中，穿着粗布衣，围着绳索，像奴仆一样在傅岩筑城，武丁得到并举用他，立他为三公，使他接管天下的政事，治理天下的人民。由此看来，从前尧举用舜，汤举用伊尹，武丁举用傅说，难道是因为他们是骨肉之亲、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吗？那只是仿照他们的话去做，采用他们的谋略，实行他们的主张，从而上可以有利于天，中可以有利于鬼，下可有利于人，所以把他们选拔上去。

古者圣王既审尚贤，欲以为政。故书之竹帛，琢之盘盂，传以遗后世子孙。于先王之书《吕刑》之书然：王曰：“于！来！有国有土，告女讼刑，在今而安百姓，女何择言人？何敬不刑？何度不及？”能择人而敬为刑，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可及也。是何也？则以尚贤及之。于先王之书、竖年之言然，曰：“晞夫圣武知人，以屏辅而耳。”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，必选择贤者，以为其群属辅佐。

古时的圣王既已明白了尚贤的道理，想以此为政，所以把它写在竹帛、雕在槃盂上，相传而遗留给后世子孙。在先王留下的书《吕刑》中这样记载：王说：“呵！来！有国家有领土的人，告诉你们用刑之道。在现今你们要安抚百姓，你们除了贤人，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？除了刑罚，还有什么可慎重的呢？还有什么考虑，不能达到呢？”能选择人而敬重叫作刑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就可以达到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可以通过尚贤而达到。在先王之书、老人的话中这样说到：“寻求圣人、武人、智人，来辅佐你自身。”这是说先王治理天下，一定要选择贤能的人，做他的僚属辅佐。

曰：今也天下之士君子，皆欲富贵而恶贫贱。曰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？莫若为贤，为贤之道将奈何？曰：有力者疾以助人，有财者勉以分人，有道者劝以教人。若此，则饥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乱者得治。若饥则得食，寒则得衣，乱则得治，此安生生。

现在天下的士君子，都希望富贵而厌恶贫贱。试问，你怎么做才能得到富贵而避免贫贱呢？最好是做贤人。那做贤人的道理又是怎样的呢？回答说：有力气的赶快助人，有钱财的努力分人，有道的人勉力教人。如此，饿的人就可以得到食，冷的人就可以得到衣，混乱的就可以得到治理。如果饿的人可以得到食，冷的人可以得到衣，混乱的可以得到治理，这就可以使人各安其生。

今王公大人，其所富，其所贵，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、无故富贵、面目美好者也。今王公大人骨肉之亲、无故富贵、面目美好者，焉故必知哉？若不知，使治其国家，则其国家之乱，可得而知也。

现在的王公大人，他所富的所贵的，都是王公大人们的骨肉之亲、无缘无故富贵以及面貌美丽的人，这样的人怎能一定聪明呢？如果不聪明，让他治理国家，那么国家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今天下之士君子，皆欲富贵而恶贫贱，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哉？曰：莫若为王公大人骨肉之亲、无故富贵、面目美好者。王公大人骨肉之亲、无故富贵、面目美好者，此非可学能者也。使不知辩，德行之厚，若禹汤文武，不加得也；王公大人，骨肉之亲，躄喑聋暴为桀纣，不加失也。是故以赏不当贤，罚不当暴。其所赏者，已无故矣；其所罚者。亦无罪。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体，沮以为善，垂其股肱之力，而不相劳来也；腐臭余财，而不相分资也；隐匿良道，而不相教诲也。若此则饥者不得食，寒者不得衣，乱者不得治。

现在天下的士君子，都希望富贵而厌恶贫贱，可是你要怎样才能得到富贵而避免贫贱呢？（他们必定）说：最好是做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、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。然而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、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美丽的人，却并不是学得到的。假使不知分辨的话，即使德行醇厚如禹、汤、文、武，也不会得到任用；而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，即使是跛、哑、聋、瞎，乃至暴虐如桀纣，也不会加以抛弃。因此，赏的不会是贤人，罚的不会是暴人。他所赏的人是没有功的，所罚的也是没有罪的。所以使百姓人心涣散，阻止他们向善：怠惰他们的肢体，而不相互勉励帮助；使多余的财物腐臭变质，而不相互资助；隐藏自己好的学问，而不相互教导。如此，饥饿的人就不会得食，寒冷的人就不会得衣，混乱的状况就不会得到治理。

推而上之以，是故昔者尧有舜，舜有禹，禹有皋陶，汤有小臣，武王有闳夭，泰颠，南宫括，散宜生，而天下和，庶民阜。是以近者安之，远者归之。日月之所照，舟车之所及，雨露之所渐，粒食之所养，得此莫不劝誉。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，中实将欲为仁义，求为上士，上欲中圣王之道，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，故尚贤之为说，而不可不察此者也。尚贤者，天、鬼、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。

所以从前尧有舜，舜有禹，禹有皋陶，汤有伊尹，武王有闳夭、泰颠、南宫括、散宜生，从而天下太平，人民富足。因此，近的人安于其居，远的人前来归附。凡是日月所照、舟车所至、雨露所滋润、谷食所养活的人们，得到这些贤人，无不相互劝勉和鼓励。假如现今天下的王公大人及士君子，心中真想行仁义，求做上士，上则想适合圣王之道，下则想符合国家与百姓之利，那就不可不认真考虑尚贤这一说法了。（总之），尚贤是天帝、鬼神、百姓的利益所在，也是政事的根本。

尚同

子墨子言曰：古者民始生，未有刑政之时，盖其语，人异义。是以一人则一义，二人则二义，十人则十义。其人兹众，其所谓义者亦兹众。是以人是其义，以非人之义，故交相非也。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，离散不能相和合；天下之百姓，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。至有余力，不能以相劳；腐朽余财，不以相分；隐匿良道，不以相教。天下之乱，若禽兽然。

墨子说：古时人类刚刚诞生，还没有刑法政治的时候，人们用言语表达的意见，也因人而异。所以一人就有一种意见，两人就有两种意见，十人就有十种意见。人越多，他们不同的意见也就越多。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意见对而别人的意见错，因而相互攻击。所以在家庭内父子兄弟常因意见不同而相互怨恨，使得家人离散而不能和睦相处。天下的百姓，都用水火毒药相互残害，以致有余力的人不能帮助别人；有余财者宁愿让它腐烂，也不分给别人；有好的道理也自己隐藏起来，不肯教给别人，以致天下混乱，有如禽兽一般。

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，生于无政长。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，立以为天子。天子立，以其力为未足，又选天下之贤可者，置立之以为三公。天子、三公既以立，以天下为博大，远国异土之民，是非利害之辩，不可一二而明知，故画分万国，立诸侯国君。诸侯国君既已立，以其力为未足，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，置立之以为正长。

明白了天下产生混乱的原因，是没有行政长官，所以就要选择天下的贤良且可任以政务的人来，拥立其为天子。天子确立了，因为他的力量还不够，又选择天下的贤良且可任以政务的人来，立为三公。天子和三公都已经确立了,又因为天下广大，远方异国的人民，对于是非利害的区别,不可能一一明白，所以再划分许多国家，设立诸侯与国君。诸侯、国君确立后，因为他的力量还不够，又选择诸侯国里的贤良且可任以政务的人来，设立为行政长官。

正长既已具，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，言曰：“闻善而不善，皆以告其上。上之所是，必皆是之，所非，必皆非之。上有过则规谏之，下有善则傍荐之。上同而不下比者，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。意若闻善而不善，不以告其上；上之所是弗能是，上之所非弗能非；上有过弗规谏，下有善弗傍荐；下比不能上同者，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。”上以此为赏罚，甚明察以审信。

行政长官具备后，天子就向天下百姓发布政令，说：(你们)不论听到好的和不好的意见，都要报告给自己的上级。上级认为对的，大家都一定也要认为对：上级认为不对的，大家也都必须认为不对。上级有过失就要规谏，下面的人有好的言行就要访求并举荐。与上级一致而不在下面结党营私，这是上级所称赏而下面所赞誉的做法。假如听到好的和不好的意见，却不报告给上级，上级所认为对的却认为不对，上级所认为错的却认为没错，上级有过失不能规谏，下面的人有好的言行却不能访求举荐，下面结党而不能与上级一致的，这是上级所要责罚，而且百姓也要非议的做法。上级用这个原则来进行赏罚，就能明察秋毫而且符合实际。

是故里长者，里之仁人也。里长发政里之百姓，言曰：“闻善而不善，必以告其乡长。乡长之所是，必皆是之；乡长之所非，必皆非之。去若不善言，学乡长之善言；去若不善行，学乡长之善行。”则乡何说以乱哉。察乡之所治者何也？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，是以乡治也。

所以，里长是一里内的仁人。里长向一里的百姓发布政今说：不论听到好的和不好的意见，一定要报告给乡长，乡长认为对的，大家都一定也要认为对：乡长认为不对的，太家也都必须认为不对，去掉你们不正确的言论，学习乡长正确的言论;去掉你们不正确的行为，学习乡长正确的行为。那么一个乡还有什么理由混乱呢？考察一个乡之所以治理得好是什么原因呢？唯有乡长能统一全乡人的意愿，所以一乡就得到治理了。”

乡长者，乡之仁人也。乡长发政乡之百姓，言曰：“闻善而不善者，必以告国君。国君之所是，必皆是之；国君之所非，必皆非之。去若不善言，学国君之善言；去若不善行，学国君之善行。”则国何说以乱哉？察国之所以治者何也？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，是以国治也。

乡长是一乡内的仁人。乡长向一乡的百姓发布政令，说：不论听到好的和不好的意见，一定要报告给国君。国君认为对的，大家都一定也要认为对;国君认为不对的，大家也都必须认为不对。去掉你们不正确的言论，学习国君正确的言论;去掉你们不正确的行为，学习国君正确的行为。那么一个国还有什么理由混乱呢？考察一个国之所以治理得好是什么原因呢？唯有国君能统一全国人的意愿，所以一国就得到治理了。

国君者，国之仁人也。国君发政国之百姓，言曰:“闻善而不善，必以告天子。天子之所是，皆是之；天子之所非，皆非之。去若不善言，学天子之善言；去若不善行，学天子之善行。”则天下何说以乱哉？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，是以天下治也。

国君是一国内的仁人。国君向一国的百姓发布政令，说：不论听到好的和不好的意见，一定要报告给天子。天子认为对的，大家都一定也要认为对；天子认为不对的，大家也都必须认为不对。去掉你们不正确的言论，学习天子正确的言论：去掉你们不正确的行为，学习天子正确的行为。那么天下还有什么理由混乱呢？考察天下之所以治理得好是什么原因呢？唯有天子能统一全天下人的意愿，所以全天下就得到治理了。

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，而不上同于天，则灾犹未去也。今若天飘风苦雨，溱溱而至者，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。是故子墨子言曰：“古者圣王为五刑，请以治其民。譬若丝缕之有纪，罔罟之有纲，所以连收天下之百姓，不尚同其上者也。”

天下的老百姓如果都向上统一于天子，而不向上统一于天的意志，那么灾祸就还没有完全离去。现在如果上天让大风与暴雨频频到来，这就是上天对于不向上统一于天的意志的百姓的惩罚。所以墨子说:古代圣王制定了五种刑罚，诚然是用来治理人民的。就好像丝线有头绪，渔猎的网有纲，是用来收束那些不向上统一于上级的百姓一样。”

子墨子曰：方今之时，复古之民始生，未有正长之时，盖其语曰，天下之人异义，是以一人一义，十人十义，百人百义。其人数兹众，其所谓义者亦兹众。是以人是其义，而非人之义，故相交非也。内之父子兄弟作怨雠，皆有离散之心，不能相和合。至乎舍余力，不以相劳；隐匿良道，不以相教；腐朽余财，不以相分。天下之乱也，至如禽兽然。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、父子兄弟之礼，是以天下乱焉。

墨子说：从现在回头考察古代人类刚刚诞生，还没有行政长官的时候，他们的说法是：“天下各人的意见不一样。”所以一人有一种意见，十人有十种意见，百人有百种意见。人数越多，意见也就越多。所以每人都认为自己的意见对，而认为别人的意见错，因而相互攻击。在家内父子兄弟相互怨恨，都有离散之心，不能和睦相处。以致有余力的不愿意帮助别人；把好的道理隐藏起来，不愿意指教别人；让多余的财物腐烂，也不愿意分给别人，因此天下混乱，如同禽兽一般，没有君臣上下长幼的区别，没有父子兄弟之间的礼节，因此天下大乱。

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，而天下乱也，是故选择天下贤良、圣知、辩慧之人，立以为天子，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。天子既以立矣，以为唯其耳目之请，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，是故选择天下赞阅贤良、圣知、辩慧之人，置以为三公，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。天子三公既巳立矣，以为天下博大，山林远土之民，不可得而一也。是故靡分天下，设以为万诸侯国君，使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。国君既已立矣，又以为唯其耳目之请，不能一同其国之义，是故择其国之贤者，置以为左右将军大夫，以至乎乡里之长，与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。

明白了没有行政长官来统一天下的意见，天下就会大乱，所以人们就选择天下贤良、聪明而口才好的人，推举他立为天子，使他从事于统一天下的意见。天子已立，认为仅仅依靠自己耳闻目见的情况，不能独自统一天下的意见，所以又选择考察天下贤良、聪明而口才好的人，推举他为三公，参与从事统一天下的意见。天子、三公已经立定了，又因天下地域太广，远方山野的百姓，不可能统一，所以划分天下，设立了数以万计的诸侯国君，让他们从事于统一他们各国的意见。国君既已立定了，又因但靠他一人的耳目所及，尚不能统一一国的意见，所以又在他们国内选择一些贤人，立为国君左右的将军、大夫，以及远至乡里之长，让他们参加从事统一国内的意见。

天子、诸侯之君、民之正长，既已定矣，天子为发政施教曰：“凡闻见善者，必以告其上；闻见不善者，亦必以告其上。上之所是，必亦是之；上之所非，必亦非之。己有善，傍荐之；上有过，规谏之。尚同义其上，而毋有下比之心。上得则赏之，万民闻则誉之。意若闻见善，不以告其上；闻见不善，亦不以告其上。上之所是不能是，上之所非不能非。己有善，不能傍荐之；上有过，不能规谏之。下比而非其上者，上得则诛罚之，万民闻则非毁之。”故古者圣王之为刑政赏誉也，甚明察以审信。是以举天下之人，皆欲得上之赏誉，而畏上之毁罚。

天子、诸侯国君、百姓的行政长官既已立定，天子就发布政令，说：“凡听到或看到善，必须报告给上面；凡听到或看到不善，也必须报告给上面。上面认为是对的，必须也认为对；上面认为是错的，也必须认为错。自己有好的计谋，就广泛地献给上面；上面有过失，就加以规谏。与上面意见一致，而不要有与下面勾结的私心。这样，上面得知就会赏赐他，万民听见了就会赞美他。假如听到或看到善，而不报告给上面；凡听到或看到不善，也不报告给上面。上面认为对的，不肯说对，上面认为错的，不肯说错。自己有好的计谋，不能广泛地献给上面；上面有过失，也不能予以规谏。与下面勾结而非毁上面。凡此等人，上面得知就要诛罚他，万民听见了就要非议他。”所以古时圣王制定刑法赏誉，都非常明察、可靠。因此凡是天下的百姓，都希望得到上面的赏赐赞扬，而害怕上面的非毁与惩罚。

是故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。里长既同其里之义，率其之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，曰：“凡里之万民，皆尚同乎乡长而不敢下比，乡长之所是，必亦是之；乡长之所非，必亦非之。去而不善言，学乡长之善言；去而不善行，学乡长之善行。”乡长固乡之贤者也，举乡人以法乡长，夫乡何说而不治哉？察乡长之所以治乡者，何故之以也？曰：唯以其能一同其乡之义，是以乡治。

所以里长顺从天子的政令，使他这一里内意见一致。里内的意见一致了，又率领里内的百姓向上与乡长意见一致，说：“凡里内的百姓，都应该和乡长统一，而不敢与下面勾结。乡长认为是对的，大家都必须认为对；乡长认为错的，大家也都必须认为错。去掉你们不好的话，学习乡长的好话；去掉你们不好的行为，学习乡长的好行为。”乡长本是乡内的贤人。如果全乡人都能效法乡长，还能说乡内会治不好吗？考察之所以能把乡内治好，是什么缘故呢？回答说：只因为他能使全乡意见一致，所以乡内就治理好了。

乡长治其乡而乡既已治矣，有率其乡万民，以尚同乎国君，曰：“凡乡之万民，皆上同乎国君而不敢下比。国君之所是，必亦是之；国君之所非，必亦非之，去而不善言，学国君之善言；去而不善行，学国君之善行。”国君固国之贤者也，举国人以法国君，夫国何说而不治哉？察国君之所以治国，而国治者，何故之以也？曰：唯以其能一同其国之义，是以国治。

乡长治理他的乡，而乡内已经治理好了，又率领他乡内的万民，以上同于国君，说：“凡是乡内的万民，都应上同于国君，而不可与下面勾结。国君认为是对的，大家也必须认为对；国君认为错的，大家也必须认为错。去掉你们不好的话，学习国君的好话；去掉你们不好的行为，学习国君的好行为。”国君本是一国之中的贤人，如果国中所有的人都能效法国君，那么还能说这一国会治不好吗？考察国君所以能把国内治好，是什么缘故呢？回答说：“只因为他能统一全国的意见，所以国内就治理好了。”

国君治其国而国既已治矣，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，曰：“凡国之万民，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。天子之所是，必亦是之；天子之所非，必亦非之。去而不善言，学天子之善言；去而不善行，学天子之善行。”天子者，固天下之仁人也，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，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？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，何故之以也？曰：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，是以天下治。

国君治理他本国，而国内已治理好了，又率领他国内的万民，以上同于天子，说：“凡是国内的万民，都应上同于天子，而不可与下面勾结。天子认为是对的，大家也必须认为对；天子认为错的，大家也必须认为错。去掉你们不好的话，学习天子的好话；去掉你们不好的行为，学习天子的好行为。”天子本是天下最仁爱的人，如果全天下的万民都能效法天子，那么还能说天下会治理不好吗？考察天子所以能把天下治理好，是什么缘故呢？回答说：“只因为他能统一天下的意见，所以天下就治理好了。

夫既尚同乎天子，而未上同乎天者，则天灾将犹未止也。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，雪霜雨露不时，五谷不孰，六畜不遂，疾灾戾疫，飘风苦雨，荐臻而至者，此天之降罚也，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。

已经做到向上服从天子，而还不能服从上天，那么天灾还会不止。假如遇到气候的寒热不调，雪霜雨露降得不合时令，五谷不熟，六畜不旺，疾疫流行，暴风久雨接二连三，这就是上天降下的惩罚，用以惩诫那些不愿上同于天的世人。

故古者圣王明、天鬼之所欲，而避天、鬼之所憎，以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是以率天下之万民，齐戒沐浴，洁为酒醴粢盛，以祭祀天、鬼。其事鬼神也，酒醴粢盛，不敢不蠲洁，牺牲不敢不腯肥，珪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，春秋祭祀，不敢失时几，听狱不敢不中，分财不敢不均，居处不敢怠慢。曰：其为正长若此，是故上者天、鬼有厚乎其为正长也，下者万民有便利乎其为政长也。天、鬼之所深厚而能疆从事焉，则天、鬼之福可得也。万民之所便利而能疆从事焉，则万民之亲可得也。其为政若此，是以谋事得，举事成，入守固，出诛胜者，何故之以也？曰：唯以尚同为政者也。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。

所以古时的圣王知道天帝鬼神喜欢什么，从而能避免天帝鬼神所憎恶的东西，以求（兴天下之利，除）天下之害，所以率领天下的万民，斋戒沐浴，预备了洁净而丰盛的酒饭，用来祭祀天帝鬼神。他们对鬼神的奉祀，酒饭不敢不洁净丰盛；牺牲不敢不肥壮硕大；珪璧币帛不敢不合乎大小标准；春秋二季的祭祀，不敢错过时间；审理狱讼，不敢不公正；分配财物，不敢不均匀；待人处事不敢怠慢礼节。这是说：他像这样当行政长官，在上的天帝鬼神优厚地看待他，在下的万民也便利他。天帝鬼神优厚地看待他，而他能努力办事，那么他就可以得到天帝鬼神的福了；万民便利他，而他能努力办事，那么他就可以得到万民的爱戴了。他以此治理政事，所以谋事得计，作事成功，守御坚固，出战胜利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回答说：只因为他在治理政事上能统一意见。所以古代圣王治理政事是这样的。

今天下之人曰：“方今之时，天下之正长犹未废乎天下也，而天下之所以乱者，何故之以也？”子墨子曰：“方今之时之以正长，则本与古者异矣。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。昔者圣王制为五刑以治天下，逮至有苗之制五刑，以乱天下，则此岂刑不善哉？用刑则不善也。是以先王之书《吕刑》之道曰：‘苗民否用练，折则刑，唯作五杀之刑，曰法。’则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，不善用刑者以为五杀，则此岂刑不善哉？用刑则不善，故遂以为五杀。是以先王之书《术令》之道曰：‘唯口出好兴戎。’则此言善用口者出好，不善用口者以为谗贼寇戎，则此岂口不善哉？用口则不善也，故遂以为谗贼寇戎。

现在天下的人说：“在今天，存在于普天之下的各种行政长官并未废除，而造成天下混乱的原因在哪里呢？”墨子说：“现在天下的行政长官，根本就和古代不同，就好像有苗族制订五刑那样。古代的圣王制定五刑，用来治理天下；等到有苗族制定五刑，却用来扰乱天下。这难道就是刑法不好吗？是刑法使用得不好。所以先王的书《吕刑》上这样记载：‘苗民不服从政令，就加之以刑。他们作了五种意在杀戮的刑罚，也叫作法。’这说的是善于用刑罚可以治理百姓，不善用刑罚就变成五杀了。这难道是刑法不好吗？是刑法使用得不好，所以就变成了五杀。所以先王的书《术令》（即《说命》）记载说：‘人之口，可以产生好事，也可以产生战争。’这说的就是善用口的，可以产生好事；不善用口的，就可以产生谗贼战争。这难道是口不好吗？是由于不善用口，所以就变成谗贼战争。”

故古者之置正长也，将以治民也。譬之若丝缕之有纪，而罔罟之有纲也，将以运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义也。是以先王之书《相年》之道曰：“夫建国设都，乃作後王君公，否用泰也。轻大夫师长，否用佚也。维辩使治天均。”则此语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，非高其爵，厚其禄，富贵佚而错之也。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，富贵贫寡，安危治乱也。故古者圣王之为若此。

所以古时候设置行政长官，是用来治理百姓的。就好像丝线有纪（线头）、网罟有纲一样，他们是用来收服天下淫暴之徒，并使之与上面协同一致的。所以先王的书、老年人的话说过：“建国设都，设立天子诸侯，不是让他骄奢淫佚的；而设卿大夫师长，也不是叫他们放纵逸乐的，乃是让他们分授职责，按公平之天道治理（百姓）。”这说的就是古时天帝鬼神建设国都，设置官长，并不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爵位，增加他们的俸禄，使他过富贵淫佚的生活，而是让他给万民兴利除害，使贫者富，使民少者众，使危者安，使乱者治。所以古代圣王的作为是这样的。

今王公大人之为刑政则反此，政以为便譬，宗于父兄故旧，以为左右，置以为正长。民知上置正长之非正以治民也，是以皆比周隐匿，而莫肯尚同其上。是故上下不同义。若苟上下不同义，赏誉不足以劝善，而刑罚不足以沮暴。何以知其然也？

现在的王公大人行使政事却与此相反：将宠幸的弄臣、宗亲父兄或世交故旧，安置在左右，都置立为行政长官。于是百姓知道天子设立行政长官并不是为了治理百姓，所以大家都结党营私，隐瞒良道，不肯与上面意见一致。因此，上面与下面对于事理的看法发生偏差。假如上面与下面意见不一致，那么赞赏不能勉励人向善，而刑罚也不能阻止暴行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

曰：上唯毋立而为政乎国家，为民正长，曰：“人可赏，吾将赏之。”若苟上下不同义，上之所赏，则众之所非。曰人众与处，于众得非，则是虽使得上之赏，未足以劝乎！上唯毋立而为政乎国家，为民正长，曰：“人可罚，吾将罚之。”若苟上下不同义，上之所罚，则众之所誉，曰人众与处，于众得誉，则是虽使得上之罚，未足以沮乎！若立而为政乎国家，为民正长，赏誉不足以劝善，而刑罚不沮暴，则是不与乡吾本言“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”同乎？若有正长与无正长之时同，则此非所以治民一众之道。

回答说：假定处在上位、管理着国家、作为百姓行政长官的人说：“这个人可以赏，我将赏他。”如果上面和下面意见不一致，上面所赏的人，正是大家所非议的人，说我们众人与他相处，众人都认为他不好。那么，这人即使得到上面的赏，也就不能起劝勉作用了！假定处在上位，管理着国家，作为百姓行政长官的人说：“这个人可以罚，我将要罚他。”如果上面和下面意见不一致，上面所罚的人，正是大家所赞誉的人，说我们众人与他相处，众人都赞誉他好。那么，这人即使得到惩罚，也不能阻止不善了！假定处在上位、管理着国家、作为百姓行政长官的人赞赏不能劝善，而刑罚又不能止暴，那不是与我前面说过的“百姓刚产生，没有长官之时”的情况一样了吗？如果有行政长官与没有行政长官的时候一样，那么这就不是用来治理百姓、统一民众的办法。

故古者圣王唯而审以尚同，以为正长，是故上下情请为通。上有隐事遗利，下得而利之；下有蓄怨积害，上得而除之。是以数千万里之外，有为善者，其室人未遍知，乡里未遍闻，天子得而赏之；数千万里之外，有为不善者，其室人未遍知，乡里未遍闻，天子得而罚之。是以举天下之人，皆恐惧振动惕栗，不敢为淫暴，曰：“天子之视听也神！”先王之言曰：“非神也。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，使人之吻助己言谈，使人之心助己思虑，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。”助之视听者众，则其所闻见者远矣；助之言谈者众，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；助之思虑者众，则其谈谋度速得矣；助之动作者众，即其举事速成矣。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，垂名于后世者，无他故异物焉，曰：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。

所以古代的圣王，因为能够审慎地统一民众的意见，立为行政长官，所以上下之情就沟通了。上面若有尚被隐蔽而遗置的利益，下面的人能够随时开发他，使他得到好处；下面若有蓄积的怨和害，上面也能够随时除掉他。所以远在数千或数万里之外，如果有人做了好事，他的家人还未完全知道，他的乡人也未完全听到，天子就已知道并赏赐他；远在数千或数万里之外，如果有人做了坏事，他的家人还未完全知道，他的乡人也未完全听到，天子就已知道并惩罚了他。所以所有天下的人，十分害怕和震动战栗，不敢做淫暴的事。说：“天子的视听如神。”先王说过这样的话：“不是神，只是能够使他人的耳目帮助自己视听；使他人的唇吻帮助自己言谈，使他人的心帮助自己思考，使他人的四肢帮助自己动作。”帮助他视听的人多，那么他的所见所闻就广大了；帮助他言谈的人多，那么他的声音所安抚范围就广阔了；帮助他思考的人多，那么计划很快就能实行了；帮助他动作的人多，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很快就能成功了。所以古代的圣人能够把事情办成功、名垂后世，没有别的其他原因，只是能够以上同的原则来行使政事。

是以先王之书《周颂》之道之曰：“载来见彼王，聿求厥章。”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以春秋来朝聘天子之庭，受天子之严教，退而治国，政之所加，莫敢不宾。当此之时，本无有敢纷天子之教者，《诗》曰：“我马维骆，六辔沃若，载驰载驱，周爰咨度。”又曰：“我马维骐，六辔若丝，载驰载驱，周爰咨谋。”即此语也。古者国君诸侯之闻见善与不善也，皆驰驱以告天子。是以赏当贤，罚当暴，不杀不辜，不失有罪，则此尚同之功也。是故子墨子曰：“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，请将欲富其国家，众其人民，治其刑政，定其社稷，当若尚同之不可不察，此之本也。”

所以先王的书《周颂》上曾说过：“始来见君王，寻求（车服礼仪等）文章制度。”这说的是古代的诸侯国君在每年的春秋二季，到天子的朝廷来朝聘，接受天子严厉的教令，然后回去治理他们的国家，因此政令所到之处，没有人敢不服。当这个时候，根本没有人敢变乱天子的教令，《诗经》上说：“我的马是黑色鬃毛的白马，六条马缰绳柔美光滑，在路上或快或慢地跑，在所到之处普遍地询访查问。”又说：“我的马是青黑色毛片的，六条马缰绳像丝一般光滑，在路上或快或慢地跑，在所到之处普遍地询问谋划。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古代的国君诸侯听见或看到好与坏的事情，都跑去报告天子。所以赏的正好是贤人，罚的正好是暴人，不杀害无辜，也不放过有罪，这就是上同带来的功效。所以墨子说：“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，如果真想使他们的国家富有，百姓众多，刑政治理，国家安定，就不可不考察上同，因为这是为政的根本。”

子墨子言曰：“知者之事，必计国家百姓所以治者而为之，必计国家百姓之所以乱者而辟之。”然计国家百姓之所以治者，何也？上之为政，得下之情则治，不得下之情则乱。何以知其然也？上之为政，得下之情，则是明于民之善非也。若苟明于民之善非也，则得善人而赏之，得暴人而罚之也。善人赏而暴人罚，则国必治。上之为政也，不得下之情，则是不明于民之善非也，若苟不明于民之善非，则是不得善人而赏之，不得暴人而罚之。善人不赏而暴人不罚，为政若此，国众必乱。故赏不得下之情，而不可不察者也。

墨子说道：“智者做事，必须考虑国家百姓所以治理的原因而行事，也必须考虑国家百姓所以混乱的根源而事先回避。”然而考虑国家百姓因之治理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居上位的人施政，能得到下面的实情则治理，不能得到下面的实情则混乱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居上位的施政，得到了下边实情，这就对百姓的善否很清楚。假若清楚百姓的善否，那么得到善人就奖赏他，得到暴人就惩罚他。善人受赏而暴人受罚，那么国家就必然治理。如果居上位的施政，不能得知下面的实情，这就是对百姓的善否不清楚。假若不清楚百姓的善否，这就不能得到善人而赏赐他，不能得到暴人而惩罚他。善人得不到赏赐而暴人得不到惩罚，象这样施政，国家民众就必定混乱。所以赏（罚）若得不到下面的实情，是不可不考察其后果的。

然计得下之情，将奈何可？故子墨子曰：“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，然后可矣！”何以知尚同一义之可而为政于天下也？然胡不审稽古之治为政之说乎？古者天之始生民，未有正长也，百姓为人。若苟百姓为人，是一人一义，十人十义，百人百义，千人千义。逮至人之众，不可胜计也；则其所谓义者，亦不可胜计。此皆是其义，而非人之义，是以厚者有斗，而薄者有争。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，是故选择贤者，立为天子。天子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天下，是以选择其次，立为三公。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，是以分国建诸侯。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，是以选择其次，立为卿之宰。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，是以选择其次，立而为乡长家君。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、诸侯、卿之宰，乡长、家君，非特富贵游佚而择之也，将使助治乱刑政也。故古者建国设都，乃立后王君公，奉以卿士师长，此非欲用说也，唯辩而使助治天明也。

然而考虑应该怎么样才可以获知下情呢？所以墨子说：“只有能用向上统一意见施政，这以后就可以了。”怎么知道向上统一意见，就可以在天下施政呢？这为什么不审察古代施政时的情况呢？古代上天开始生育下民，还没有行政长官的时候，百姓人各为主。如果百姓人各为主，这就一人有一个道理，十人有十个道理，百人有百个道理，千人有千人道理。及至人数多得不可胜数，那么他们所谓的道理也就多得不可胜数。这样人都认为自己的道理正确，而认为别人的道理不正确，因此严重的发生斗殴，轻微的发生争吵。所以上天希望统一天下的道理，因此就选择贤人立为天子。天子认为他的智慧能力不足单独治理天下，所以选择次于他的贤人立为三公。三公又认为自己的智慧能力不足单独辅佐天子，所以分封建立诸侯；诸侯又认为自己的智慧能力不足单独治理他国家的四境之内，因此又选择次于他的贤人，立为卿与宰；卿、宰又认为自己的智慧能力不足以单独辅佐他的君主，因此选择次于他的贤人，立为乡长、家君。所以古时天子设立三公、诸侯、卿、宰、乡长，家君，不只是让他们富贵游乐而选择他们，而是将使他们协助自己治理刑政。所以古时建国立都，就设立了帝王君主，又辅佐以卿士师长，这不是想用来取悦自己喜欢的人，只是分授职责，使他们助天明治。

今此何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？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？则是上下相贼也。何故以然？则义不同也。若苟义不同者有党，上以若人为善，将赏之，若人唯使得上之赏而辟百姓之毁；是以为善者必未可使劝，见有赏也。上以若人为暴，将罚之，若人唯使得上之罚，而怀百姓之誉；是以为暴者必未可使沮，见有罚也。故计上之赏誉，不足以劝善，计其毁罚，不足以沮暴。此何故以然？则义不同也。

现在为什么居人之上的人不能治理他的下属，居人之下的人不能事奉他的上级？这就是上下相互残害。什么原因会这样？就是各人的道理不同。假若道理不同的人双方有所偏私，上面认为这人为善，将赏赐他。这人虽然得到了上面的赏赐，却免不了百姓的非议，因此，为善的人未必因此而得到勉励，虽然人们看到有赏赐。上面认为这人行暴，将惩罚他，此人虽得到了上司的惩罚，却怀有百姓的赞誉，因此，行暴的人未必可使停止，虽然人们看到了惩罚。所以计议上面的赏赐赞誉，不足以勉励向善，计议上面的非毁惩罚，不足以阻止暴行。这是什么原故使之如此呢？就是各人道理不同。

然则欲同一天下之义，将奈何可？故子墨子言曰：然胡不赏使家君，试用家君发宪布令其家，曰：“若见爱利家者，必以告；若见恶贼家者，亦必以告。若见爱利家以告，亦犹爱利家者也，上得且赏之，众闻则誉之；若见恶贼家不以告，亦犹恶贼家者也，上得且罚之，众闻则非之。”是以遍若家之人，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，辟其毁罚。是以善言之?，不善言之；家君得善人而赏之，得暴人而之，善人之赏，而暴人之罚，则家必治矣。然计若家之所以治者，何也？唯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。

既然如此，那么想统一天下各人的道理，将怎么办呢？所以墨子说道：为何不试着使家君对他的下属发布政令说：“你们见到爱护和有利于家族的，必须把它报告给我，你们见到憎恨和危害家族的也必须把它报告给我。你们见到爱护和有利于家族的报告给我，也和爱护和有利家族一样，上面得知了将赏赐他，大家听到了将赞誉他。你们见到了憎害家族不拿来报告，也和憎害家族的一样，上面得知了将惩罚他，大家听到了将非议他。”以此遍告这全家的人。人们都希望得到长上的赏赐赞誉，而避免非议惩罚。所以，见了好的来报告，见了不好的也来报告。家君得到善人而赏赐他，得到暴人而惩罚他。善人得赏而暴人得罚，那么家族就会治理好。然而计议这一家治理得好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只是能以向上统一道理的原则治政之故。

家既巳治，国之道尽此巳邪？则未也。国之为家数也甚多，此皆是其家，而非人之家，是以厚者有乱，而薄者有争。故又使家君总其家之义，以尚同于国君，国君亦为发宪布令于国之众，曰：“若见爱利国者，必以告；若见恶贼国者，亦必以告。若见爱利国以告者，亦犹爱利国者也，上得且赏之，众闻则誉之；若见恶贼国不以告者，亦犹恶贼国者也，上得且罚之；众闻则非之。”是以遍若国之人，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，避其毁罚。是以民见善者言之，见不善者言之；国君得善人而赏之，得暴人而罚之。善人赏而暴人罚，则国必治矣。然计若国之所治者，何也？唯能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。

家已经治好了，治国的办法全都在此了吗？那还没有。国家之中的家数很多，它们都认为自己的家对而别人的家不对，所以严重的就发生动乱，轻微的就发生争执。所以又使家君总其家族的道理，用以上同于国君。国君也对国中民众发布政令说：“你们看到爱护和有利于国家的必定拿它来报告，你们看到憎恶和残害国家的也必定拿它来报告。你们看到爱护和有利于国家的把它上报了，也和爱护和有利国家的一样。上面得悉了将予以赏赐，大家听到了将予以赞誉。你们看到了憎恶和残害国家的不拿来上报，也和憎恶和残害国家的一样。上面得悉了将予以惩罚，大家听到了将予以非议。”以此遍告这一国的人。人们都希望得到长上的赏赐赞誉，避免他的非议惩罚，所以人民见到好的来报告，见到不好的也来报告。国君得到善人予以赏赐，得到暴人而予以惩罚。善人得赏而暴人得罚，那么国家必然治理好。然而计议这一国治理好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只是能以向上统一道理的原则治政之故。

国既巳治矣，天下之道尽此巳邪？则未也。天下之为国数也甚多，此皆是其国，而非人之国，是以厚者有战，而薄者有争。故又使国君选其国之义，以尚同于天子。天子亦为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，曰：“若见爱利天下者，必以告；若见恶贼天下者，亦以告。若见爱利天下以告者，亦犹爱利天下者也，上得则赏之，众闻则誉之；若见恶贼天下不以告者，亦犹恶贼天下者也，上得且罚之，众闻则非之。”是以遍天下之人，皆欲得其长上之赏誉，避其毁罚，是以见善、不善者告之。天子得善人而赏之，得暴人而罚之，善人赏而暴人罚，天下必治矣。然计天下之所以治者，何也？唯而以尚同一义为政故也。

国家已经治理了，治理天下的办法尽在这里了吗？那还没有。天下国家为数很多，这些国家都认为自己的国家对而别人的国家不对，所以严重的就发生动乱，轻微的就发生争执。因此又使国君总同各国的意见，用来上同于天子。天子也对天下民众发布政令说：“你们看到爱护和有利于天下的必定拿它来报告，你们看到憎恶和残害天下的也必定拿它来报告。你们看到爱护和有利于天下而拿来报告的，也和爱护和有利于天下的一样。上面得悉了将予以赏赐，大家听到了将予以赞誉。你们看到了憎恶和残害天下的而不拿来上报的，也和憎恶和残害天下的一样。上面得悉了将予以惩罚，大家听到了将予以非毁。”以此遍告天下的人。人们都希望得到长上的赏赐赞誉，避免他的非毁惩罚，所以看到好的来报告，看到不好的也来报告。天子得到善人予以赏赐，得到暴人而予以惩罚。天下必定治理了。然而计议天下治理好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只是能以向上统一道理的原则治政的缘故。

天下既已治，天子又总天下之义，以尚同于天。故当尚同之为说也，尚用之天子，可以治天下矣；中用之诸侯，可而治其国矣；小用之家君，可而治其家矣。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，小用之治一国一家而不横者，若道之谓也。故曰治天下之国，若治一家，使天下之民，若使一夫。意独子墨子有此而先王无此，其有邪？则亦然也。圣王皆以尚同为政，故天下治。何以知其然也？于先王之书也《大誓》之言然，曰：“小人见奸巧，乃闻不言也，发罪钧。”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，其罪亦犹淫辟者也。

天下已经治理了，天子又总同天下的道理，用来上同于天。所以尚同作为一种主张，它上而用之于天子，可以用来治理天下；中而用之于诸侯，可以用来治理他的国家；小而用之于家长，可以用来治理他的家族。所以大用之治理天下不会不足，小用之治理一国一家而不会横阻，说的就是（尚同）这个道理。所以说：治理天下之国，如治一家，使今天下之民如使一人。抑或只有墨子有这个主张，而先王没有这个呢？则先王也是这样的。圣王都用尚同的原则治政，所以天下治理。从何知道这样呢？在先王的书《大誓》这样说过：“小人看到奸巧之事，知而不言的，他的罪行与奸巧者均等。”这说的就是看到淫僻之事不拿来报告的，他的罪行也和淫僻者的一样。

故古之圣王治天下也，其所差论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，外为之人，助之视听者众。故与人谋事，先人得之；与人举事，先人成之；光誉令闻，先人发之。唯信身而从事，故利若此。古者有语焉，曰：“一目之视也，不若二目之视也；一耳之听也，不若二耳之听也；一手之操也，不若二手之强也。”夫唯能信身而从事，故利若此。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，千里之外，有贤入焉，其乡里之人皆未之均闻见也，圣王得而赏之。千里之内有暴人焉，其乡里未之均闻见也，圣王得而罚之。故唯毋以圣王为聪耳明目与？岂能一视而通见千里之外哉？一听而通闻千里之外哉？圣王不往而视也，不就而听也，然而使天下之为寇乱盗贼者，周流天下无所重足者，何也？其以尚同为政善也。

所以古时的圣王治理天下，他所选择作为自己左右辅佐的人，都是贤良。在外边做事的人，帮助他察看和听闻的人很多。所以（他）和大家一起谋划事情，要比别人先考虑周到；和大家一起办事，要比别人先成功，（他的）荣誉和美好的名声要比别人先传扬出去。唯其以诚信从事，所以有这样多的利益。古时有这样的话，说：“一只眼睛所看到的，不如两只眼睛所看到的；一只耳朵听到的，不如两只耳朵听到的；一只手操拿，不如两只手强。”惟其以诚信从事，所以如此有利。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天下，千里之外的地方有个贤人，那一乡里的人还未全都听到或见到，圣王已经得悉而予以赏赐了。千里之外的地方有一个暴人，那一乡里的人还未全部听到或见到，圣王已经得悉而予以惩罚了。所以认为圣王是耳聪目明吧？难道张眼一望就到达千里之外吗？倾耳一听就到达千里之外吗？圣王不会亲自前去看，不会靠近去听。然而使天下从事寇乱盗贼的人走遍天下无处容足的原因，是什么呢？那是以尚同原则治政的好处。

是故子墨子曰：“凡使民尚同者，爱民不疾，民无可使。曰：必疾爱而使之，致信而持之，富贵以道其前，明罚以率其后。为政若此，唯欲毋与我同，将不可得也。”

所以墨子说：“凡是使百姓尚同的，如果爱民不深，百姓就不可使令。即是说：必须切实爱护他们，以诚信之心拥有他们。用富贵引导于前，用严明的惩罚督率于后。象这样施政，即使要想人民不与我一致，也将办不到。”

是以子墨子曰：“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，中情将欲为仁义，求为上士，上欲中圣王之道，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，故当尚同之说而不可不察，尚同为政之本，而治要也。”

所以墨子说：“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、士君子们，如果心中确实将行仁义，追求做上士，上要符合圣王之道，下要符合国家百姓之利，因此对尚同这一主张不可不予以审察。尚同是施政的根本和统治的关键。”

兼爱

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，必知乱之所自起，焉能治之；不知乱之所自起，则不能治。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：必知疾之所自起，焉能攻之；不知疾之所自起，则弗能攻。治乱者何独不然？必知乱之所自起，焉能治之；不知乱之斯自起，则弗能治。

圣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，必须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，才能对它进行治理。如果不知道混乱从哪里产生，就不能进行治理。这就好像医生给人治病一样，必须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，才能进行医治。如果不知道疾病产生的根源，就不能医治。治理混乱又何尝不是这样，必须知道混乱产生的根源，才能进行治理。如果不知道混乱产生的根源，就不能治理。

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，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。当察乱何自起？起不相爱。臣子之不孝君父，所谓乱也。子自爱，不爱父，故亏父而自利；弟自爱，不爱兄，故亏兄而自利；臣自爱，不爱君，故亏君而自利，此所谓乱也。虽父之不慈子，兄之不慈弟，君之不慈臣，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。父自爱也，不爱子，故亏子而自利；兄自爱也，不爱弟，故亏弟而自利；君自爱也，不爱臣，故亏臣而自利。是何也？皆起不相爱。

圣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，不可不考察混乱产生的根源。试考察混乱从哪里产生呢？起于人与人不相爱。臣与子不孝敬君和父，就是所谓乱。儿子爱自己而不爱父亲，因而损害父亲以自利；弟弟爱自己而不爱兄长，因而损害兄长以自利；臣下爱自己而不爱君上，因而损害君上以自利，这就是所谓混乱。反过来，即使父亲不慈爱儿子，兄长不慈爱弟弟，君上不慈爱臣下，这也是天下的所谓混乱。父亲爱自己而不爱儿子，所以损害儿子以自利；兄长爱自己而不爱弟弟，所以损害弟弟以自利；君上爱自己而不爱臣下，所以损害臣下以自利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都是起于不相爱。

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：盗爱其室，不爱其异室，故窃异室以利其室。贼爱其身，不爱人，故贼人以利其身。此何也？皆起不相爱。虽至大夫之相乱家，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：大夫各爱其家，不爱异家，故乱异家以利其家。诸侯各爱其国，不爱异国，故攻异国以利其国，天下之乱物，具此而巳矣。察此何自起？皆起不相爱。

即使是天下做盗贼的也是这样。盗只爱自己的家，不爱别人的家，所以偷盗别人家而自得利益。贼只爱自身而不爱他人。所以抢夺他人身上东西而自得利益。这是什么原故呢？都是起于不相爱的缘故啊！即使是大夫互相侵扰其家，诸侯互相攻打其国也是这样的。大夫各自爱自己的家，不爱别人的家，所以扰乱他人的家而使自家得利。诸侯各自爱自己的国家，而不爱别的国家，所以攻打别国而使自己国家得利。天下各种乱事，全是这些了，细察它们的起因，都起于不相爱。

若使天下兼相爱，爱人若爱其身，犹有不孝者乎？视父兄与君若其身，恶施不孝？犹有不慈者乎？视弟子与臣若其身，恶施不慈？故不孝不慈亡有。犹有盗贼乎？故视人之室若其室，谁窃？视人身若其身，谁贼？故盗贼亡有。犹有大夫之相乱家、诸侯之相攻国者乎？视人家若其家，谁乱？视人国若其国，谁攻？故大夫之相乱家、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。若使天下兼相爱，国与国不相攻，家与家不相乱，盗贼无有，君臣父子皆能孝慈，若此，则天下治。

假若天下都能相亲相爱，爱别人就像爱自己，还能有不孝的吗？看待父亲、兄弟和君上像自己一样，怎么会做出不孝的事呢？还会有不慈爱的吗？看待弟弟、儿子与臣下像自己一样，怎么会做出不慈的事呢？所以不孝不慈都没有了。还有盗贼吗？看待别人的家像自己的家一样，谁会盗窃？看待别人就像自己一样，谁会害人？所以盗贼没有了。还有大夫相互侵扰家族，诸侯相互攻伐封国吗？看待别人的家族就像自己的家族，谁会侵犯？看待别人的封国就像自己的封国，谁会攻伐？所以大夫相互侵扰家族，诸侯相互攻伐封国，都没有了。假若天下的人都相亲相爱，国家与国家不相互攻伐，家族与家族不相互侵扰，盗贼没有了，君臣父子间都能孝敬慈爱，像这样，天下也就治理了。

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，恶得不禁恶而劝爱？故天下兼相爱则治，交相恶则乱。故子墨子曰：“不可以不劝爱人者，此也。”

所以圣人既然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业的人，怎么能不禁止相互仇恨而鼓励相爱呢？因此天下的人相亲相爱就会治理好，相互憎恶则会混乱。所以墨子说：“不能不鼓励爱别人”，道理就在此。

子墨子言曰：“仁人之所以为事者，必兴天下之利，除去天下之害，以此为事者也。”然则天下之利何也？天下之害何也？子墨子言曰：“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，家之与家之相篡，人之与人之相贼，君臣不惠忠，父子不慈孝，兄弟不和调，此则天下之害也。”

墨子说：“仁人处理事务的原则，一定是为天下兴利除害，以此原则来处理事务。”既然如此，那么天下的利是什么，而天下的害又是什么呢？墨子说：“现在如国与国之间相互攻伐，家族与家族之间相互掠夺，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，君臣之间不相互施惠、效忠，父子之间不相互慈爱、孝敬，兄弟之间不相互融洽、协调，这就都是天下之害。”

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？以不相爱生邪？子墨子言：“以不相爱生。”今诸侯独知爱其国，不爱人之国，是以不惮举其国，以攻人之国。今家主独知爱其家，而不爱人之家，是以不惮举其家，以篡人之家。今人独知爱其身，不爱人之身，是以不惮举其身，以贼人之身。是故诸侯不相爱，则必野战；家主不相爱，则必相篡；人与人不相爱，则必相贼；君臣不相爱，则不惠忠；父子不相爱，则不慈孝；兄弟不相爱，则不和调。天下之人皆不相爱，强必执弱，富必侮贫，贵必敖贱，诈必欺愚。凡天下祸篡怨恨，其所以起者，以不相爱生也，是以仁者非之。

既然如此，那么考察这些公害又是因何产生的呢？是因不相爱产生的吗？墨子说：“是因不相爱产生的。”现在的诸侯只知道爱自己的国家，不爱别人的国家，所以毫无忌惮地发动他自己国家的力量，去攻伐别人的国家。现在的家族宗主只知道爱自己的家族，而不爱别人的家族，因而毫无忌惮地发动他自己家族的力量，去掠夺别人的家族。现在的人只知道爱自己，而不爱别人，因而毫无忌惮地运用全身的力量去残害别人。所以诸侯不相爱，就必然发生野战；家族宗主不相爱，就必然相互掠夺；人与人不相爱，就必然相互残害；君与臣不相爱，就必然不相互施惠、效忠；父与子不相爱，就必然不相互慈爱、孝敬；兄与弟不相爱，就必然不相互融洽、协调。天下的人都不相爱，强大的就必然控制弱小的，富足的就必然欺侮贫困的，尊贵的就必然傲视卑贱的，狡猾的就必然欺骗愚笨的。举凡天下祸患、掠夺、埋怨、愤恨产生的原因，都是因不相爱而产生的。所以仁者认为它不对。

既以非之，何以易之？子墨子言曰：“以兼相爱、交相利之法易之。”然则兼相爱、交相利之法，将奈何哉？子墨子言：“视人之国，若视其国；视人之家，若视其家；视人之身，若视其身。是故诸侯相爱，则不野战；家主相爱，则不相篡；人与人相爱，则不相贼；君臣相爱，则惠忠；父子相爱，则慈孝；兄弟相爱，则和调。天下之人皆相爱，强不执弱，众不劫寡，富不侮贫，贵不敖贱，诈不欺愚。凡天下祸篡怨恨，可使毋起者，以相爱生也，是以仁者誉之。”

既已认为不相爱不对，那用什么去改变它呢？墨子说道：“用人们全都相爱、交互得利的方法去改变它。”既然这样，那么人们全都相爱、交互得利应该怎样做呢？墨子说道：“看待别人国家就象自己的国家，看待别人的家族就象自己的家族，看待别人之身就象自己之身。”所以诸侯之间相爱，就不会发生野战；家族宗主之间相爱，就不会发生掠夺；人与人之间相爱就不会相互残害；君臣之间相爱，就会相互施惠、效忠；父子之间相爱，就会相互慈爱、孝敬；兄弟之间相爱，就会相互融洽、协调。天下的人都相爱，强大者就不会控制弱小者，人多者就不会强迫人少者，富足者就不会欺侮贫困者，尊贵者就不会傲视卑贱者，狡诈者就不会欺骗愚笨者。举凡天下的祸患、掠夺、埋怨、愤恨可以不使它产生的原因，是因为相爱而生产的。所以仁者称赞它。

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：“然！乃若兼则善矣；虽然，天下之难物于故也。”子墨子言曰：“天下之士君子，特不识其利、辩其故也。今若夫攻城野战，杀身为名，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。苟君说之，则士众能为之。况于兼相爱、交相利，则与此异！夫爱人者，人必从而爱之；利人者，人必从而利之；恶人者，人必从而恶之；害人者，人必从而害之。此何难之有？特上弗以为政，士不以为行故也。”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，故文公之臣，皆牂羊之裘，韦以带剑，练帛之冠，入以见于君，出以践于朝。是其故何也？君说之，故臣为之也。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，故灵王之臣，皆以一饭为节，胁息然后带，扶墙然后起。比期年，朝有黧黑之色。是其故何也?君说之，故臣能之也。昔越王句践好士之勇，教驯其臣和合之，焚舟失火，试其士曰：“越国之宝尽在此！”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。士闻鼓音，破碎乱行，蹈火而死者，左右百人有余，越王击金而退之。是故子墨子言曰：“乃若夫少食、恶衣、杀身而为名，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，若苟君说之，则众能为之；况兼相爱、交相利，与此异矣！夫爱人者，人亦从而爱之；利人者，人亦从而利之；恶人者，人亦从而恶之；害人者，人亦从而害之。此何难之有焉？特君不以为政，而士不以为行故也。

然而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们说：“对！兼爱固然是好的。即使如此，它也是天下一件难办而迂阔的事。”墨子说道：“天下的士君子们，只是不能辨明兼爱的益处、辨明兼爱的原故。现在例如攻城野战，为成名而杀身，这都是天下的百姓难于做到的事。但假如君主喜欢，那么士众就能做到。而兼相爱、交相利与之相比，则是完全不同的（好事）。凡是爱别人的人，别人也随即爱他；有利于别人的人，别人也随即有利于他；憎恶别人的人，别人也随即憎恶他；损害别人的人，别人随即损害他。实行这种兼爱有什么困难呢？只是由于居上位的人不用它行之于政，士人不用它实之于行的缘故。”从前晋文公喜欢士人穿不好的衣服，所以文公的臣下都穿着母羊皮缝的裘，围着牛皮带来挂佩剑，头戴熟绢作的帽子，（这身打扮）进可以参见君上，出可以往来朝廷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君主喜欢这样，所以臣下就这样做。从前楚灵王喜欢细腰之人，所以灵王的臣下就吃一顿饭来节食，收着气然后才系上腰带，扶着墙然后才站得起来。等到一年，朝廷之臣都（饥瘦得）面有深黑之色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君主喜欢这样，所以臣下能做到这样。从前越王句践喜爱士兵勇猛，训练他的臣下时，先把他们集合起来，（然后）放火烧船，考验他的将士说：“越国的财宝全在这船里。”越王亲自擂鼓，让将士前进。将士听到鼓声，（争先恐后），打乱了队伍，蹈火而死的人，近臣达一百人有余。越王于是鸣金让他们退下。所以墨子说道：“象少吃饭、穿坏衣、杀身成名，这都是天下百姓难于做到的事。假如君主喜欢它，那么士众就能做到。何况兼相爱、交相利是与此不同的（好事）。爱别人的人，别人也随即爱他；有利于别人的人，别人也随即有利于他；憎恶别人的人，别人也随即憎恶他；损害别人的人，别人也随即损害他。这种兼爱有什么难实行的呢？只是居上位的人不用它行之于政，而士人不用它实之于行的缘故。”

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：“然！乃若兼则善矣；虽然，不可行之物也。譬若挈太山越河、济也。”子墨子言：“是非其譬也。夫挈太山而越河、济，可谓毕劫有力矣。自古及今，未有能行之者也；况乎兼相爱、交相利，则与此异，古者圣王行之。”何以知其然？古者禹治天下，西为西河渔窦，以泄渠、孙、皇之水。北为防、原、派、注后之邸，噱池之窦洒为底柱，凿为龙门，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。东为漏大陆，防孟诸之泽，洒为九浍，以楗东土之水，以利冀州之民。南为江、汉、淮、汝，东流之注五湖之处，以利荆楚、干、越与南夷之民。此言禹之事，吾今行兼矣。昔者文王之治西土，若日若月，乍光于四方，于西土。不为大国侮小国，不为众庶侮鳏寡，不为暴势夺穑人黍稷狗彘。天屑临文王慈，是以老而无子者，有所得终其寿；连独无兄弟者，有所杂于生人之闲间，少失其父母者，有所放依而长。此文王之事，则吾今行兼矣。昔者武王将事太山，隧传曰：“泰山，有道曾孙周王有事。大事既获，仁人尚作，以祗商、夏、蛮夷丑貉。虽有周亲，不若仁人，万方有罪，维予一人。”此言武王之事，吾今行兼矣。

然而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们说：“对！兼爱固然是好的。即使如此，也不可能行之于事，就象要举起泰山越过黄河、济水一样。”墨子说道：“这比方不对。举起泰山而越过黄河、济水，可以说是强劲有力的了，但自古及今，没有人能做得到。而兼相爱，交相利与此相比则是完全不同的（可行之事）。古时的圣王曾做到过。”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古时大禹治理天下，西边疏通了西河、渔窦，用来排泄渠水、孙水和皇水；北边疏通防水、原水、泒水，使之注入召之邸和滹沱河，在黄河中的厎柱山分流，凿开龙门以有利于燕、代、胡、貉与西河地区的人民。东边穿泄大陆的迂水，拦入孟诸泽，分为九条河，以此限制东土的洪水，用来利于冀州的人民。南边疏通长江、汉水、淮河、汝水，使之东流入海，以此灌注五湖之地，以利于荆楚、吴越和南夷的人民。这是大禹的事迹，我们现在要用这种精神来实行兼爱。从前周文王治理西土（指岐周），象太阳象月亮一样，射出的光辉照耀四方和西周大地。他不倚仗大国而欺侮小国，不倚仗人多而欺侮鳏寡孤独，不倚仗强暴势力而掠夺农夫的粮食牲畜。上天眷顾文王的慈爱，所以年老无子的人得以寿终，孤苦无兄弟的人可以安聚于人们中间，幼小无父母的人有所依靠而长大成人。这是文王的事迹，我们现在应当用这种精神实行兼爱。从前武王将祭祀泰山，于是陈述说：“泰山！有道曾孙周王有祭事。现在（伐纣的）大事已成功，（太公、周、召）一批仁人起而相助，用以拯救商夏遗民及四方少数民族。即使是至亲，也不如仁人。万方之人有罪，由我一人承当。”这是说周武王的事迹，我们现在应当用这种精神实行兼爱。

是故子墨子言曰：“今天下之士君子，忠实欲天下之富，而恶其贫；欲天下之治，而恶其乱，当兼相爱、交相利。此圣王之法，天下之治道也，不可不务为也。”

所以墨子说道：“现在天下的君子，（如果）内心确实希望天下富足，而厌恶其贫穷；希望天下治理好，而厌恶其混乱，那就应当全都相爱、交互得利。这是圣王的常法，天下的治道，不可不努力去做。”

子墨子言曰：“仁人之事者，必务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。”然当今之时，天下之害孰为大？曰：若大国之攻小国也，大家之乱小家也，强之劫弱，众之暴寡，诈之谋愚，贵之敖贱，此天下之害也。又与为人君者之不惠也，臣者之不忠也，父者之不慈也，子者之不孝也，此又天下之害也。又与今人之贱人，执其兵刃毒药水火，以交相亏贼，此又天下之害也。

墨子说道：“仁人的事业，应当努力追求兴起天下之利，除去天下之害。”然而在现在，天下之害，什么算是最大的呢？回答说：“例如大国攻伐小国，大家族侵扰小家族，强大者强迫弱小者，人众者虐待人少者，狡诈者算计愚笨者，尊贵者傲视卑贱者，这就是天下的祸害。又如，做国君的不仁惠，做臣下的不忠诚，做父亲的不慈爱，做儿子的不孝敬，这又都是天下的祸害。又如，现在的贱民拿着兵刃、毒药、水火，用来相互残害，这又是天下的祸害。

姑尝本原若众害之所自生。此胡自生？此自爱人、利人生与？即必曰：“非然也。”必曰：“从恶人、贼人生。”分名乎天下，恶人而贼人者，兼与？别与？即必曰：“别也。”然即之交别者，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？是故别非也。子墨子曰：“非人者必有以易之，若非人而无以易之，譬之犹以水救水也，其说将必无可矣。”是故子墨子曰：“兼以易别。”然即兼之可以易别之故何也？曰：藉为人之国，若为其国，夫谁独举其国，以攻人之国者哉？为彼者，由为己也。为人之都，若为其都，夫谁独举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？为彼者犹为己也。为人之家，若为其家，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？为彼者犹为己也。然即国都不相攻伐，人家不相乱贼，此天下之害与？天下之利与？即必曰天下之利也。

姑且试着推究这许多祸害产生的根源。这是从哪儿产生的吗？这是从爱别人利别人产生的？则必然要说不是这样的，必然要说是从憎恶别人、残害别人产生的。辨别一下名目：世上憎恶别人和残害别人的人，是兼（相爱）还是别（相恶）呢？则必然要说是别（相恶）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这种别相恶可不果然是产生天下大害的原因！所以别（相恶）是不对的。墨子说：“如果以别人为不对，那就必须有东西去替代它，如果说别人不对而又没有东西去替代它，就好像用水救水、用火救火。这种说法将必然是不对的。”所以墨子说：“要用兼（相爱）来取代别（相恶）。”既然如此，那么可以用兼（相爱）来替换别（相恶）的原因何在呢？回答说：“假如对待别人的国家，象治理自己的国家，谁还会动用本国的力量，用以攻伐别人的国家呢？为着别国如同为着本国一样。对待别人的都城，象治理自己的都城，谁还会动用自己都城的力量，用以攻伐别人的都城呢？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。对待别人的家族，就像对待自己的家族，谁还会动用自己的家族，用以侵扰别人的家族呢？对待别人就像对待自己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国家、都城不相互攻伐，个人、家族不相互侵扰残害，这是天下之害呢？还是天下之利呢？则必然要说是天下之利。

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，此胡自生？此自恶人贼人生与？即必曰：“非然也。”必曰：“从爱人利人生。”分名乎天下爱人而利人者，别与？兼与？即必曰：“兼也。”然即之交兼者，果生天下之大利与？是故子墨子曰:“兼是也。”且乡吾本言曰：“仁人之是者，必务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。今吾本原兼之所生，天下之大利者也；今吾本原别之所生，天下之大害者也。是故子墨子曰：“别非而兼是者。”出乎若方也。

姑且试着推究这些利是如何产生的。这是从哪儿产生的呢？这是从憎恶人残害人产生的呢？则必然要说不是的，必然要说是从爱人利人产生的。辨别一下名目：世上爱人利人的，是别（相恶）还是兼（相爱）呢？则必然要说是兼（相爱）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这种交相兼可不果是产生天下大利的 ！所以墨子说：“兼是对的。”而且从前我曾说过：“仁人之事，必然努力追求兴起天下之利，除去天下之害。”现在我推究由兼（相爱）产生的，都是天下的大利；我推究由别（相恶）所产生的，都是天下的大害。所以墨子说别（相恶）不对兼（相爱）对，就是出于这个道理。

今吾将正求与天下之利而取之，以兼为正，是以聪耳明目相与视听乎？是以股肱毕强相为动宰乎？而有道肆相教诲，是以老而无妻子者，有所侍养以终其寿；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，有所放依以长其身。今唯毋以兼为正，即若其利也。不识天下之士，所以皆闻兼而非者，其故何也？

现在我将寻求兴起天下之利的办法而采取它，以兼（相爱）来施政。所以大家都耳聪目明，相互帮助视听，听以大家都用坚强有力的手足相互协助！而有好的方法努力互相教导。因此年老而没有妻室子女的，有所奉养而终其天年；幼弱孤童没有父母的，有所依傍而长大其身。现在以兼（相爱）来施政，则其利如此。不知道天下之士听到兼（相爱）之说而加以非议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

然而天下之士，非兼者之言，犹未止也。曰：“即善矣!虽然，岂可用哉？”

然而天下的士子，非议兼（相爱）的言论还没有中止，说：“兼（相爱）即使是好的，但是，难道可以应用他吗？”

子墨子曰:“用而不可，虽我亦将非之；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。”姑尝两而进之。谁以为二士，使其一士者执别，使其一士者执兼。是故别士之言曰：“吾岂能为吾友之身，若为吾身？为吾友之亲，若为吾亲？”是故退睹其友，饥即不食，寒即不衣，疾病不侍养，死丧不葬埋。别士之言若此，行若此。兼士之言不然，行亦不然。曰：“吾闻高士于天下者，必为其友之身，若为其身；为其友之亲，若为其亲。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。”是故退睹其友，饥则食之，寒则衣之，疾病侍养之，死丧葬埋之，兼士之言若此，行若此。若之二士者，言相非而行相反与？当使若二士者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使言行之合，犹合符节也，无言而不行也。然即敢问：今有平原广野于此，被甲婴胄，将往战，死生之权未可识也；又有君大夫之远使于巴、越、齐、荆，往来及否，未可识也。然即敢问：不识将恶也，家室，奉承亲戚、提挈妻子而寄托之，不识于兼之有是乎？于别之有是乎？我以为当其于此也，天下无愚夫愚妇，虽非兼之人，必寄托之于兼之有是也。此言而非兼，择即取兼，即此言行费也。不识天下之士，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，其故何也？

墨子说：“如果不可应用，即使我也要批评它，但哪有好的东西不能应用呢？”姑且试着让主张兼和主张别的两种人各尽其见。假设有两个士子，其中一士主张别（相恶），另一士主张兼（相爱）。主张别（相恶）的士子说：“我怎么能看待我朋友的身体，就象我的身体；看待我朋友的双亲，就象我的双亲。”所以他返身看到他朋友饥饿时，即不给他吃；受冻时，即不给他穿；有病时，不服事疗养；死亡后，不给葬埋。主张别（相恶）的士子言论如此，行为如此。主张兼（相爱）的士子言论不是这样，行为也不是这样。他说：“我听说作为天下的高士，必须对待朋友之身如自己之身，看待朋友的双亲如自己的双亲。这以后就可以成为天下的高士。”所以他看到朋友饥饿时，就给他吃；受冻时，就给他穿；疾病时前去服侍，死亡后给予葬埋。主张兼（相爱）的士人的言论如此，行为也如此。这两个士子，言论相非而行为相反吗？假使这两个士子，言出必信，行为必果，他们的言与行就象符节一样符合，没有什么话不能实行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请问：现在这里有一平原旷野，人们将披甲戴盔前往作战，死生之变不可预知；又有国君的大夫出使遥远的巴、越、齐、楚，去后能否回来不可预知。那么请问：他要托庇家室，奉养父母，寄顿自己的妻子，究竟是去拜托那主张兼（相爱）的人呢？还是去拜托那主张别（相恶）的人呢？我认为在这个时候，无论天下的愚夫愚妇，即使反对兼（相爱）的人，也必然要寄托给主张兼（相爱）的人。说话否定兼（相爱），（找人帮忙）却选择兼（相爱）的人，这就是言行相违背。我不知道天下的人都听到兼（相爱）而非议它的作法，原因在哪里？

然而天下之士，非兼者之言，犹未止也。曰：“意可以择士，而不可以择君乎？”姑尝两而进之，谁以为二君，使其一君者执兼，使其一君者执别。是故别君之言曰：“吾恶能为吾万民之身，若为吾身？此泰非天下之情也。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，譬之犹驰驷而过隙也。”是故退睹其万民，饥即不食，寒即不衣，疲病不侍养，死丧不葬埋。别君之言若此，行若此。兼君之言不然，行亦不然，曰：“吾闻为明君于天下者，必先万民之身，后为其身，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。”是故退睹其万民，饥即食之，寒即衣之，疾病侍养之，死丧葬埋之。兼君之言若此，行若此。然即交若之二君者，言相非而行相反与？常使若二君者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使言行之合，犹合符节也，无言而不行也。然即敢问：今岁有疠疫，万民多有勤苦冻馁，转死沟壑中者，既已众矣。不识将择之二君者，将何从也？我以为当其于此也，天下无愚夫愚妇，虽非兼者，必从兼君是也。言而非兼，择即取兼，此言行拂也。不识天下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，其故何也？

然而天下的士子，攻击兼爱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止，说道：“或许可以用这种理论选择士人，但却不可以用它选择国君吧？”姑且试着让两者各尽其见。假设这里有两个国君，其中一个主张兼的观点，另一个主张别的观点。所以主张别的国君会说：“我怎能对待我的万民之身，就对待自己之身呢？这太不合天下人的情理了。人生在世上并没有多少时间，就好像马车奔驰缝隙那样短暂。”所以他返身看到他的万民挨饿，就不给吃，受冻就不给穿，有疾病就不给疗养，死亡后不给葬埋。主张别的国君的言论如此，行为如此。主张兼的国君的言论不是这样，行为也不是这样。他说：“我听说在天下做一位明君，必须先看重万民之身，然后才看重自己之身，这以后才可以在天下做一位明君。”所以他返身看到他的百姓挨饿，就给他吃，受冻就给他穿，生了病就给他疗养，死亡后就给予埋葬。主张兼的君主的言论如此，行为如此。既然这样，那么这两个国君，言论相非而行为相反？假使这两个国君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使言行符合得像符节一样，没有说过的话不能实现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请问：假如今年有瘟疫，万民大多因劳苦和冻饿而辗转死于沟壑之中的，已经很多了。不知道从这两个国君中选择一位，将会跟随那一位呢？我认为在这个时候，无论天下的愚夫愚妇，即使是反对兼爱的人，也必定跟随主张兼的国君了。在言论上反对兼，而在选择时则采用兼，这就是言行相违背。不知道天下的人听到兼的主张而非难它的做法，其原因是什么。

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，犹未止也。曰:“兼即仁矣，义矣；虽然，岂可为哉？吾譬兼之不可为也，犹挈泰山以超江、河也。故兼者，直愿之也，夫岂可为之物哉？”子墨子曰：“夫挈泰山以超江、河，自古之及今，生民而来，未尝有也。今若夫兼相爱、交相利，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。”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？子墨子曰：“吾非与之并世同时，亲闻其声，见其色也；以其所书于竹帛、镂于金石、琢于盘盂，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。”泰誓曰：“文王若日若月乍照，光于四方，于西土。”即此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；譬之日月，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。即此文王兼也；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，于文王取法焉！

然而天下的士子，非难兼爱的言论还是没有停止，说道：“兼爱算得上是仁，也算得上是义了。即使如此，难道可以做得到吗？我打个比方，兼爱的行不通，就像提举泰山超越长江、黄河一样。所以兼爱只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，难道是做得到的事吗？”墨子说：“提举泰山超越长江、黄河，自古及今，生民以来，还不曾不过。现在至于说兼相爱、交相利，这则是自先圣六王就亲自实行过的。”怎么知道先圣六王亲自实行了呢？墨子说：“我并不和他们处于同一时代，能亲自听到他们的声音，亲眼见到他们的容色，我是从他们书写在简帛上、镂刻在钟鼎石碑上、雕琢在盘盂上，并留给后世子孙的文献中知道这些的。”《泰誓》上说：“文王象太阳，象月亮一样照耀，光辉遍及四方，遍及西周大地。”这就是说文王兼爱天下的广大，好像太阳、月亮兼照天下，而没有偏私。这就是文王的兼爱。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，也是从文王那里取法的！

且不唯《泰誓》为然，虽《禹誓》即亦犹是也。禹曰：“济济有众，咸听朕言！非惟小子，敢行称乱。蠢此有苗，用天之罚。若予既率而群对诸群，以征有苗。”禹之征有苗也，非以求以重富贵，干福禄，乐耳目也；以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。即此禹兼也；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，于禹求焉。

而且不只《泰誓》这样记载，即使大禹的誓言也这样说。大禹说：“你们众位士子，都听从我的话：不是我小子敢横行作乱，而是苗民在蠢动，因而上天对他们降下惩罚。现在我率领众邦的各位君长，去征讨有苗。”大禹征讨有苗，不是为求取和看重富贵，也不是干求福禄，使耳目享受声色之乐，而是为了追求兴起天下的利益，除去天下的祸害。这就是大禹的兼爱。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，也是从大禹那里取法的！

且不唯《禹誓》为然，虽《汤说》即亦犹是也。汤曰：“惟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。告于上天后曰：今天大旱，即当朕身屦，未知得罪于上下。有善不敢蔽，有罪不敢赦，简在帝心，万方有罪，即当朕身；朕身有罪，无及万方。”即此言汤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，以词说于上帝鬼神。即此汤兼也；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，于汤取法焉。

而且并不只《禹誓》这样记载，即使汤的言辞也是如此，汤说：“我小子履，敢用黑色的公牛，祭告于皇天后土说：‘现在天大旱，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得罪了天地。于今有善不敢隐瞒，有罪也不敢宽饶，这一切都鉴察在上天帝的心里。万方有罪，由我一人承担；我自己有罪，不要累及万方。’”这说的是商汤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然而尚且不惜以身作为牺牲祭品，用言辞向上天鬼神祷告。这就是商汤的兼爱，即使墨子的兼爱，也是从汤那里取法的。

且不惟誓命与汤说为然，《周诗》即亦犹是也。《周诗》曰：“王道荡荡，不偏不党；王道平平，不党不偏。其直若矢，其易若底。君子之所履，小人之所视。”若吾言非语道之谓也，古者文、武为正均分，赏贤罚暴，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。即此文、武兼也，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，于文、武取法焉。不识天下之人，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，其故何也？

而且不只大禹的誓言和商汤的言辞是这样，周人的诗也有这类的话。周诗上说：“王道荡荡，不偏私不结党；王道平平，不结党不偏私；君子在王道上引导，小人在后面望着行。”如果以我所说的话不符合道，则古时周文王、周武王为政公平，赏贤罚暴，不偏私父母兄弟。这就是周文王、武王的兼爱，即使墨子所说的兼爱，也是从文王、武王那里取法的。不知道天下的人一听到兼爱就非难，究竟是什么原因。

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，犹未止。曰：“意不忠亲之利，而害为孝乎？”子墨子曰：“姑尝本原之孝子之为亲度者。吾不识孝子之为亲度者，亦欲人爱、利其亲与？意欲人之恶、贼其亲与？以说观之，即欲人之爱、利其亲也。然即吾恶先从事即得此？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，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？意我先从事乎恶人之亲，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？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，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。然即之交孝子者，果不得已乎？毋先从事爱利人之亲与？意以天下之孝子为遇，而不足以为正乎？姑尝本原之。先王之所书，《大雅》之所道曰：“无言而不雠，无德而不报，投我以桃，报之以李。”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，而恶人者必见恶也。不识天下之士，所以皆闻兼而非之者，其故何也？

然而天下的人非难主张兼爱者的言论，还是没有终止，说道：“抑或这不符合双亲之利，而有害于孝道吧？”墨子说：姑且试着推究孝子为双亲考虑的本心，我不知道孝子为双亲考虑，是希望别人爱护和有利他的双亲呢？还是希望憎恶、残害他的双亲呢？按照常理来看，当然希望别人爱护和有利于他的双亲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怎样从事才能得到这个呢？假若我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，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呢？还是我先从事于憎恶别人的双亲，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呢？则必然是我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，然后别人报我以爱护和有利于我的双亲。然则这一交相利的孝子，果真是出于不得已，才先从事于爱护和有利于别人的双亲呢？还是以为天下的孝子都是笨人，完全不值得善待呢？姑且试着探究这一问题。先王的书《大雅》说道：“没有什么话不听用，没有什么德不报答。你投给我桃，我报给你李。”这就是说爱人的必被人爱，而憎恶人的必被人憎恶。不知天下的人，一听到兼爱就非难，究竟原因在哪里。

意以为难而不可为邪？尝有难此而可为者，昔荆灵王好小要，当灵王之身，荆国之士饭不逾乎一，固据而后兴，扶垣而后行。故约食为其难为也，然后为而灵王说之；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，即求以乡其上也。昔者越王句践好勇，教其士臣三年，以其知为未足以知之也，焚舟失火，鼓而进之，其士偃前列，伏水火而死有不可胜数也。当此之时，不鼓而退也，越国之士，可谓颤矣。故焚身为其难为也，然后为之，越王说之，未逾于世，而民可移也，即求以乡其上也。昔者晋文公好粗服。当文公之时，晋国之士，大布之衣，牂羊之裘，练帛之冠，且粗之屦，入见文公，出以践之朝。故粗服为其难为也，然后为，而文公说之，未逾于世，而民可移也，即求以乡其上也。是故约食焚舟粗服，此天下之至难为也，然后为而上说之，未逾于世，而民可移也。何故也？即求以乡其上也。今若夫兼相爱、交相利，此其有利，且易为也，不可胜计也，我以为则无有上说之者而已矣。苟有上说之者，劝之以赏誉，威之以刑罚，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、交相利也，譬之犹火之就上、水之就下也，不可防止于天下。

抑或认为困难而做不到吗？曾有比这更困难而可做到的。从前楚灵王喜欢细腰。当灵王在世时，楚国的士人每天吃饭不超过一次，用力扶稳后才能站起，扶着墙壁然后才能走路。所以节食本是他们难于做到的，然而这样做后灵王喜欢，所以没有经过多久时间，民风可以转移。则这无非是为迎合君主之意罢了。从前越王勾践喜欢勇猛，训练他的将士三年，认为自己还不知道效果如何，于是故意放火烧船，擂鼓命将士前进。他的将士前仆后继，倒身于水火之中而死的不计其数。当这个时候，如停止擂鼓而撤退的话，越国的将士可以说害怕的了。所以说焚身是很难的事，这以后却做到了。因为越王喜欢它，所以没经过很久时间，民风可以转移，这是为追求迎合君主罢了。从前晋文公喜欢穿粗布衣，当文公在世时，晋国的人士都穿大布的衣和母羊皮的裘，戴厚帛做的帽子，穿粗糙的鞋子，（这身打扮）进可见晋文公，出可在朝廷来往。所以穿粗陋的衣服是难做到的事，然而因为文公喜欢，没过多长时间，民风可以转移，这是为追求迎合君主罢了。所以说节食、焚舟、穿粗衣服，这本是天下最难做的事，然而这样做后可使君主喜欢，因此没过多长时间，民风可以转移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这是为追求迎合君主罢了。现在至于兼相爱、交相利，这是有利而容易做到，并且不可胜数的事。我认为只是没有君上的喜欢罢了，只要有君上喜欢，用奖赏称赞来勉励大众，用刑罚来威慑大众，我认为众人对于兼相爱、交相利，会像火一样的向上，水一样的向下，在天下是不可防止得住的。

故兼者，圣王之道也，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，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，故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。为人君必惠，为人臣必忠；为人父必慈，为人子必孝，为人兄必友，为人弟必悌。故君子莫若欲为惠君、忠臣、慈父、孝子、友兄、悌弟，当若兼之，不可不行也，此圣王之道，而万民之大利也。

所以说兼爱是圣王的大道，王公大人因此得到安稳，万民衣食因此得到满足。所以君子最好审察兼爱的道理而努力实行它。做人君的必须仁惠，做人臣的必须忠诚，做人父的必须慈爱，做人子的必须孝敬，做人兄的必须友爱其弟，做人弟的必须敬顺兄长。所以君子假如想要做仁惠之君、忠诚之臣、慈爱之父、孝敬之子、友爱之兄、敬顺之弟，对于兼爱就不可不去实行。这是圣王的大道，万民最大的利益。

非攻

今有一人，入人园圃，窃其桃李，众闻则非之，上为政者，得则罚之，此何也？以亏人自利也。至攘人犬豕鸡豚，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。是何故也？以亏人愈多，其不仁兹甚，罪益厚。至入人栏厩，取人马牛者，其不仁又甚攘人犬豕鸡豚，此何故也？以其亏人愈多。苟亏人愈多，其不仁兹甚，罪益厚。至杀不辜人也，拖其衣裘，取戈剑者，其不义，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。此何故也？以其亏人愈多。苟亏人愈多，其不仁兹甚矣，罪益厚。当此，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，谓之不义。今至大为攻国，则弗知非，从而誉之，谓之义。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？

现在有一个人，进人家果园，偷人家桃李，大家听到就谴责他，上面执政的人捉获就惩罚他。这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损人利己。至于偷人家鸡犬大猪小猪的，比进人家果园偷桃李更不义。这是什么原故呢？因为他损人更多。如果损人越多，他越是不仁，罪越重。至于进人家牲口棚，牵走人家马牛的，这比偷人家鸡犬大猪小猪更不义。这是什么原故呢？因为他损人更多。如果损人越多，他越是不仁，罪越重。至于杀无辜的人，剥下人家的衣服皮袄，拿走戈剑，这比进人家牲口棚牵走马牛又更不义。这是什么原故呢？因为他损人更严重。如果损人越严重，他就越不仁，罪越大。对此，现在天下有道德的人都知道其中的道理并认为他们不对，说他们这样做是不义的。今天最不义的事，是进攻别国，却不知道谴责，反而称赞它，说它是义。这能说知道义与不义的分别吗？

杀一人，谓之不义，必有一死罪矣。若以此说往，杀十人，十重不义，必有十死罪矣；杀百人，百重不义，必有百死罪矣。当此，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，谓之不义。今至大为不义攻国，则弗知非，从而誉之，谓之义，情不知其不义也，故书其言以遗后世。若知其不义也，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？ 今有人于此，少见黑曰黑，多见黑曰白，则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辩矣；少尝苦曰苦，多尝苦曰甘，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。今小为非，则知而非之；大为非攻国，则不知非，从而誉之，谓之义。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？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，辩义与不义之乱也。

杀一个人，说它不义，一定构成一个死罪了。如果照这个说法类推下去，杀十个人，十倍不义，必定构成十个死罪了；杀一百个人，一百倍不义，必定构成一百个死罪了。对此，现在天下有道德的人都知道其中的道理并认为他们不对，说他们这样做是不义的。今天最不义的事，是进攻别国，却不知道反对，反而称赞它，说它义。这是确实不知道进攻别国是不义的，所以把称赞的话记载下来传给后世。如果知道它是不义的，那还有什么理由记载不义的事传给后世呢？现在有人在这里，见一点黑说是黑，见一片黑却说是白，那么一定以为这人是不知辩别黑白的了。尝一点苦说苦，尝多了苦却说是甜，那么一定以为这个人是不知辩别苦甜的了。今天干小的坏事，能够知道而且谴责它；干大的坏事，攻打别国，就不知道谴责，反而称赞它，说它义；这能说知道辨别义与不义吗？由此可知世上的君子，分辨义与不义是多么混乱啊。

子墨子言曰：“古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，情欲誉之审，赏罚之当，刑政之不过失……。”是故子墨子曰：“古者有语：谋而不得，则以往知来，以见知隐。谋若此可得而知矣。”

墨子说道：“现在的王公大人掌握着国家大政的，如果确实希望毁誉精审，赏罚恰当，刑罚施政没有过失，……”所以墨子说：“古时有这样的话：‘如果谋虑不到，就根据过去推知未来，根据明显的事推知隐微。’像这样谋虑，则所谋必得。”

今师徒唯毋兴起，冬行恐寒，夏行恐暑，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。春则废民耕稼树艺，秋则废民获敛。今唯毋废一时，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，不可胜数。今尝计军上：竹箭、羽旄、幄幕、甲盾、拨劫，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，不可胜数。又与矛、戟、戈、剑、乘车，其列住碎拆靡弊而不反者，不可胜数。与其牛马，肥而往，瘠而反，往死亡而不反者，不可胜数。与其涂道之修远，粮食辍绝而不继，百姓死者，不可胜数也。与其居处之不安，食饭之不时，肌饱之不节，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，不可胜数。丧师多不可胜数，丧师尽不可胜计，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，亦不可胜数。

现在假如军队出征，冬天行军害怕寒冷，夏天行军害怕暑热，这就是不可在冬、夏二季行军的了。一到春天，就会荒废百姓翻耕种植；在秋天，就会荒废百姓收获聚藏。现在荒废了一季，那么百姓因饥寒而冻饿死的，就多得数不胜数。我们现在试着计算一下：出兵时所用的竹箭、羽旄、帐幕、铠甲、大小盾牌和刀柄，拿去用后弊坏腐烂得不可返回的，又多得数不胜数；再加上戈矛、剑戟、兵车，拿去用后破碎弊坏而不可返回的，多得数不胜数；牛马带去时都很肥壮，回来时全部瘦弱，至于去后死亡而不能返回的，多得数不胜数；战争时因为道路遥远，粮食的运输有时中断不继，百姓因而死亡的，也多得数不胜数；战争时人民居处都不安定，饥饱没有节制，老百姓在道路上生病而死的，多得数不胜数；丧师之事多得数不胜数，军士因而阵亡的更是无法计算，鬼神因此丧失后代祭祀的，也多得数不胜数。

国家发政，夺民之用，废民之利，若此甚众，然而何为为之？曰：“我贪伐胜之名，及得之利，故为之。”子墨子言曰：“计其所自胜，无所可用也；计其所得，反不如所丧者之多。”今攻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，攻此不用锐，且无杀，而徒得此然也？杀人多必数于万，寡必数于千，然后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且可得也。今万乘之国，虚数于千，不胜而入；广衍数于万，不胜而辟。然则土地者，所有余也；王民者，所不足也。今尽王民之死，严下上之患，以争虚城，则是弃所不足，而重所有余也。为政若此，非国之务者也。

国家发动战争，剥夺百姓的财用，荒废百姓的利益，象这样多，然而又为什么还去做这种事呢？（他们）回答说：“我贪图战胜的声名，和所获得的利益，所以去干这种事。”墨子说：“计算他自己所赢得的胜利，是没有什么用处的；计算他们所得到的东西，反而不如他所失去的多。”现在进攻一个三里的城和七里的郭，攻占这些地方不用精锐之师，且又不杀伤人众，而能白白地得到它吗？杀人多的必以万计，少的必以千计，然后这三里之城、七里之郭才能得到。现在拥有万辆战车的大国，虚邑数以千计，不胜其驻入；广阔平衍之地数以万计，不胜其开辟。既然如此，那可见土地是他所有余的，而人民是他所不足的。现在尽让士兵去送死，加重全国上下的祸患，以争夺一座虚城，则是摈弃他所不足的，而增加他所有余的。施政如此，不是治国的要务呀！

饰攻战者言曰：“南则荆、吴之王，北则齐、晋之君，始封于天下之时，其土地之方，未至有数百里也；人徒之众，未至有数十万人也。以攻战之故，土地之博，至有数千里也；人徒之众，至有数百万人。故当攻战而不可为也。”子墨子言曰：“虽四五国则得利焉，犹谓之非行道也。譬若医之药人之有病者然，今有医于此，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。万人食此，若医四五人得利焉，犹谓之非行药也。故孝子不以食其亲，忠臣不以食其君。古者封国于天下，尚者以耳之所闻，近者以目之所见，以攻战亡者，不可胜数。”何以知其然也？东方有莒之国者，其为国甚小，闲于大国之闲，不敬事于大，大国亦弗之从而爱利，是以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，西者齐人兼而有之。计莒之所以亡于齐、越之间者，以是攻战也。虽南者陈、蔡，其所以亡于吴、越之间者，亦以攻战。虽北者且不一著何，其所以亡于燕代、胡貊之闲者，亦以攻战也。是故子墨子言曰：“古者王公大人，情欲得而恶失，欲安而恶危，故当攻战，而不可不非。”

为攻战辩饰的人说道：“南方如楚、吴两国之王，北方如齐、晋两国之君，它们最初受封于天下的时候，土地城郭方圆还不到数百里，人民的总数还不到数十万。因为攻战的缘故，土地扩充到数千里，人口增多到数百万。所以攻战是不可以不进行的。”墨子说道：“即使有四、五个国家因攻战而得到利益，也还不能说它是正道。好象医生给有病的人开药方一样，假如现在有个医生在这里，他拌好他的药剂给天下有病的人服药。一万个人服了药，若其中有四、五个人的病治好了，还不能说这是可通用的药。所以孝子不拿它给父母服用，忠臣不拿它给君主服用。古时在天下封国，年代久远的可由耳目所闻，年代近的可由亲眼所见，由于攻战而亡国的，多得数都数不清。”因何知道如此呢？东方有个莒国，这国家很小，而处于（齐、越）两个大国之间，不敬事大国，也不听从大国而唯利是好，结果东面的越国来侵削他的疆土，西面的齐国兼并、占有了它。考虑莒国被齐、越两国所灭亡的原因，乃是由于攻战。即使是南方的陈国、蔡国，它们被吴、越两国灭亡的原因，也是攻战的缘故。即使北方的柤国、不屠何国，它们被燕、代、胡、貉灭亡的原因，也是攻战的缘故。所以墨子说道：“现在的王公大人如果确实想获得利益而憎恶损失，想安定而憎恶危险，所以对于攻战，是不可不责难的。”

饰攻战者之言曰：“彼不能收用彼众，是故亡；我能收用我众，以此攻战于天下，谁敢不宾服哉！”子墨子言曰：“子虽能收用子之众，子岂若古者吴阖闾哉？”古者吴阖闾教七年，奉甲执兵，奔三百里而舍焉。次注林，出于冥隘之径，战于柏举，中楚国而朝宋与及鲁。至夫差之身，北而攻齐，舍于汶上，战于艾陵，大败齐人，而葆之大山；东而攻越，济三江五湖，而葆之会稽。九夷之国莫不宾服。于是退不能赏孤，施舍群萌，自恃其力，伐其功，誉其志，怠于教遂。筑姑苏之台，七年不成。及若此，则吴有离罢之心。越王勾践视吴上下不相得，收其众以复其雠，入北郭，徙大内，围王宫，而吴国以亡。昔者晋有六将军，而智伯莫为强焉。计其土地之博，人徒之众，欲以抗诸侯，以为英名，攻战之速，故差论其爪牙之士，皆列其舟车之众，以攻中行氏而有之。以其谋为既已足矣，又攻兹范氏而大败之，并三家以为一家而不止，又围赵襄子于晋阳。及若此，则韩、魏亦相从而谋曰：“古者有语：唇亡则齿寒。赵氏朝亡，我夕从之，赵氏夕亡，我朝从之。诗曰：鱼水不务，陆将何及乎！是以三主之君，一心戳力，辟门除道，奉甲兴士，韩、魏自外，赵氏自内，击智伯大败之。”

为攻战辩饰的人又说：“他们不能收揽、利用他们的民众士卒，所以灭亡了；我能收揽、利用我们的民众士卒，以此在天下攻战，谁敢不投降归附呢？”墨子说道：“您即使能收揽、利用您的民众士卒，您难道比得上古时的吴王阖闾吗？”古时的吴王阖闾教战七年，士卒披甲执刃，奔走三百里才停止歇息，驻扎在注林，取道冥隘的小径，在柏举大战一场，占领楚国中央的都城，并使宋国与鲁国被迫来朝见。及至吴夫差即位，向北攻打齐国，驻扎在汶上，大战于艾陵，大败齐人，使之退保泰山；向东攻打越国，渡过三江五湖，迫使越人退保会稽，东方各个小部落没有谁敢不归附。战罢班师回朝之后，不能抚恤阵亡将士的遗族，也不施舍民众，自恃自己的武力，夸大自己的功业，吹嘘自己的才智，怠于教练士卒，于是建筑姑苏台，历时七年，尚未造成，至此吴人都有离异疲惫之心。越王勾践看到吴国上下不相融洽，就收集他的士卒用以复仇，从吴都北郭攻入，迁走吴王的大船，围困王宫，而吴国因这灭亡。从前晋国有六位将军，而其中以智伯为最强大。他估量自己的土地广大，人口众多，想要跟诸侯抗衡，以为用攻战的方式取得英名最快，所以指使他手下的谋臣战将，排列好兵船战车士卒，以之攻打中行氏，并占据其地。他认为自己的谋略已经高超到极点，又去进攻范氏，并大败之，合并三家作为一家却还不肯罢手，又在晋阳围攻赵襄子。到此地步，韩、魏二家也互相商议道：“古时有话说：‘唇亡则齿寒。’赵氏若在早晨灭亡，我们晚上将随之；赵氏若在晚上灭亡，我们早晨将随之。古诗说：‘鱼在水中不快跑，一旦到了陆地，怎么还来得及呢？’”因此韩、魏、赵三家之主，同心戮力，开门清道，令士卒们穿上铠甲出发，韩、魏两家军队从外面，赵氏军队从城内，合击智伯。智伯大败。

是故子墨子言曰：“古者有语曰：君子不镜于水，而镜于人。镜于水，见面之容；镜于人，则知吉与凶。今以攻战为利，则盖尝鉴之于智伯之事乎？此其为不吉而凶，既可得而知矣。”

所以墨子说道：“古时有话说：‘君子不在水中照镜子，而是以人作镜子。在水中照镜，只能看出面容；用人作镜，则可以知吉凶。’现在若有人以为攻战有利，那么何不以智伯失败的事作借鉴呢？这种事的不吉而凶，已经可以知道了。”

子墨子言曰：今天下之所誉善者，其说将何哉？为其上中天之利，而中中鬼之利，而下中人之利，故誉之与？意亡非为其上中天之利，而中中鬼之利，而下中人之利，故誉之与？虽使下愚之人，必曰：“将为其上中天之利，而中中鬼之利，而下中人之利，故誉之。”今天下之同意者，圣王之法也，今天下之诸侯，将犹多皆免攻伐并兼，则是有誉义之名，而不察其实也。此譬犹盲者之与人，同命白黑之名，而不能分其物也，则岂谓有别哉！是故古之知者之为天下度也，必顺虑其义而后为之行。是以动，则不疑速通。成得其所欲，而顺天、鬼、百姓之利，则知者之道也。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，必反大国之说，一天下之和，总四海之内。焉率天下之百姓，以农、臣事上帝、山川、鬼神。利人多，功故又大，是以天赏之，鬼富之，人誉之，使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名参乎天地，至今不废，此则知者之道也，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。

墨子说道：当今天下所赞美的人，该是怎样一种说法呢？是他在上能符合上天的利益，于中能符合鬼神的利益，在下能符合人民的利益，所以大家才赞誉他呢？还是他在上不能符合上天的利益，于中不能符合鬼神的利益，在下不能符合人民的利益，所以大家才赞誉他呢？即使是最愚蠢的人，也必定会说：“是他在上能符合上天的利益，于中能符合鬼神的利益，在下能符合人民的利益，所以人们才赞誉他。”现在天下所共同认为是义的，是圣王的法则。但现在天下的诸侯大概还有许多在尽力于攻战兼并，那就只是仅有誉义的虚名，而不考察其实际。这就象瞎子与常人一同能叫出白黑的名称，却不能辨别那个物体一样，这难道能说会辨别吗？所以古时的智者为天下谋划，必先考虑此事是否合乎义，然后去做它。行为依义而动，则号令不疑而速通于天下。确乎得到了自己的愿望而又顺乎上天、鬼神、百姓的利益，这就是智者之道。所以古时享有天下的仁人，必然反对大国攻伐的说法，使天下的人和睦一致，总领四海之内，于是率领天下百姓务农，以臣礼事奉上鬼、山川、鬼神。利人之处多，功劳又大，所以上天赏赐他们，鬼神富裕他们，人们赞誉他们，使他们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名声与天地并列，至今不废。这就是智者之道，先王所获得天下的缘故。

今王公大人、天下之诸侯则不然。将必皆差论其爪牙之士，皆列其舟车之卒伍，于此为坚甲利兵，以往攻伐无罪之国。入其国家边境，芟刈其禾稼，斩其树木，堕其城郭，以湮其沟池，攘杀其牲口，燔溃其祖庙，劲杀其万民，覆其老弱，迁其重器，卒进而柱乎斗，曰：“死命为上，多杀次之，身伤者为下；又况失列北桡乎哉？罪死无赦！”以惮其众。夫无兼国覆军，贼虐万民，以乱圣人之绪。意将以为利天乎？夫取天之人，以攻天之邑，此刺杀天民，剥振神之位，倾覆社稷，攘杀其牲□，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。意将以为利鬼乎？夫杀之人，灭鬼神之主，废灭先王，贼虐万民，百姓离散，则此中不中鬼之利矣。意将以为利人乎？夫杀之人为利人也博矣！又计其费此－－为周生之本，竭天下百姓之财用，不可胜数也，则此下不中人之利矣。

现在的王公大人、天下的诸侯则不是这样。他们必定要指使他们的谋臣战将，都排列其兵船战车的队伍，在这个时候准备用坚固的铠甲和锐利的兵器，去攻打无罪的国家，侵入那些国家的边境，割掉其庄稼，斩伐其树木，摧毁其城郭，填塞其沟池，夺杀其牲畜，烧毁其祖庙，屠杀其人民，灭杀其老弱，搬走其宝器，终至进而支持战斗，（对士卒）说：“死于君命的为上，多杀敌人的次之，身体受伤的为下。至于落伍败退的呢？罪乃杀无赦！”用这些话使他的士卒畏惧。兼并他国覆灭敌军；残杀虐待民众，以破坏圣人的功业。还将认为这是利于上天吗？取用上天的人民，去攻占上天的城邑，这乃是刺杀上天的人民，毁坏神的神位，倾覆宗庙社稷，夺杀其牲口，那么这就对上下符合上天的利益了。还将认为这样利于鬼神吗？屠杀了这些人民，就灭掉了鬼神的祭主，废灭了先王（的祭祀），残害虐待万民，使百姓分散，那么这就于中不符合鬼神的利益了。还将认为这样利于人民吗？认为杀他们的人民是利人，这就也微薄了。又计算那些费用，原都是人民的衣食之本，所竭尽天下百姓的财用，就不可胜数了，那么，这就对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了。

今夫师者之相为不利者也，曰：“将不勇，士不分，兵不利，教不习，师不众，率不利和，威不圉，害之不久，争之不疾，孙之不强。植心不坚，与国诸侯疑。与国诸侯疑，则敌生虑而意羸矣。偏具此物，而致从事焉，则是国家失卒，而百姓易务也。今不尝观其说好攻伐之国，若使中兴师，君子，庶人也，必且数千，徒倍十万，然后足以师而动矣。久者数岁，速者数月。是上不暇听治，士不暇治其官府，农夫不暇稼穑，妇人不暇纺绩织纴，则是国家失卒，而百姓易务也。然而又与其车马之罢毙也，幔幕帷盖，三军之用，甲兵之备，五分而得其一，则犹为序疏矣。然而又与其散亡道路，道路辽远，粮食不继，傺食饮之时，厕役以此饥寒冻馁疾病而转死沟壑中者，不可胜计也。此其为不利于人也，天下之害厚矣。而王公大人，乐而行之。则此乐贼灭天下之万民也，岂不悖哉？今天下好战之国，齐、晋、楚、越，若使此四国者得意于天下，此皆十倍其国之众，而未能食其地也，是人不足而地有余也。今又以争地之故，而反相贼也，然则是亏不足，而重有余也。

现在率领军队的人相互认为不利的事情，即是：“将领不勇敢，兵士不奋厉，武器不锐利，训练不习战，军队不多，士卒不和，受到威胁而不能抵御，遏止敌人而不能久长，争斗而不能迅疾，转拢来又不强大，树立的决心不坚定，结交的诸侯内心生疑。结交的诸侯内心生疑，那么敌对之心就会产生而共同对敌的意志就减弱了。”假若完全具备了这些不利条件而竭力从事战争，那么国家就会失去法度，百姓也就要改业了。现在何不试着看看那些喜欢攻伐的国家？假使国中出兵发动战争，君子身分的人（数以百计），普通人士数以千计，负担劳役的人数十万，然后才足以成军而出动。（战争时间）久的数年，快的数月，这使在上位的人无暇听政，官员无暇治理他的官府之事，农夫无暇耕种，妇女无暇纺织，那么国家就会失去法度，而百姓则要改业了。然而如那种兵车战马的损失，帐幕帷盖，三军的用度，兵甲的设备，如果能够收回五分之一，这还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。然而又如那种士卒在道路上散亡，由于道路遥远，粮食不继，饮食不时，厮役们因之辗转死于沟壑中的，又多得不可胜数。像这样不利于人、为害天下之处就够严重了。但王公大人却乐于实行，那么这实即是乐于残害天下的百姓，难道不是荒唐吗？现在天下好战的国家为齐、晋、楚、越，如果让这四国得意于天下，那么，使他们的人口增加十倍，也不能全部耕种土地。这是人口不足而土地有余呀！现在又因争夺土地的缘故而互相残杀，既然这样，那么这就是亏损不足而增加有余了。

今逮夫好攻伐之君，又饰其说，以非子墨子曰：“以攻伐之为不义，非利物与？昔者禹征有苗，汤伐桀，武王伐纣，此皆立为圣王，是何故也？”子墨子曰：“子未察吾言之类，未明其故者也。彼非所谓“攻”，谓“诛”也。昔者三苗大乱，天命殛之，日妖宵出，雨血三朝，龙生于庙，犬哭乎市，夏冰，地坼及泉，五谷变化，民乃大振。高阳乃命玄宫，禹亲把天之瑞令，以征有苗。四电诱祗，有神人面鸟身，若瑾以侍，搤矢有苗之祥。苗师大乱，后乃遂几。禹既巳克有三苗，焉磨为山川，别物上下，卿制大极，而神民不违，天下乃静，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。逮至乎夏王桀，天有（车告）命，日月不时，寒暑杂至，五谷焦死，鬼呼国，鹤鸣十夕余。天乃命汤于镳宫：“用受夏之大命。夏德大乱，予既卒其命于天矣，往而诛之，必使汝堪之。”汤焉敢奉率其众，是以乡有夏之境，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，少少有神来告曰：“夏德大乱，往攻之，予必使汝大堪之。予既受命于天，天命融隆火，于夏之城闲西北之隅。”汤奉桀众以克有，属诸侯于薄，荐章天命，通于四方，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，则此汤之所以诛桀也。逮至乎商王纣，天不序其德，祀用失时，兼夜中十日，雨土于薄，九鼎迁止，妇妖宵出，有鬼宵吟，有女为男，天雨肉，棘生乎国道，王兄自纵也。赤鸟衔珪，降周之岐社，曰：“天命周文王，伐殷有国。”泰颠来宾，河出绿图，地出乘黄。武王践功，梦见三神曰：“予既沈渍殷纣于酒德矣，往攻之，予必使汝大堪之”武王乃攻狂夫，反商之周，天赐武王黄鸟之旗。王既巳克殷，成帝之来，分主诸神，祀纣先王，通维四夷，而天下莫不宾。焉袭汤之绪，此即武王之所以诛纣也。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，则非所谓“攻”也，所谓“诛”也”。

现在一般喜好攻伐的国君，又辩饰其说，用以非难墨子说：“（你）认为攻战为不义，难道不是有利的事情吗？从前大禹征讨有苗氏，汤讨伐桀，周武王讨伐纣，这些人都立为圣王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”墨子说：“您没有搞清我说法的类别，不明白其中的缘故。他们的讨伐不叫作‘攻’，而叫作‘诛’。从前三苗大乱，上天下命诛杀他。太阳为妖在晚上出来，下了三天血雨，龙在祖庙出现，狗在市上哭叫，夏天水结冰，土地开裂而下及泉水，五谷不能成熟，百姓于是大为震惊。古帝高阳于是在玄宫向禹授命，大禹亲自拿着天赐的玉符，去征讨有苗。这时雷电大震，有一位人面鸟身的神，恭谨地侍立，用箭射死有苗的将领，苗军大乱，后来就衰微了。大禹既已战胜三苗，于是就划分山川，区分了事物的上下，节制四方，神民和顺，天下安定。这就是大禹征讨有苗。等到夏王桀的时候，上天降下严命，日月失时，寒暑无节，五谷枯死，国都有鬼叫，鹤鸣十余个晚上。天就在镳宫命令汤：‘去接替夏朝的天命，夏德大乱，我已在天上把他的命运终断，你前去诛灭他，一定使你戡定他。’汤于是敢奉命率领他的部队，向夏边境进军。天帝派神暗中毁掉夏的城池。少顷，有神来通告说：‘夏德大乱，去攻打他，我一定让你彻底戡定他。我既已受命于上天，上天命令火神祝融降火在夏都西北角。’汤接受夏的民众而战胜了夏，在薄地会合诸侯，表明天命，并向四面八方通告，而天下诸侯没有敢不归附的。这就是汤诛灭夏。等到商王纣，上天不愿享用其德，祭祀失时。夜中出了十个太阳，在薄地下了泥土雨，九鼎迁移位置，女妖夜晚出现，有鬼晚上叹喟，有女子变为男人，天下了一场肉雨，国都大道上生了荆棘，而纣王更加放纵自己了。有只赤鸟口中衔圭，降落在周的岐山社庙上，圭上写道：‘上天授命周文王，讨伐殷邦。’贤臣泰颠来投奔帮助，黄河中浮出图箓地下冒出乘黄神马。周武王即位，梦见三位神人说：‘我已经使殷纣沉湎在酒乐之中，（你）去攻打他，我一定使你彻底戡定他。’武王于是去进攻纣这个疯子，灭商兴周。上天赐给武王黄鸟之旗。武王既已战胜殷商，承受上天的赏赐，命令诸侯分祭诸神，并祭祀纣的祖先，政教通达四方，而天下没有不归附的，于是继承了汤的功业。这即是武王诛纣。如果从这三位圣王来看，则（他们）并非‘攻’，而叫作‘诛’。”

则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，以非子墨子曰：“子以攻伐为不义，非利物与？昔者楚熊丽，始讨此睢山之间，越王繄亏，出自有遽，始邦于越；唐叔与吕尚邦齐、晋。此皆地方数百里，今以并国之故，四分天下而有之，是故何也？子墨子曰：“子未察吾言之类，未明其故者也。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，万有余；今以并国之故，万国有余皆灭，而四国独立。此譬犹医之药万有余人，而四人愈也，则不可谓良医矣。”

但是那些喜好攻伐的国君又辨饰其说，用来非难墨子道：“您以攻战为不义，它难道不是很有利吗？从前楚世子熊丽，最初封于睢山之间；越王繄亏出自有遽，始在越地建国；唐叔和吕尚分别建邦于晋国、齐国。（他们）这时的地方都不过方圆数百里，现在因为兼并别国的缘故，（这些国家）四分天下而占有之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”墨子说：“您没有搞清我说法的类别，不明白其中的缘故。从前天下最初分封的诸侯，万有余国；现在因为并国的缘故，万多国家都已覆灭，惟有这四个国家独自存在。这譬如医生给万余人开药方，而其中仅四个人治好了，那么就不能说是良医了。”

则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，曰：“我非以金玉、子女、壤地为不足也，我欲以义名立于天下，以德求诸侯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今若有能以义名立于天下，以德求诸侯者，天下之服，可立而待也。夫天下处攻伐久矣，譬若傅子之为马然。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诸侯者，大国之不义也，则同忧之；大国之攻小国也，则同救之，小国城郭之不全也，必使修之，布粟之绝则委之，币帛不足则共之。以此效大国，则小国之君说。人劳我逸，则我甲兵强。宽以惠，缓易急，民必移。易攻伐以治我国，攻必倍。量我师举之费，以争诸侯之毙，则必可得而序利焉。督以正，义其名，必务宽吾众，信吾师，以此授诸侯之师，则天下无敌矣，其为下不可胜数也。此天下之利，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，则此可谓不知利天下之臣务矣。是故子墨子曰：“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，中情将欲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当若繁为攻伐，此实天下之巨害也。今欲为仁义，求为上士，尚欲中圣王之道，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，故当若“非攻”之为说，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！”

但是喜好攻伐的国君又辩饰其说，说道：“我并不是以为金玉、子女、土地不够（而攻战），我要在天下以义立名，以德行收服诸侯。”墨子说：“现在如果真有以义在天下立名，以德收服诸侯的，那么天下的归附就可以立等了。”天下处于攻伐时代已很久了，就像把童子当作马骑一样。今天如果有能先以信义相交而利于天下诸侯的，对大国的不义，就一道考虑对付它；对大国攻打小国，就一道前去解救；小国的城郭不完整，必定使他修理好；布匹粮食乏绝，就输送给他；货币不足，就供给他。以此与大量较量，小国之君就会高兴。别人劳顿而我安逸，则我的兵力就会加强。宽厚而恩惠，以从容取代急迫，民心必定归附。改变攻伐政策来治理我们的国家，功效必定加倍。计算我们兴师的费用，以安抚诸侯的疲敝，那么一定能获得厚利了。以公正督察别人，以义为名，务必宽待我们的民众，取信于我们的军队，以此援助诸侯的军队，那么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了。这样做对天下产生的好处也就数不清了。这是天下之利，但王公大人不懂得去应用，则这可以说是不懂得有利于天下的最大要务了。所以墨子说：“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，如果内心确实想求得兴起天下的利益，除去天下的祸害，那么，假若频繁地进行攻伐，这实际就是天下巨大的祸害。现在若想行仁义，求做上等的士人，上要符合圣王之道，下要符合国家百姓之利，因而对于象‘非攻’这样的主张，将不可不审察的原因，即在于此。”

节用

圣人为政一国，一国可倍也；大之为政天下，天下可倍也。其倍之，非外取地也，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，足以倍之。圣王为政，其发令、兴事、使民、用财也，无不加用而为者。是故用财不费，民德不劳，其兴利多矣。

圣人在一国施政，一国的财利可以加倍增长。大到施政于天下，天下的财利可以加倍增长。这种财利的加倍，并不是向外掠夺土地；而是根据国家情况而省去无用之费，因而足以加倍。圣王施政，他发布命令、举办事业、使用民力和财物，没有不是有益于实用才去做的。所以使用财物不浪费，民众能不劳苦，他兴起的利益就多了。

其为衣裘何？以为冬以圉寒，夏以圉暑。凡为衣裳之道，冬加温、夏加凊者芊[鱼且]，不加者，去之。其为宫室何以为？冬以圉风寒，夏以圉暑雨。有盗贼加固者，芊[鱼且]；不加者，去之。其为甲盾五兵何以为？以圉寇乱盗贼，若有寇乱盗贼，有甲盾五兵者胜，无者不胜。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。凡为甲届五兵，加轻以利，坚而难折者，芊[鱼且]；不加者，去之。其为舟车何以为？车以行陵陆，舟以行川谷，以通四方之利。凡为舟车之道，加轻以利者，芊[鱼且]；不加者，去之。凡其为此物也，无不加用而为者。是故用财不费，民德不劳，其兴利多矣。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、鸟兽、犬马，以益衣裳、宫室、甲盾、五兵、舟车之数，于数倍乎，若则不难。故孰为难倍？唯人为难倍；然人有可倍也。昔者圣王为法，曰：“丈夫年二十，毋敢不处家，女子年十五，毋敢不事人。”此圣王之法也。圣王既没，于民次也，其欲蚤处家者，有所二十年处家；其欲晚处家者，有所四十年处家。以其蚤与其晚相践，后圣王之法十年。若纯三年而字，子生可以二三年矣。此不惟使民蚤处家，而可以倍与？且不然已！

他们制造衣裘是为了什么呢？冬天用以御寒，夏天用以防暑。凡是缝制衣服的原则，冬天能增加温暖、夏天能增加凉爽，就增益它；（反之，）不能增加的，就去掉。他们建造房子是为了什么呢？冬天用以抵御风寒，夏天用以防御炎热和下雨。有盗贼（侵入）能够增加防守之坚固的，就增益它；（反之，）不能增加的，就去掉。他们制造铠甲、盾牌和戈矛等五种兵器是为了什么呢？用以抵御外寇和盗贼。如果有外寇盗贼，拥有铠甲、盾牌和五兵的就胜利，没有的就失败。所以圣人制造铠甲、盾牌和五兵。凡是制造铠甲、盾牌和五兵，能增加轻便锋利、坚而难折的，就增益它；不能增加的，就去掉。他们制造车、船是为了什么呢？车用来行陆地，船用来行水道，以此沟通四方的利益。凡是制造车、船的原则，能增加轻快便利的，就增益它；不能增加的，就去掉。凡是他们制造这些东西，无一不是有益于实用才去做的。所以用财物不浪费，民众不劳乏，他们兴起的利益就多了。又去掉王公大人所爱好搜集的珠玉、鸟兽、狗马，用来增加衣服、房屋、兵器、车船的数量，使之增加一倍，这也是不难的。什么是难以倍增的呢？只有人是难以倍增的。然而人也有可以倍增的办法。古代圣王制订法则，说道：“男子年到二十，不许不成家，女子年到十五，不许不嫁人。”这是圣王的法规。圣王既已去世，听任百姓放纵自己，那些想早点成家的，有时二十岁就成家，那些想迟点成家的，有时四十岁才成家。拿早的与晚的相减，与圣王的法则差了十年。如果婚后都三年生一个孩子，就可多生两、三个孩子了。这不是使百姓早成家可使人口倍增吗？然而（现在执政的人）不这样做罢了。

今天下为政者，其所以寡人之道多。其使民劳，其籍敛厚，民财不足，冻饿死者，不可胜数也。且大人惟毋兴师，以攻伐邻国，久者终年，速者数月，男女久不相见，此所以寡人之道也。与居处不安，饮食不时，作疾病死者，有与侵就援橐，攻城野战死者，不可胜数。此不令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、数术而起与？圣人为政特无此，不圣人为政，其所以众人之道，亦数术而起与？

现在执政的人，他们使人口减少的缘故很多。他们使百姓劳乏，他们收重的税收。百姓因财用不足而冻饿死的，不可胜数。而且大人们兴师动众去攻打邻国，时间久的要一年，快的要数月，男女夫妇很久不相见，这就是减少人口的根源。再加上居住不安定，饮食不按时，生病而死的，以及被掳掠俘虏。攻城野战而死的，也不可胜数。这是不善于治政的人使人口减少的缘故，（即他们自己）采取多种手段而造成的吧！圣人施政绝对没有这种情况，圣人施政，他使人口众多的方法，也是多种手段造成的。

故子墨子曰：“去无用之费，圣王之道，天下之大利也。”

所以墨子说：“除去无用的费用，是圣王之道，天下的大利呀。”

子墨子言曰：“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、正诸侯者，彼其爱民谨忠，利民谨厚，忠信相连，又示之以利，是以终身不餍，殁世而不卷。古者明王圣人其所以王天下、正诸侯者，此也。”

墨子说道：“古代的明王圣人所以能统一天下、长于诸侯的原因，是他们爱护百姓确实尽心，利于百姓确实丰厚，忠信结合，又把利益指示给百姓。所以（他们）终身对此都不满足，临死前还不厌倦。古代的明王圣人所以能统一天下、长于诸侯的原因，即在于此。”

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，曰：“凡天下群百工，轮车鞼匏、陶冶梓匠，使各从事其所能，曰：“凡足以奉给民用，则止。”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，圣王弗为。

所以古代圣王定下节用的法则是：“凡是天下百工，如造轮车的、制皮革的、烧陶器的、铸金属的、当木匠的，使各人都从事自己所擅长的技艺，只要足以供给民用就行。”而那种种只增加费用而不更有利于民用的，圣王不去做。

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，曰：“足以充虚继气，强股肱，耳目聪明，则止。不极五昧之调、芬香之和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。”何以知其然？古者尧治天下，南抚交趾，北降幽都，东、西至日所出、入，莫不宾服。逮至其厚爱，黍稷不二，羹胾不重，饭于土塯，啜于土形，斗以酌，俯仰周旋，威仪之礼，圣王弗为。

古代圣王制定饮食的法则是：“只要能够充饥补气，强壮手脚，耳聪目明就行了。不穷极五味的调和与气味芳香，不招致远国珍贵奇怪的食物。”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古时尧帝治理天下，南面安抚到交阯，北面降服到幽都，东面直到太阳出入的地方，没有谁敢不归服的。及至他最喜爱的（食物），饭食没有两种，肉食不会重复，用土镏吃饭，用土铏喝汤，用木勺饮酒，对俯仰周旋等礼仪，圣王不去做。

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，曰：“冬服绀緅之衣，轻且暖；夏服絺绤之衣，轻且凊，则止。”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，圣王弗为。

古代圣王制定做衣服的法则是：“冬天穿的天青色的衣服，轻便而又暖和；夏天穿细葛或粗葛布的衣服，轻便而又凉爽，这就可以了。其他种种只增加费用而不更加利于民用的，圣王不去做。

古者圣人为猛禽狡兽暴人害民，于是教民以兵行。日带剑，为刺则入，击则断，旁击而不拆，此剑之利也。甲为衣，则轻且利，动则兵且从，此甲之利也。车为服重致远，乘之则安，引之则利，安以不伤人，利以速至，此车之利也。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，于是利为舟楫，足以将之，则止。虽上者三公，诸侯至，舟楫不易，津人不饰，此舟之利也。

古代圣王因为看到凶禽狡兽残害人民，于是教导百姓带着兵器走路。每日带着剑，用剑刺则能刺入，用剑砍则能砍断，剑被别的器械击了也不会折断，这就是剑的好处。铠甲穿在身上，轻巧便利，行动时方便又顺意，这是甲衣的好处。用车子载得重行得远，乘坐它很安全，拉动它也便利，安稳而不会伤人，便利而能迅速到达，这是车子的好处。古代圣王因为大河宽谷不能渡过，于是制造船桨，足以行驶，就可以了。即使上面的三公、诸侯到了，船桨也不加更换，掌渡人也不加装饰。这是船的好处。

古者圣王制为节葬之法，曰：“衣三领，足以朽肉；棺三寸，足以朽骸；窟穴，深不通于泉，流不发泄，则止。”死者既葬，生者毋久丧用哀。

古代圣王制定节葬的法则是：“衣三件，足够使死者骸骨朽烂在里面；棺木三寸厚，足够使死者肉体朽烂在里面。掘墓穴，深到不及泉水，又不至使腐气散发于上，就行了。”死者既已埋葬，生者就不要长久服丧哀悼。

古者人之始生，未有宫室之时，因陵丘窟穴而处焉。圣王虑之，以为窟穴，曰：冬可以避风寒，逮夏，下润湿，上熏蒸，恐伤民之气，于是作为宫室而利。然则为宫室之法，将奈何哉？子墨子言曰：“其旁可以圉风寒，上可以圉雪霜雨露，其中蠲洁，可以祭祀，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，则止。”诸加费不加民利者，圣王弗为。

古代人类产生之初，还没有宫室的时候，依着山丘挖洞穴而居住。圣人对此忧虑，认为挖的洞穴虽然冬天可以避风寒，但一到夏天，下面潮湿，上面热气蒸发，恐怕伤害百姓的气血，于是建造房屋来便利（他们）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建造宫室的法则应该怎样呢？墨子说道：“房屋四边可以抵御风寒，屋顶可以防御雪霜雨露，屋里清洁，可供祭祀，壁墙足以使男女分别生活，就可以了。其他各种只增加费用而不更加有利于民用的，圣王不去做。”

子墨子言曰：“仁者之为天下度也，辟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。”今孝子之为亲度也，将奈何哉？曰：亲贫，则从事乎富之；人民寡，则从事乎众之；众乱，则从事乎治之。当其于此也，亦有力不足，财不赡，智不智，然后已矣。无敢舍馀力，隐谋遗利，而不为亲为之者矣。若三务者，孝子之为亲度也，既若此矣。虽仁者之为天下度，亦犹此也。曰：天下贫，则从事乎富之；人民寡，则从事乎众之；众而乱，则从事乎治之。当其于此，亦有力不足，财不赡，智不智，然后已矣。无敢舍馀力，隐谋遗利，而不为天下为之者矣。若三务者，此仁者之为天下度也，既若此矣。

墨子说道：“仁者为天下谋划，就象孝子给双亲谋划一样没有分别。”现在的孝子为双亲谋划，将怎么样呢？即是：双亲贫穷，就设法使他们富裕；人数少了，就设法使其增加；人多混乱，就设法治理。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，也有力量不足、财用不够、智谋不足知，然后才罢了的。但没有人敢于舍弃余力，隐藏智谋、遗留财利，而不为双亲办事的。象上面这三件事，孝子为双亲打算，已经如此了。即使仁者为天下谋划，也像这样。即是：天下贫穷，就设法使之富足；人民稀少，就设法使之增多；人多混乱，就设法治理。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，也有力量不足、财用不够、智力不足知，然后才罢了的。但没有人敢舍弃余力、隐藏智谋、遗留财利，而不为天下办事的。像上面这三件事，仁者为天下谋划，已经如此了。

今逮至昔者，三代圣王既没，天下失义。后世之君子，或以厚葬久丧，以为仁也义也，孝子之事也；或以厚葬久丧，以为非仁义，非孝子之事也。曰二子者，言则相非，行即相反，皆曰吾上祖述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者也。而言即相非，行即相反，于此乎后世之君子，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。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，然则姑尝传而为政乎国家万民而观之。计厚葬久丧，奚当此三利者？我意若使法其言，用其谋，厚葬久丧，实可以富贫众寡、定危治乱乎！此仁也义也，孝子之事也，为人谋者，不可不劝也。仁者将兴之天下，谁贾而使民誉之，终勿废也。意亦使法其言，用其谋，厚葬久丧，实不可以富贫众寡、定危理乱乎！此非仁非义、非孝子之事也。为人谋者，不可不沮也。仁者将求除之天下，相废而使人非之，终身勿为。且故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令国家百姓之不治也，自古及今，未尝之有也。

到了往古三代圣王已死的今天，天下丧失了义。后世的君子，有的以厚葬久丧为仁、义，是孝子（应该做）的事；有的以厚葬久丧为不仁、不义，不是孝子（应该做）的事。这两种人，言论相攻，行为相反，都说：“我是上法尧、舜，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的大道。”但是（他们）言论相攻，行为相反，于是乎后世的君子都对二者的说法感到疑惑。如果一旦对二人的说法感到疑惑，那么姑且试着把他们的主张广泛地实施于治理国家和人民，从而加以考察，衡量厚葬久丧在哪一方面能符合（“富、众、治”）三种利益。假使仿照他们的说法，采用他们的计谋，若厚葬久丧确实可以使贫者富、寡者众，可以使危者安、乱者治，这就是仁的、义的，是孝子应该做的事，替人谋划者不能不勉励（他）去做。仁者将谋求在天下兴办它，设法宣扬而使百姓赞誉它，永不废弃。假使仿照他们的说法，采用他们的计谋，若厚葬久丧确实不可以使贫者富、寡者众，不可以使危者安、乱者治，这就是不仁的、不义的，不是孝子应做的事，替人谋划者不能不阻止他去做。仁者将谋求在天下除掉它，相互废弃它，并使人们非难它，终身不去做。所以说兴起天下的大利，除去天下的公害，而使国家百姓不能得到治理的，从古至今还不曾有过。

何以知其然也？今天下之士君子，将犹多皆疑惑厚葬久丧之为中是非利害也。故子墨子言曰：“然则姑尝稽之，今虽毋法执厚葬久丧者言，以为事乎国家。”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，曰棺椁必重，葬埋必厚，衣衾必多，文绣必繁，丘陇必巨；存乎匹夫贱人死者，殆竭家室；乎诸侯死者，虚车府，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，纶组节约，车马藏乎圹，又必多为屋幕、鼎鼓、几梴、壶滥、戈剑、羽旄、齿革，寝而埋之，满意。若送从，曰天子杀殉，众者数百，寡者数十；将军、大夫杀殉，众者数十，寡者数人。

从何知道是这样呢？现在天下的士君子们，对于厚葬久丧的是非利害，大多疑惑不定。所以墨子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们姑且来考察一下现在效法执行厚葬久丧之人的言论，用以治理国家。”这种情况存在于王公大人有丧事者的家中，则说棺木必须多层，葬埋必须深厚，死者衣服必须多件，随葬的文绣必须繁富，坟墓必须高大。（这种情况）存在于匹夫贱民的家中，（则他们）也必竭尽家产。诸侯死了，使府库贮藏之财为之一空，然后将金玉珠宝装饰在死者身上，用丝絮组带束住，并把车马埋藏在圹穴中，又必定要多多制造帷幕帐幔、钟鼎、鼓、几筵、酒壶、镜子、戈、剑、羽旄、象牙、皮革，置于死者寝宫而埋掉，然后才满意。至于殉葬，天子、诸侯死后所杀的殉葬者，多的数百，少的数十；将军、大夫死后所杀的殉葬者，多的数十，少的数人。

处丧之法，将奈何哉？曰：哭泣不秩，声翁，缞绖垂涕，处倚庐，寝苫枕块；又相率强不食而为饥，薄衣而为寒。使面目陷陬，颜色黧黑，耳目不聪明，手足不劲强，不可用也。又曰：上士之操丧也，必扶而能起，杖而能行，以此共三年。若法若言，行若道，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，辟草木，实仓廪。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入，耕稼树艺。使百工行此，则必不能修舟车、为器皿矣。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，纺绩织纴　。细计厚葬，为多埋赋之财者也；计久丧，为久禁从事者也。财以成者，扶而埋之；后得生者，而久禁之。以此求富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。富之说无可得焉。

居丧的方法，又将怎么样呢？即是：哭泣无时，不相更代，披缞系绖，垂下眼泪，住在（守丧期所住的）倚庐中，睡在草垫上，枕着土块。又竞相强忍着不吃而任自己饥饿，衣服穿得单薄而任自己寒冷。使自己面目干瘦，颜色黝黑，耳朵不聪敏，眼睛不明亮，手足不强劲，（因之）不能做事情。又说：上层士人守丧，必须搀扶才能起来，拄着拐杖才能行走。按此方式生活三年。假若效法这种言论，实行这种主张，使王公大人依此而行，那么必定不能早朝；（使士大夫依此而行，那么必定不能治理五官六府、开辟草木荒地和使仓库粮食充实；使农夫依此而行，那么必定不能早出晚归，耕作种植；使工匠依此而行，那么必定不能修造船、车，制作器皿；使妇女依此而行，那么必定不能早起晚睡，去纺纱绩麻织布。仔细计算厚葬之事，实在是大量埋掉钱财；计算长久服丧之事，实在是长久禁止人们去做事。财产已形成了的，掩在棺材里埋掉了；丧后应当生产的，又被长时间禁止。用这种做法去追求财富，就好象禁止耕田而想求收获一样。

是故求以富家，而既已不可矣，欲以众人民，意者可邪？其说又不可矣！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：君死，丧之三年；父母死，丧之三年；妻与后子死者，五皆丧之三年。然后伯父、叔父、兄弟、孽子其；族人五月；姑姊甥舅皆有月数，则毁瘠必有制矣。使面目陷，颜色黧黑，耳目不聪明，手足不劲强，不可用也。又曰上士操丧也，必扶而能起，杖而能行，以此共三年。若法若言，行若道，苟其饥约又若此矣：是故百姓冬不仞寒，夏不仞暑，作疾病死者，不可胜计也。此其为败男女之交多矣。以此求众，譬犹使人负剑而求其寿也。众之说无可得焉。

所以，（用厚葬久丧）要使国富家足，既已不可能了。而要以此使人民数量增加，或许可以吧？（然而）这种说法又是不行的。现在以厚葬久丧的原则去治理国家，国君死了，服丧三年；父母死了，服丧三年，妻与嫡长子死了，又都服丧三年。然后伯父、叔父、兄弟、自己的众庶子死了服丧一年；近支亲属死了服丧五个月；姑父母、姐姐、外甥、舅父母死了，服丧都有一定月数，那么，丧期中的哀毁瘦损必定有制度规定了。使（自己）面目干瘦，颜色黝黑，耳朵不聪敏，眼睛不明亮，手足不强健，因之不能做事情。又说：上层士人守丧，必须搀扶才能站起，拄着拐杖才能行走。按此方式生活三年。假如效法这种言论，实行这种主张，则他们饥饿缩食，又象这样了。因此百姓冬天忍不住寒冷，夏天忍不住酷暑，生病而死的，不可胜数。这样就会大量地损害男女之间的交媾。以这种做法追求增加人口，就好像使人伏身剑刃而寻求长寿。人口增多的说法已不可实现了。

是故求以众人民，而既以不可矣，欲以治刑政，意者可乎？其说又不可矣。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，国家必贫，人民必寡，刑政必乱。若法若言，行若道：使为上者行此，则不能听治；使为下者行此，则不能从事。上不听治，刑政必乱；下不从事，衣食之财必不足。若苟不足，为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，不弟弟必将怨其兄矣；为人子者求其亲而不得，不孝子必是怨其亲矣；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，不忠臣必且乱其上矣。是以僻淫邪行之民，出则无衣也，入则无食也，内续奚吾，并为淫暴，而不可胜禁也。是故盗贼众而治者寡。夫众盗贼而寡治者，以此求治，譬犹使人三睘而毋负已也。治之说无可得焉。

所以追求使人口增多，既已不可能了。而想以此治理刑事政务，也许可以吧？这种说法又是不行的。现在以厚葬久丧的原则治理政事，国家必定会贫穷，人民必定会减少，刑政必定会混乱。假如效法这种言论，实行这种主张，使居上位的人依此而行，就不可能听政治国；使在下位的人依此而行，就不可能从事生产。居上位的不能听政治国，刑事政务就必定混乱；在下位的不能从事生产，衣食之资就必定不足。假若不足，做弟弟的向兄长求索而没有所得，不恭顺的弟弟就必定会怨恨他的兄长；做儿子的求索父母而没有所得，不孝的儿子就必定要怨恨他的父母；做臣子的求索君主而没有所得，不忠的臣子就必定要叛乱他的君上。所以品行淫邪的百姓，出门就没有已穿，回家就没有饭吃，内心积有耻辱之感，一起去做邪恶暴虐之事，多得无法禁止。因此盗贼众多而治安好的情况减少。倘使盗贼增多而治安不善，用这种做法寻求治理。就好像把人多次遣送回去而要他不背叛自己。（厚葬久丧）而使国家治理的说法已是不可实现了。

是故求以治刑政，而既已不可矣，欲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，意者可邪？其说又不可矣。是故昔者圣王既没，天下失义，诸侯力征，南有楚、越之王，而北有齐、晋之君，此皆砥砺其卒伍，以攻伐并兼为政于天下。是故凡大国之所以不攻小国者，积委多，城郭修，上下调和，是故大国不耆攻之。无积委，城郭不修，上下不调和，是故大国耆攻之。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，国家必贫，人民必寡，刑政必乱。若苟贫，是无以为积委也；若苛寡，是城郭、沟渠者寡也；若苟乱，是出战不克，入守不固。

所以追求使刑政得治，既已不可能了。而想以此禁止大国攻打小国，也许还可以吧？这种说法也是不行的。从前的圣王已离开人世，天下丧失了正义，诸侯用武力征伐。南边有楚、越二国之王，北边有齐、晋二国之君，这些君主都训练他们的士卒，用以在天下攻伐兼并、发令施政。大凡大国不攻打小国的缘故，是因为小国积贮多，城郭修固，上下和协，所以大国不喜欢攻打它们。如果小国没有积贮，城郭不修固，上下不和协，所以大国就喜欢攻打它们。现在以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主持政务，国家必定会贫穷，人民必定会减少，刑事政务必定会混乱。如果国家贫穷，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积贮；如果人口减少，这样修城郭、沟渠的人就少了；如果刑政混乱，这样出战就不能胜利，入守就不能牢固。

此求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，而既已不可矣，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，意者可邪？其说又不可矣。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，国家必贫，人民必寡，刑政必乱。若苟贫，是粢盛酒醴不净洁也；若苟寡，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；若苟乱，是祭祀不时度也。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，为政若此，上帝鬼神始得从上抚之曰：“我有是人也，与无是人也，孰愈？”曰：“我有是人也，与无是人也，无择也。”则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厉之祸罚而弃之，则岂不亦乃其所哉！

用厚葬久丧寻求禁止大国攻打小国，既已不可能了。而想用它求得上天、鬼神赐福，也许可以吧？这种说法也是不行的。现在以主张厚葬久丧的人主持政务，国家必定贫穷，人民必定减少，刑法政治必定混乱。如果国家贫穷，那么祭祀的粢盛酒醴就不能洁净；如果人民减少，那么敬拜上天、鬼神的人就少了；如果刑政混乱，那么祭祀就不能准时了。现在又禁止敬事上天鬼神。象这样去施政，上天、鬼神便开始从天上发问说：“我有这些人和没有这些人，哪样更好呢？”然后说：“我有这些人与没有这些人，没有区别。”那么，即使上天、鬼神给他们降下罪疠祸罚而抛弃他们，难道不也是应得的吗？

故古圣王制为葬埋之法，曰：“棺三寸，足以朽体；衣衾三领，足以覆恶。以及其葬也，下毋及泉，上毋通臭，垄若参耕之亩，则止矣。”死则既已葬矣，生者必无久哭，而疾而从事，人为其所能，以交相利也。此圣王之法也。

所以古代圣王制定埋葬的原则，即是：棺木三寸厚，足以让尸体在里面腐烂就行；衣衾三件，足以掩盖可怕的尸形就行。及至下葬，下面不掘到泉水深处，上面不使腐臭散发，坟地宽广三尺，就够了。死者既已埋葬，生人不当久哭，而应赶快就业，人人各尽所能，用以交相得利。这就是圣王的法则。

今执厚葬久丧者之言曰：“厚葬久丧，虽使不可以富贫、众寡、定危、治乱，然此圣王之道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不然！昔者尧北教乎八狄，道死，葬蛩山之阴，衣衾三领，穀木之棺，葛以缄之，既而后哭，满坎无封。已葬，而牛马乘之。舜西教乎七戎，道死，葬南己之市，衣衾三领，穀木之棺，葛以缄之。已葬，而市人乘之。禹东教乎九夷，道死，葬会稽之山，衣衾三领，桐棺三寸，葛以缄之，绞之不合，通之不坎，土地之深，下毋及泉，上毋通臭。既葬，收馀壤其上，垄若参耕之亩，则止矣。若以此若三圣王者观之，则厚葬久丧，果非圣王之道。故三王者，皆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岂忧财用之不足哉！以为如此葬埋之法。”

现在坚持厚葬久丧主张的人说道：“厚葬久丧即使不可以使贫者富、寡者众、危者定、乱者治，然而这是圣王之道。”墨子说：“不然。从前尧去北方教化八狄，在半路上死了，葬在蛩山的北侧。用衣衾三件，用普通的楮木做成棺材，用葛藤束棺，棺材已入土后才哭丧，圹穴填平而不起坟。葬毕，可以在上面放牧牛马。舜到西方教化七戎，在半路上死了，葬在南己的市场旁，衣衾三件，以普通的楮木做成棺材，用葛藤束棺。葬毕，市人可以照常往来于上。大禹去东方教化九夷，在半路死了，葬在会稽山上，衣衾三件，用桐木做三寸之棺，用葛藤束住，虽然封了口但并不密合。凿了墓道，但并不深，掘地的深度下不及泉，上不透臭气。葬毕，将剩余的泥土堆在上面，坟地宽广大约三尺，就行了。如果照这三位圣王来看，则厚葬久丧果真不是圣王之道。这三王都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难道还怕财用不够吗？而（他们）认为这样做是葬埋的法则。”

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，则异于此。必大棺、中棺，革阓三操，璧玉即具，戈剑、鼎鼓、壶滥、文绣、素练、大鞅万领、舆马、女乐皆具，曰：必捶差通，垄虽凡山陵。此为辍民之事，靡民之财，不可胜计也，其为毋用若此矣。

现在王公大人们葬埋，则与此不同了。（他们）必定要用外棺和内棺，并以饰有文彩的皮带再三捆扎，宝璧宝玉既已具备，戈、剑、鼎、鼓、壶、镜、纹绣、白练、衣衾万件、车马、女乐都具备了。还必须把墓道捶实、涂饰好，坟墓雄伟可比山陵。这样荒废人民的事务，耗费人民的资财，多得不可胜数。这厚葬久丧竟如此毫无用处。

是故子墨子曰：“乡者，吾本言曰：意亦使法其言，用其谋，计厚葬久丧，请可以富贫、众寡、定危、治乱乎？则仁也，义也，孝子之事也！为人谋者，不可不劝也；意亦使法其言，用其谋，若人厚葬久丧，实不可以富贫、众寡、定危、治乱乎？则非仁也，非义也，非孝子之事也！为人谋者，不可不沮也。是故求以富国家，甚得贫焉；欲以众人民，甚得寡焉；欲以治刑政，甚得乱焉；求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，而既已不可矣；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，又得祸焉。上稽之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，而政逆之；下稽之桀、纣、幽、厉之事，犹合节也。若以此观，则厚葬久丧，其非圣王之道也。”

所以墨子说：“过去，我本来说过：假使效法这种言论，采用这种谋议，计算厚葬久丧，若确实可以使贫者富、寡者众、危者定、乱者治，那就是仁的、义的、孝子应做的事。因之替人谋划的不可不勉励他这样做。假使效法这种言论，采用这种谋议，若人们厚葬久丧，确实不可以使贫者富、寡者众、危者定、乱者治，那就是不仁的、不义的、不是孝子应做的事。因之替人谋划的不可不阻止他这样做。所以，寻求以这种说法使国家富足而只能得到更加贫困，想以它增加人民而只能得到更加减少，想用它使刑政治理而只能得到更加混乱，想用它禁止大国攻打小国也已经办不到，想用它求取上天鬼神的赐福反而又只能得祸。我们就上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之道来考察它，正好与之相反；就下从桀、纣、周幽王、周厉王之事来考察它，倒是符节相合。照这看来，则厚葬久丧当不是圣王之道。”

今执厚葬久丧者言曰：“厚葬久丧，果非圣王之道，夫胡说中国之君子为而不已、操而不择哉？”子墨子曰：“此所谓便其习、而义其俗者也。”昔者越之东，有輆沭之国者，其长子生，则解而食之，谓之“宜弟”；其大父死，负其大母而弃之，曰“鬼妻不可与居处。”此上以为政，下以为俗，为而不已，操而不择，则此岂实仁义之道哉？此所谓便其习、而义其俗者也。楚之南，有炎人国者，其亲戚死，朽其肉而弃之，然后埋其骨，乃成为孝子。秦之西，有仪渠之国者，其亲戚死，聚柴薪而焚之，熏上谓之“登遐”，然后成为孝子。此上以为政，下以为俗，为而不已。操而不择，则此岂实仁义之道哉？此所谓便其习、而义其俗者也。若以此若三国者观之，则亦犹薄矣；若以中国之君子观之，则亦犹厚矣。如彼则大厚，如此则大薄，然则埋葬之有节矣。故衣食者，人之生利也，然且犹尚有节；葬埋者，人之死利也，夫何独无节于此乎？于墨子制为葬埋之法，曰：“棺三寸，足以朽骨；衣三领，足以朽肉。掘地之深，下无菹漏，气无发泄于上，垄足以期其所，则止矣。哭往哭来，反，从事乎衣食之财，佴乎祭祀，以致孝于亲。”故曰子墨子之法，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。

现在坚持厚葬久丧的人说道：“厚葬久丧若果真不是圣王之道，那怎么解释中原的君子（对它）行之不已、持而不释呢？”墨子说道：“这就所谓的便于习惯、安于风俗”。从前，越国的东面有个輆沭国，人的头一个孩子出生后就肢解吃掉，称这种做法为“宜弟”。人的祖父死后，背着祖母扔掉，说：“鬼妻不可与住在一起。”这种做法上面持以施政，下面习以为俗，行而不止，持而不释。那么这难道确实是仁义之道吗？这就是所谓的便于习惯、安于风俗。楚国的南面有个啖人国，此国人的双亲死后，先把肉刳下来扔掉，然后再埋葬骨头，才能成为孝子。秦国的西面有个仪渠国，此国人的双亲死后，聚积柴薪把他烧掉。把烟气上升说成是死者“登仙”，然后才能成为孝子。上面以这种做法作为国政，下面以之作为风俗，行之不已，持而不释，那么这难道确实是仁义之道吗？这就是所谓的便于习惯、安于风俗。如果从这三国的情况来看，那么人们对葬丧也还是很微薄的，而从中原君子的情况来看，则又还是很厚重的。象这样太厚，象那样又太薄，既然如此，那么葬埋就应当有节制。所以，衣食是人活着时利益之所在，然而犹且崇尚节制；葬埋是人死后的利益之所在，为何独不对此加以节制呢？（于是）墨子制定葬埋的法则说：“棺材厚三寸，衣衾三件，足以使死者的骨肉在里面朽烂。掘地的深浅，以下面没有湿漏、尸体气味不要泄出地面上为度。坟堆足以让人认识就行了。哭着送去，哭着回来。回来以后就从事于谋求衣食之财，以助给祭祀之用，向双亲尽孝道。”所以说，墨子的法则，不损害生和死两方面的利益，即此之故。

故子墨子言曰：“今天下之士君子，中请将欲为仁义，求为上士，上欲中圣王之道，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，故当若节丧之为政，而不可不察此者也。”

所以墨子说：“现在天下的士君子，内心确实想行仁义，追求做上士，上想要符合圣王之道，下想要符合国家百姓之利，所以就应当对以节葬来行政的道理，不可不加以考察。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
天志

子墨子言曰：“天下之士君子，知小而不知大。”何以知之？以其处家者知之。若处家得罪于家长，犹有邻家所避逃之；然且亲戚、兄弟、所知识，共相儆戒，皆曰：“不可不戒矣!不可不慎矣!恶有处家而得罪于家长而可为也？”非独处家者为然，虽处国亦然。处国得罪于国君，犹有邻国所避逃之；然且亲戚、兄弟所知识，共相儆戒，皆曰：“不可不戒矣！不可不慎矣！谁亦有处国得罪于国君而可为也！”此有所避逃之者也，相儆戒犹若此其厚，况无所避逃之者，相儆戒岂不愈厚，然后可哉？且语言有之曰：“焉而晏日焉而得罪，将恶避逃之？”曰：“无所避逃之。”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，明必见之。然而天下之士君子之于天也，忽然不知以相儆戒。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，知小而不知大也。

墨子说道：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只知道小道理，而不知道大道理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从他处身于家的情况可以知道。如果一个人处在家族中而得罪了家长，他还可逃避到相邻的家族去。然而父母、兄弟和相识的人们彼此相互警戒，都说：“不可不警戒呀！不可不谨慎呀！怎么会有处在家族中而可以得罪家长的呢？”不仅处身于家的情况如此，即使处身于国也是这样。如果处在国中而得罪了国君，还有邻国可以逃避。然而父母、兄弟和相识的人们彼此相互警戒，都说：“不可不警戒呀！不可不谨慎呀！怎么会有处身于国而可以得罪国君的呢？”这是有地方可以逃避的，人们相互警戒还如此严重，又何况那些没有地方可以逃避的情况呢？互相警戒难道不就更加严重，然后才可以吗？而且俗语有这种说法：“在光天化日之下得了罪，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呢？”回答是：“没有地方可以逃避。”上天不会对山林深谷幽暗无人的地方有所忽视，他明晰的目光一定会看得见。然而天下的士君子对于天，却疏忽地不知道以此相互警戒。这就是我藉以知道天下的士君子知道小道理而不知道大道理的原因。

然则天亦何欲何恶？天欲义而恶不义。然则率天下之百姓，以从事于义，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。我为天之所欲，天亦为我所欲。然则我何欲何恶？我欲福禄而恶祸祟。若我不为天之所欲，而为天之所不欲，然则我率天下之百姓，以从事于祸祟中也。然则何以知天之欲义而恶不义？曰：天下有义则生，无义则死，有义则富，无义则贫，有义则治，无义则乱。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，欲其富而恶其贫，欲其治而恶其乱，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。

既然如此，那么上天也喜爱什么厌恶什么呢？上天爱好义而憎恶不义。既然如此，那么率领天下的百姓，用以去做合乎义的事，这就是我们在做上天所爱好的事了。我们做上天所喜欢的事，那么上天就会做我们所喜欢的事。那么我们又爱好什么、憎恶什么呢？我们喜欢福禄而厌恶祸患，如果我们不做上天所喜欢的事，那么就是我们率领天下的百姓，陷身于祸患灾殃中去了。那么怎么知道上天喜爱义而憎恶不义呢？回答说：天下之事，有义的就生存，无义的就死亡；有义的就富有，无义的就贫穷；有义的就治理，无义的就混乱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上天喜欢人类孳生而讨厌他们死亡，喜欢人类富有而讨厌他们贫穷，喜欢人类治理而讨厌他们混乱。这就是我所以知道上天爱好义而憎恶不义的原因。

曰：且夫义者，政也。无从下之政上，必从上之政下。是故庶人竭力从事，未得次己而为政，有士政之，士竭力从事，未得次己而为政，有将军、大夫政之；将军、大夫竭力从事，未得次己而为政，有三公、诸侯政之；三公、诸侯竭力听治，未得次己而为政，有天子政之；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，有天政之。天子为政于三公、诸侯、士、庶人，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；天之为政于天子，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。故昔三代圣王，禹、汤、文、武，欲以天之为政于天子，明说天下之百姓，故莫不（牛＋邹的左半）牛羊，豢犬彘，洁为粢盛酒醴，以祭祀上帝鬼神，而求祈福于天。我未尝闻天下之所求祈福于天子者也，我所以知天之为政于天子者也。

并且义是用来匡正人的。不能从下正上，必须从上正下。所以老百姓竭力做事，不能擅自恣意去做，有士去匡正他们；士竭力做事，不得擅自恣意去做，有将军、大夫匡正他们；将军、大夫竭力做事，不得擅自恣意去做，有三公、诸侯去匡正他们；三公、诸侯竭力听政治国，不得擅自恣意去做，有天子匡正他们；天子不得擅自恣意去治政，有上天匡正他。天子向三公、诸侯、士、庶人施政，天下的士君子固然明白地知道；上天向天子施政，天下的百姓却未能清楚地知道。所以从前三代的圣君禹、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，想把上天向天子施政的事，明白地劝告天下的百姓，所以无不喂牛羊、养猪狗，洁净地预备酒醴粢盛，用来祭祀上天鬼神而向上天求得福祥。我不曾听到上天向天子祈求福祥的。这就是我所以知道上天向天子发号施政的原因。

故天子者，天下之穷贵也，天下之穷富也。故于富且贵者，当天意而不可不顺。顺天意者，兼相爱、交相利，必得赏；反天意者，别相恶，交相贼，必得罚。然则是谁顺天意而得赏者？谁反天意而得罚者？子墨子言曰：“昔三代圣王，禹、汤、文、武，此顺天意而得赏也。昔三代之暴王，桀、纣、幽、厉，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。”然则禹、汤、文、武，其得赏者何以也？子墨子言曰：“其事上尊天，中事鬼神，下爱人，故天意曰：’此之我所爱，兼而爱之；我所利，兼而利之。爱人者此为博焉，利人者此为厚焉。’故使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业万世子孙，传称其善，方施天下，至今称之，谓之圣王。”然则桀、纣、幽、厉，得其罚何以也？子墨子言曰：“其事上诟天，中诟鬼，下贼人，故天意曰：’此之我所爱，别而恶之；我所利，交而贼之。恶人者，此为之博也；贱人者，此为之厚也。’故使不得终其寿，不殁其世，至今毁之，谓之暴王。”

所以说天子是天下极尊贵的人，天下极富有的人。所以想要贵富的人，对天意就不可不顺从。顺从天意的人，同时都相爱，交互都得利，必定会得到赏赐；违反天意的人，分别都相恶，交互都残害，必定会得到惩罚。既然这样，那么谁顺从天意而得到赏赐呢？谁违反天意而得到惩罚呢？墨子说道：“从前三代圣王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，这些是顺从天意而得到赏赐的；从前三代的暴王桀、纣、幽王、厉王，这些是违反天意而得到惩罚的。”既然如此，那么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得到赏赐是因为什么呢？墨子说：“他们所做的事，上尊天，中敬奉鬼，下爱人民。所以天意说：‘这就是对我所爱的，他们兼而爱之；对我所利的，他们兼而利之。爱人的事，这最为广泛；利人的事，这最为厚重。’所以使他们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子子孙孙不绝，相传而称颂他们的美德，教化遍施于天下，到现在还受人称道，称他为圣王。”既然如此，那么桀、纣、幽王、厉王得到惩罚又是什么原因呢？墨子说道：“他们所做的事，对上辱骂上天，于中辱骂鬼神，对下残害人民。所以天意说：‘这是对我所爱的，他们分别憎恶之，对我所利的，他们交相残害之。所谓憎恶人，以此为最广；所谓残害人，以此为最重。’所以使他们不得寿终，不能终身。人们至今还在毁骂他，称他们为暴王。”

然则何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？以其兼而明之。何以知其兼而明之？以其兼而有之。何以知其兼而有之？以其兼而食焉。何以知其兼而食焉？四海之内，粒食之民，莫不（牛＋邹的左半）牛羊，豢犬彘，洁为粢盛酒醴，以祭祀于上帝鬼神。天有邑人，何用弗爱也？且吾言杀一不辜者，必有一不祥。杀不辜者谁也？则人也。予之不祥者谁也？则天也。若以天为不爱天下之百姓，则何故以人与人相杀，而天予之不祥？此我所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也。

既然如此，那么怎么知道上天爱护天下的百姓呢？因为他对百姓能全部明察。怎么知道他对百姓全都明察呢？因为他能全部抚养。怎么知道他全部抚养呢？因为他全都供给食物。怎么知道他全都供给食物呢？因为四海之内，凡是吃谷物的人，无不喂牛羊，养猪狗，洁净地做好粢盛酒醴，用来祭祀上帝鬼神。天拥有下民，怎么会不喜爱他们呢？而且我曾说过，杀了一个无辜的人，必遭到一桩灾祸。杀无辜之人的是谁呢？是人。给这人灾祸的是谁呢？是天。如果认为天不爱天下的百姓，那么为什么人与人相杀害，天为什么要降给他灾害呢？这是我所以知道天爱护天下百姓的缘故。

顺天意者，义政也；反天意者，力政也。然义政将奈何哉？子墨子言曰：“处大国不攻小国，处大家不篡小家，强者不劫弱，贵者不傲贱，多诈者不欺愚。此必上利于天，中利于鬼，下利于人，三利无所不利，故举天下美名加之，谓之圣王。力政者则与此异，言非此，行反此，犹幸驰也。处大国攻小国，处大家篡小家，强者劫弱，贵者傲贱，多诈欺愚，此上不利于天，中不利于鬼，下不利于人。三不利无所利，故举天下恶名加之，谓之暴王。

顺从天意的，就是仁义政治；违反天意的，就是暴力政治。那么义政应怎么做呢？墨子说：“居于大国地位的不攻打小国，居于大家族地位的不掠夺小家族，强者不强迫弱者，贵人不傲视贱人，狡诈的不欺压愚笨的。这就必然上利于天，中利于鬼，下利于人。做到这三利，就会无所不利。所以将天下最好的名声加给他，称他们为圣王。而力政则与此不同：他们言论不是这样，行动跟这相反，犹如背道而驰。居于大国地位的攻伐小国，居于大家族地位掠夺小家族，强者强迫弱者，贵者傲视贱者，狡诈的欺压愚笨的。这上不利于天，中不利于鬼，下不利于人。三者不利，就没有什么利了。所以将天下最坏的名声加给他，称之为暴王。”

子墨子言曰：“我有天志，譬若轮人之有规，匠人之有矩，轮匠执其规、矩，以度天下之方圆，曰：’中者是也，不中者非也。’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，不可胜载，言语不可详计，上说诸侯，下说列士，其于仁义，则大相远也。何以知之？曰：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。”

墨子说道：“我们有了上天的意志，就好象制车轮的有了圆规，木匠有了方尺。轮人和木匠拿着他们的规和尺来量度天下的方和圆，说：‘符合二者的就是对的，不符合的就是错的。’现在天下的士君子的书籍多得载不完，言语多得不能尽计，对上游说诸侯，对下游说有名之士，但他们对于仁义，则相差很远。怎么知道呢？回答说：我得到天下的明法来衡量他们。”

子墨子言曰：“今天下之君子之欲为仁义者，则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。”既曰不可以不察义之所从出，然则义何从出？子墨子曰：“义不从愚且贱者出，必自贵且知者出。”何以知义之不从愚且贱者出，而必自贵且知者出也？曰：义者，善政也。何以知义之为善政也？曰：天下有义则治，无义则乱，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。夫愚且贱者，不得为政乎贵且知者，然后得为政乎愚且贱者。此吾所以知义之不从愚且贱者出，而必自贵且知者出也。

墨子说道：“现在天下的君子想实行仁义，就不可不察义是从哪里产生的。”既然说不可不察义从哪里产生，那么义究竟从哪里产生的呢？墨子说：“义不从愚蠢而卑贱的人中产主，必定从尊贵而聪明的人中产生。”怎么知道义不从愚蠢而卑贱的人中产生，而必定从尊贵而聪明的人中产生呢？回答说：所谓义，就是善政。怎么知道义就是善政呢？回答说：天下有义则治理，无义则混乱，所以知道义就是善政。愚蠢而卑贱的人，不能向尊贵而聪明的人施政；只有尊贵而聪明的人，然后才可能向愚蠢而卑贱的人施政。这就是我知道义不从愚蠢而卑贱的中产生，而必定从尊贵而聪明的人中产生的原因。

然则孰为贵？孰为知？曰：天为贵，天为知而已矣，然则义果自天出矣。

既然如此，那么谁是尊贵的？谁是聪明的？回答说：天是尊贵的，天是聪明的，如此而已。那么，义果然是从上天产生出来的了。

今天下之人曰：“当若天子之贵诸侯，诸侯之贵大夫，傐明知之。然吾未知天之贵且知于天子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吾所以知天之贵且知于天子者有矣。曰：天子为善，天能赏之；天子为暴，天能罚之；天子有疾病祸祟，必斋戒沐浴，洁为酒醴粢盛，以祭祀天鬼，则天能除去之。然吾未知天之祈福于天子也，此吾所以知天之贵且知于天子者。不止此而已矣，又以先王之书，驯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。曰：’明哲维天，临君下土。’则此语天之贵且知于天子。」不知亦有贵，知夫天者乎？曰：天为贵、天为知而已矣。然则义果自天出矣。”是故子墨子曰：“今天下之君子，中实将欲遵道利民，本察仁义之本，天之意不可不慎也。”既以天之意以为不可不慎已，然则天之将何欲何憎？子墨子曰：“天之意，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，大家之乱小家也，强之暴寡，诈之谋愚，贵之傲贱，此天之所不欲也。不止此而已，欲人之有力相营，有道相教，有财相分也。又欲上之强听治也，下之强从事也。”上强听治，则国家治矣；下强从事，则财用足矣。若国家治，财用足，则内有以洁为酒醴粢盛，以祭祀天鬼；外有以为环璧珠玉，以聘挠四邻。诸侯之冤不兴矣，边境兵甲不作矣。内有以食饥息劳，持养其万民，则君臣上下惠忠，父子兄弟慈孝。故唯毋明乎顺天之意，奉而光施之天下，则刑政治，万民和，国家富，财用足，百姓皆得暖衣饱食，便宁无忧。是故子墨子曰：“今天下之君子，中实将欲遵道利民，本察仁义之本，天之意不可不慎也。”

现在天下的人说道：“应当天子比诸侯尊贵，诸侯比大夫尊贵，这是确然明白知道的。但是我不知道上天比天子还尊贵而且聪明。”墨子说道：“我有知道上天比天子还尊贵而且聪明的理由。即是：天子为善，上天能够赏赐他；天子行暴，上天能惩罚他；天子有疾病灾祸，必定斋戒沐浴，洁净地准备酒醴粢盛，用来祭祀上天鬼神，那么上天就能帮他除去疾病灾祸。可是我并没有听说上天向天子祈求赐福的，这就是我知道上天比天子尊贵而且聪明的理由。不仅止此而已。又从先王的书籍训释上天高明而不易解说的道理中可以知道，说是：‘高明圣哲的只有上天，将它的光辉普照大地。’这就是上天比天子尊贵而且聪明。不知道还有没有比上天更尊贵而且聪明的呢？”回答说：“只有天是最尊贵，天是最聪明的，既然如此，那么义是从天产生出来的。”所以墨子说道：“现在天下的君子们，如果心中确实想要遵行圣王之道，以利于人民，考察仁义的根本，天意不可不顺从。”既然认为天意不可不顺从，那么天希望什么憎恶什么呢？墨子说：“天的心意，不希望大国攻打小国，大家族侵扰小家族。强大的侵暴弱小的，狡诈的算计愚笨的，尊贵的傲视卑贱的，这是天所不希望的。不仅止此而已，天希望人们有力则相互帮助，有道义相互教导，有财物相互分配；又希望居上位的努力听政治事，居下位的努力从事劳作。”居上位的努力听政治事，那么国家就治理了，居下位的努力从事劳作，那么财用就足够了。假若国家和家族都治理好了，财用也充足了，那么在内有能力洁净地准备酒醴粢盛，用以祭祀上天和鬼神；在外有环璧珠玉，用以聘问交接四方邻国。诸侯间的仇怨不再发生了，边境上的兵争不会产生了。在内有能力让饥者得食、劳者得息，保养万民，那么君臣上下就相互施惠效忠，父子兄弟之间慈爱孝顺。所以明白上天之意，奉行而施之于天下，那么刑政就会治理，万民就会和协，财用就会充足。百姓都得到暖衣饱食，安宁无忧。所以墨子说：“现在天下的君子，如果心中确实希望遵循圣道、利于民众，考察仁义的根本，对于天意就不可不顺从。”

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，辟之无以异乎国君、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。今国君、诸侯之有四境之内也，夫岂欲其臣国。万民之相为不利哉！今若处大国则攻小国，处大家则乱小家，欲以此求赏誉，终不可得，诛罚必至矣。夫天之有天下也，将无已异此。今若处大国则攻小国，处大都则伐小都，欲以此求福禄于天，福禄终不得，而祸祟必至矣。然有所不为天之所欲，而为天之所不欲，则夫天亦且不为人之所欲，而为人之所不欲矣。人之所不欲者，何也？曰：病疾祸祟也。若已不为天之所欲，而为天之所不欲，是率天下之万民以从事乎祸祟之中也。故古者圣王，明知天鬼之所福，而辟天鬼之所憎，以求兴天下之利，而除天下之害。是以天之为寒热也，节四时、调阴阳两露也；时五谷孰，六畜遂，疾灾、戾疫、凶饥则不至。是故子墨子曰：“今天下之君子，中实将欲遵道利民，本察仁义之本，天意不可不慎也。”

而且天子拥有天下，就好象国君、诸侯拥有四境之内一样没有分别。现在国君、诸侯拥有四境之内，难道希望他的民众相为不利吗？现在例如居于大国地位的攻打小国，居于大家族地位的攻打小家族，想借此求取赏赐和赞誉，终究得不到，而诛戮惩罚必然降临。而上天之拥有天下，与此也没有区别。现在比如居于大国地位的就攻打小国，居于大都地位的就攻打小都，想以此向天求福禄，福禄终究得不到，而祸殃必然降临。既然如此，如果（人）不做天所希望的事，而做上天所不希望的事，那么天也将不做人所希望的事，而做人所不希望的事。人所不希望的是什么呢？是疾病和灾祸。如果自己不做上天所希望的，而做上天所不希望的，这是率领天下的百姓，陷入灾祸之中。所以古时的圣王，明白地知道上天、鬼神所降福，而避免做上天、鬼神所憎恶的事，以追求兴天下之利，而除天下之害。所以天安排寒热合节，四时调顺，阴阳雨露合乎时令，五谷熟，六畜蕃殖，而疾病灾祸瘟疫凶饥不至。所以墨子说道：“现在天下的君子，如果心中将希望遵循圣道、利于人民，考察仁义的根本，对天意不可不顺从！”

且夫天下盖有不仁不祥者，曰：当若子之不事父，弟之不事兄，臣之不事君也，故天下之君子，与谓之不祥者。今夫天兼天下而爱之，撽遂万物以利之，若豪之末，非天之所为也，而民得而利之，则可谓否矣。然独无报夫天，而不知其为不仁不祥也。此吾所谓君子明细而不明大也。

而且天下有不仁不祥的人，即如儿子不侍奉父亲，弟弟不服事兄长，臣子不服事君上，所以天下的君子都称之为不祥的人。现在天对于天下都兼而爱之，育成了万物而使天下百姓得利，即使如毫末之微，也莫非天之所为，而人民得而利之，则可谓大了。然而人们碓独不知报答上天，而且也不知那种不仁的事就是不祥。这就是我所说的君子明白小的而不明白大的。

且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者，有矣。曰：以磨为日月星辰，以昭道之；制为四时春秋冬夏，以纪纲之；雷降雪霜雨露，以长遂五谷麻丝，使民得而财利之；列为山川溪谷，播赋百事，以临司民之善否；为王公侯伯，使之赏贤而罚暴，贼金木鸟兽，从事乎五谷麻丝，以为民衣食之财，自古及今，未尝不有此也。今有人于此，欢若爱其子，竭力单务以利之，其子长，而无报子求父，故天下之君子，与谓之不仁不祥。今夫天，兼天下而爱之，撽遂万物以利之，若豪之末，非天之所为，而民得而利之，则可谓否矣。然独不报夫天，而不知其为不仁不详也。此吾所谓君子明细而不明大也。

而且我知道上天爱民的原因也大有其所，即天分别日月星辰，照耀天下，制定四季春夏秋冬，以为纪纲，降下霜雪雨露，以生长、成熟五谷丝麻，使老百姓得以供给财用；又分列为山川溪谷，广布各种事业，用以监察百姓的善恶；分别设立王、公、侯、伯，使他们赏贤而罚暴，征收金木鸟兽，从事五谷丝麻，以为百姓的衣食之财，从古到今，未曾不是如此。假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，高兴地珍爱他的孩子，全部精力，一切事务，都为了有利于孩子。他的儿子长大后不报答父亲，所以天下的君子都说他不仁不祥。现在上天对天下兼而爱之，长养万物以利于他们，而百姓得到利用，则可谓厚了。然而人们不报答天，却不知这是不仁不祥。这就是我所说的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。

且吾所以知天爱民之厚者，不止此而足矣。曰杀不辜者，天予不祥。不辜者谁也？曰人也。予之不祥者谁也？曰天也。若天不爱民之厚，夫胡说人杀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？此吾之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也。

而且我藉以知道上天爱民深厚的理由，还不仅止此。凡杀戮的人，上天必定给他不祥。杀无辜的是谁呢？是人。给予不祥的是谁呢？是天。如果天不厚爱于人，那为什么人杀了无辜而天给他不祥呢？这就是我用以知道上天爱民深重的理由。

且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者，不止此而已矣。曰爱人利人，顺天之意，得天之赏者有之；憎人贼人，反天之意，得天之罚者亦有矣。夫爱人、利人，顺天之意，得天之赏者，谁也？曰：若昔三代圣王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者是也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，焉所从事？曰：从事“兼”，不从事“别”。兼者，处大国不攻小国，处大家不乱小家，强不劫弱，众不暴寡，诈不谋愚，贵不傲贱；观其事，上利乎天，中利乎鬼，下利乎人，三利无所不利，是谓天德。聚敛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，曰：“此仁也，义也。爱人、利人，顺天之意，得天赏者也。”不止此而已，书于竹帛，镂之金石，琢之盘盂，传遗后世子孙，曰：“将何以为？将以识夫爱人、利人，顺天之意，得天之赏者也。”《皇矣》道之曰：“帝谓文王，予怀明德，不大声以色，不长夏以革，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”帝善其顺法则也，故举殷以赏之，使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名誉至今不息。故夫爱人、利人，顺天之意，得天之赏者，既可得留而已。夫憎人、贼人，反天之意，得天之罚者，谁也？曰：若昔者三代暴王桀、纣、幽、厉者是也。桀、纣、幽、厉，焉所从事？曰：从事别，不从事兼。别者，处大国则攻小国，处大家则乱小家，强劫弱，众暴寡，诈谋愚，贵傲贱；观其事，上不利乎天，中不利乎鬼，下不利乎人，三不利无所利，是谓天贼。聚敛天下之丑名而加之焉，曰：“此非仁也，非义也。憎人、贼人，反天之意，得天之罚者也。”不止此而已，又书其事于竹帛，镂之金石，琢之盘盂，传遗后世子孙。曰：将何以为？将以识夫憎人、贼人，反天之意，得天之罚者也。《太誓》之道之曰：“纣越厥夷居，不肯事上帝，弃厥先神祗不祀，乃曰：’吾有命’，无戮其务天下，天亦纵弃纣而不葆。”察天以纵弃纣而不葆者，反天之意也。故夫憎人、贼人，反天之意，得天之罚者，既可得而知也。

而且我藉以知道上天爱民深厚的理由，还不仅于此。因为爱人利人，顺从天意，从而得到上天赏赐的人，是存在的；憎人害人，违反天意，从而得到上天惩罚的人，是存在的。爱人利人，顺从天意，而得到上天赏赐的是谁呢？回答说：象从前三代的圣王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就是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又实行些什么呢？回答说：实行“兼”，不实行“别”。所谓兼，即处在大国地位不攻打小国，处在大家族地位不侵扰小家族，强大的不劫掠弱小的，人多的不侵暴人少的，狡诈的不算计愚笨的，尊贵的不傲视卑贱的。观察他们的行事，在上有利于天，于中有利鬼神，在下有利于人，三者有利，则无所不利，这就是天德。人们把天下的美名聚集起来加到他们身上，说：“这是仁，是义。是爱人利人，顺从天意，因而得到上天的赏赐的人。”不仅止此而已，又把他们的事迹写于简帛，刻上金石，雕于盘盂，传给后世子孙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将用以使人记住爱人利人，顺从天意，会得到上天的赏赐。《皇矣》说道：“天帝告诉文王，我思念有光明之德的人，他不虚张声色，不崇尚夸饰与变革。不知不识，只遵循上天的法则。”天帝赞赏文王顺从法则，所以把殷商的天下赏赐给他，使他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名声至今流传不息。所以爱人利人，顺从天意，从而得到上天赏赐的，已经可以知道了。那憎人害人，违反天意，从而得到上天惩罚的，又是谁呢？回答说：如从前三代的暴君桀、纣、幽王、厉王就是。桀、纣、幽王、厉王做了些什么呢？回答说：他们从事“别”，不从事“兼”。所谓别，即处于大国地位的攻打小国，处于大家族地位的侵扰小家族，强大的劫掠弱小的，人多的侵暴人少的，狡诈的算计愚笨的，尊贵的傲视卑贱的。观察他们的事迹，上不利于天，中不利于鬼神，下不利于人类，三者不利就无所得利，这就是“天贼”。人们聚集天下的丑名加到他们头上，说：“这是不仁、不义，是憎人害人，违反天帝，得到上天惩罚的人。”不仅止此，又将这些事迹写在简帛上，刻在金石上，雕在盘盂上，传给后世的子孙，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将使人们记住憎人害人，违反天意，从而得到上天惩罚的人。《尚书·泰誓》说道：“纣傲慢不恭，不肯奉事上天，遗弃他的祖先与天地神祗不祭祀，竟说：‘我有天命。’不努力从事政务，天帝也抛弃纣而不去保佑他。”观察上天抛弃纣而不去保佑他的原因，是他违反了天意。所以憎人害人，违反天意，从而得到上天惩罚的人，已经可以知道了。

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，辟人无以异乎轮人之有规，匠人之有矩也。今夫轮人操其规，将以量度天下之圜与不圜也，曰：“中吾规者，谓之圜；不中吾规者，谓之不圜。”是故圜与不圜，皆可得而知也。此其故何？则圜法明也。匠人亦操其矩，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，曰：“中吾矩者，谓之方；不中吾矩者，谓之不方。”是以方与不方，皆可得而知之。此其故何？则方法明也。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，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，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、出言谈也。观其行，顺天之意，谓之善意行；反天之意，谓之不善意行。观其言谈，顺天之意，谓之善言谈；反天之意，谓之不善言谈。观其刑政，顺天之意，谓之善刑政；反天之意，谓之不善刑政。故置此以为法，立此以为仪，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、卿、大夫之仁与不仁，譬之犹分黑白也。

所以墨子认为有天志，就象制轮的人有圆规，木匠有方尺一样没有区别。现在轮匠拿着他的圆规，将用以量度天下圆与不圆，说：“符合我圆规的，就是圆；不符合我圆规的，就是不圆。”因此圆和不圆，都是可得而知的。这其中的缘故是什么呢？是因为确定圆的规则十分明确。木匠拿着他的方尺，将以量度天下的方与不方，说：“符合我方尺的就是方，不符合我方尺的，就是不方。”因此方与不方，都是可得知道的。这其中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确定方的规则十分明确。所以墨子认为天有意志，上用以量度天下的王公大人施行政事，下用以量度天下的民众发布文学与言谈。观察他们的行为，顺从天意的，就叫作好的意识行为；违反天意的，就叫作不好的意识行为。观察他们的言谈，顺从天意的，就叫作好的言谈，违反天意的，就叫作不好的言谈。观察他们的刑政，顺从天意的，就叫作好的刑政；违反天意的，就叫作不好的刑政。所以把天志设为法则，立为标准，拿它来量度天下王公大人、卿大夫的仁与不仁，就好象分别黑白一样明白。

是故子墨子曰：“今天下之王公大人、士君子，中实将欲遵道利民，本察仁义之本，天之意不可不顺也。顺天之意者，义之法也。”

所以墨子说：“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，如果心中确实想遵循天道，造福民众，考察仁义的根本，对天意就不可不顺从。顺从天意，是义所要求的法则。”

子墨子言曰：“天下之所以乱者，其说将何哉？则是天下士君子，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。”何以知其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？以其不明于天之意也。何以知其不明于天之意也？以处人之家者知之。今人处若家得罪，将犹有异家所以避逃之者；然且父以戒子，兄以戒弟，曰：“戒之！慎之！处人之家，不戒不慎之，而有处人之国者乎？”今人处若国得罪，将犹有异国所以避逃之者矣；然且父以戒子，兄以戒弟，曰：“戒之！慎之！处人之国者，不可不戒慎也！”今人皆处天下而事天，得罪于天，将无所以避逃之者矣；然而莫知以相极戒也。吾以此知大物则不知者也。

墨子说道：“天下混乱的原因，其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天下的士君子，都只明白小道理而不明白大道理。”从何知道他们只明白小道理而不明白大道理呢？从他们不明白天意就可知道。从何知道他们不明白天意呢？从他们处身家族的情况可以知道。假如现在（有人）在家族中得了罪，他还有别的家族可以逃避，然而父亲以此告诫儿子，兄长以此告诫弟弟，说：“警戒呀！谨慎呀！处身家族中不警戒不谨慎，还能处身于别人的国里么？”假如现在（有人）在国中得了罪，还有别国可以逃避，然而父亲以此告诫儿子，兄长以此告诫弟弟，说：“警戒呀！谨慎呀！处身国中不可不警戒谨慎呀！”现在的人都处身天下，侍奉上天，如果得罪了上天，将没有地方可以逃避了。然而没有人知道以此互相警戒。我因此知道他们对大事情不知道。

是故子墨子言曰：“戒之！慎之！必为天之所欲，而去天之所恶。”曰天之所欲者，何也？所恶者，何也？天欲义而恶其不义者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曰：义者，正也。

所以墨子说道：“警戒呀！谨慎呀！一定要做天所希望的，除去天所厌恶的。”天所希望的是什么呢？所厌恶的是什么呢？天希望义而厌恶不义。从何知道是这样呢？因为义即是正。

曰：顺天之意何若？曰：兼爱天下之人。何以知兼爱天下之人也？以兼而食之也。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？自古及今，无有远灵孤夷之国，皆（牛＋邹字的左半）豢其牛羊犬彘，洁为粢盛酒醴，以敬祭祀上帝、山川、鬼神，以此知兼而食之也。苟兼而食焉，必兼而爱之。譬之若楚、越之君：今是楚王食于楚之四境之内，故爱楚之人；越王食于越，故爱越之人。今天兼天下而食焉，我以此知其兼爱天下之人也。

顺从天意应怎样做呢？回答说：兼爱天下的人怎么知道是兼爱天下的人呢？因为天对人民的祭祀全都享用。怎么知道天兼而食之呢？自古及今，无论如何遥远偏僻的国家，都喂养牛羊狗猪，洁净地整备酒醴粢盛，用以祭祀山川、鬼神，由此知道上天对人民兼而食之。假如兼而食之，必定会兼而爱之，就好象楚、越的国君一样。现在楚王在楚国四境之内享用食物，所以爱楚国的人。越王在越国享用食物，所以爱越国的人。现在天对天下兼而享用，我因此知道它爱天下的人。

何以知义之为正也？天下有义则治，无义则乱，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。然而正者，无自下正上者，必自上正下。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为正，有士正之；士不得次己而为正，有大夫正之；大夫不得次己而为正，有诸侯正之；诸俟不得次己而为正，有三公正之；三公不得次己而为正，有天子正之；天子不得次己而为正，有天正之。今天下之士君子，皆明于天子之正天下也，而不明于天之正天子也。是故古者圣人明以此说人，曰：“天子有善，天能赏之；天子有过，天能罚之。”天子赏罚不当，听狱不中，天下疾病祸福，霜露不时，天子必且（牛＋邹字的左半）豢其牛羊犬彘，洁为粢盛酒醴，以祷祠祈福于天，我未尝闻天之祷祈福于天子也。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贵于天子也。是故义者，不自愚且贱者出，必自贵且知者出。曰：谁为知？天为知。然则义果自天出也。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为义者，则不可不顺天之意矣。

因何知道义即是正呢？天下有义就治理，无义就混乱，我因此知道义就是正。然而所谓正，不能自下正上，必须从上正下。所以庶民百姓不得肆意去从事，有士来匡正他；士不得肆意去做。有大夫来匡正他；大夫不得肆意去做，有诸侯去匡正他；诸侯不得肆意去做，有三公来匡正他；三公不得肆意去做，有天子匡正他；天子不得肆意去做，有上天匡正他。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对于天子匡正天下都很明白，但对上天匡正天子却不明白。所以古代的圣人明白地将此道理告诉人们，说：“天子有善，天能赏他；天子有过，天能罚他。”若天子赏罚不当，刑罚不公，天就会降下疾病灾祸，霜露失时。这时天子必须要喂养牛羊猪狗，洁净地整备粢盛酒醴，去向上天祭祀，祷告，求福。但我从来就不曾听说过上天向天子祷告和求福的。我由此知道天比天子尊贵、庄重。所以义不从愚蠢而卑贱的人中产生，必定从尊贵而聪明的人中产生。那么谁是尊贵的？天是尊贵的。谁是聪明的？天是聪明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义果真是从上天产生出来的了。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希望行义的话，那么就不可不顺从天意。

且天之爱百姓也，不尽物而止矣。今天下之国，粒食之民，杀一不辜者，必有一不祥。曰：“谁杀不辜？”曰：“人也。”“孰予之不辜？”曰：“天也。”若天之中实不爱此民也，何故而人有杀不辜，而天予之不祥哉？且天之爱百姓厚矣，天之爱百姓别矣，既可得而知也。何以知天之爱百姓也？吾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。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。故昔也三代之圣王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兼爱之天下也。从而利之，移其百姓之意焉，率以敬上帝、山川、鬼神。天以为从其所爱而爱之，从其所利而利之，于是加其赏焉，使之处上位，立为天子以法也，名之曰圣人，以此知赏善之证。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，桀、纣、幽、厉之兼恶天下也，从而贼之，移其百姓之意焉。率以诟侮上帝、山川、鬼神。天以为不从其所爱而恶之，不从其所利而贼之，于是加其罚焉，使之父子离散，国家灭亡，抎失社稷，忧以及其身，是以天下之庶民属而毁之，业万世子孙继嗣，毁之贲，不之废也，名之曰失王。以此知其罚暴之证。今天下之士君子欲为义者，则不可不顺天之意矣。

而且上天爱护百姓，不仅此而己。现在天下所有的国家，凡是吃米粮的人民，杀了无辜的人，必定得到一种不祥，杀无辜的是谁呢？回答说：“是人。”给他不祥的是谁呢？“是天”。假若上天内心确实不爱护这些百姓，那为什么在人杀了无辜之后，天要给他以不祥呢？并且上天爱护百姓是很厚重的，上天爱护百姓是很普遍的，这已经可以知道了。怎么知道上天爱护百姓呢？我从贤者必定要赏善罚暴得知。怎么知道贤者必然赏善罚暴呢？我从从前三代圣王的事迹知道这个。从前三代的圣王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兼爱天下，从而造福人民，改移百姓的心意，率领他们敬奉山川、鬼神。上天因为他们爱自己所爱的人，利自己所利的人，于是加重他们的赏赐，使他们居于上位，立为天子，（后世）以为表率，称之为圣人。从这可知赏善的证据。从前三代的暴君，如桀、纣、幽王、厉王等，对天下人全都憎恶，残害他们，改移百姓的心意，率领他们侮慢山川、鬼神，天因为他们不跟从自己的所爱，反而憎恶他们，不跟从自己的所利，反而残害他们，于是对他们加以惩罚，使他们父子离散，国家灭亡，丧失社稷，忧及本身。而天下的百姓也都非毁他们，到了子孙万世以后，仍然受人们的唾骂，称他们为暴君，这就是罚暴的明证了。现今天下的士君子，若要行事合乎义，就不可不顺从天意。

曰：顺天之意者，兼也；反天之意者，别也。兼之为道也，义正；别之为道也，力正。曰：“义正者，何若？”曰：大不攻小也，强不侮弱也，众不贼寡也，诈不欺愚也，贵不傲贱也，富不骄贫也，壮不夺老也。是以天下之庶国，莫以水火、毒药、兵刃以相害也。若事上利天，中利鬼，下利人，三利而无所不利，是谓天德。故凡从事此者，圣知也，仁义也，忠惠也，慈孝也，是故聚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。是其故何也？则顺天之意也。曰：“力正者，何若？”曰：大则攻小也，强则侮弱也，众则贼寡也，诈则欺愚也，贵则傲贱也，富则骄贫也，壮则夺老也。是以天下之庶国，方以水火、毒药、兵刃以相贼害也。若事上不利天，中不利鬼，下不利人，三不利而无所利，是谓之贼。故凡从事此者，寇乱也，盗贼也，不仁不义，不忠不惠，不慈不孝，是故聚敛天下之恶名而加之，是其故何也？则反天之意也。

顺从天意，就是“兼”；违反天意，就是“别”。兼的道理，就是义政；别的道理，就是力政。如果问道：“义政是什么样呢？”回答说：大的不攻打小的，强的不欺侮弱的，多的不残害少的，狡诈的不欺骗愚笨的，尊贵的不傲视卑贱的，富足的不傲慢贫困的，年壮的不掠夺年老的。所以天下众国，不以水火、毒药、刀兵相互杀害。这种事上利于天，中利于鬼，下利于人。三者有利，就无所不利，叫作天德。所以凡从事于此的，就是圣智、仁义、忠惠、慈孝，所以聚集天下的好名声加到他身上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就是顺从天意。问道：“力政是什么样呢？”回答说：大的攻打小的强的欺侮弱的，多的残害少的，狡诈的欺骗愚笨的，尊贵的傲视卑贱的，富裕的傲慢贫困的，年壮的掠夺年老的，所以天下众国，一齐拿着水火、毒药、刀兵来相互残害。这种事上不利于天，中不利于鬼，下不利于人，三者不利就无所得利，所以称之为（天）贼。凡从事于这些事的，就是寇乱、盗贼、不仁不义、不忠不惠、不慈不孝，所以聚集天下的恶名加在他们头上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就是违反了天意。

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为仪法，若轮人之有规，匠人之有矩也。今轮人以规，匠人以矩，以此知方圜之别矣。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为仪法，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义，远也！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义远也？今知氏大国之君，宽者然曰：“吾处大国而不攻小国，吾何以为大哉？”是以差论爪牙之士，比列其舟车之卒，以攻罚无罪之国，入其沟境，刈其禾稼，斩其树木，残其城郭，以御其沟池，焚烧其祖庙，攘杀其牺牷，民之格者，则刭拔之，不格者，则系操而归，丈夫以为仆圉、胥靡，妇人以为舂酋。则夫好攻伐之君，不知此为不仁义，以告四邻诸侯曰：“吾攻国覆军，杀将若干人矣。”其邻国之君，亦不知此为不仁义也，有具以皮币，发其总处，使人飨贺焉。则夫好攻伐之君，有重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，有书之竹帛，藏之府库。为人后子者，必且欲顺其先君之行，曰：“何不当发吾府库，视吾先君之法美。”必不曰“文、武之为正者，若此矣”，曰“吾攻国覆军，杀将若干人矣。”则夫好攻伐之君，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。其邻国之君，不知此为不仁不义也。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巳者，此吾所谓大物则不知也。

所以墨子设立天志以为仪法，就象轮匠有圆规，木匠有方尺一样，现在轮人使用圆规，木匠使用方尺，以之知道方与圆的区别。所以墨子设立天志以为仪法，我因此而知道天下的士君子离义还很远。怎么知道天下的士君子离义还很远呢？现在大国的君主自得地说：“我们处于大国地位而不攻打小国，我怎能成为大国呢？”因此差遣他们的爪牙，排列他们的舟车队伍，用以攻伐无罪的国家。进入他们的国境，割掉他们的庄稼，砍伐他们的树木，毁坏他们的城郭，以及填没他们的沟池，焚烧他们的祖庙，屠杀他们的牲口。人民抵抗的，就杀掉；不抵抗的就捆缚回去，男人用作奴仆，马夫，女从用作舂米、掌酒的家奴。那些喜好攻伐的君主，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，还以此通告四邻的国君说：“我攻下别国，覆灭他们的军队，杀了将领多少人。”他邻国的君主，也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，又准备皮币，拿出仓库的积藏派人去犒劳庆赏。那些喜好攻伐的君主又绝对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，又把它写在简帛上，藏在府库中，作为后世子孙的，必定将要顺从他们先君的志行，说道：“为什么不打开我们的府库，看看我们先君留下的法则呢？”（那上面）必定不会写着“文王、武王的政绩象这样”，而必定写着“我攻下敌国，覆灭他们的军队，杀了将领若干人”。那些喜好攻伐的君主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；他的邻国君主，也不知道这是不仁不义，因此攻伐代代不止。这就是我所说的（士君子）对于大事全不明白的缘故。

所谓小物则知之者，何若？今有人于此，入人之场园，取人之桃李瓜姜者，上得且罚之，众闻则非之，是何也？曰：不与其劳，获其实，已非其有所取之故，而况有逾于人之墙垣，抯格人之子女者乎！与角人之府库，窃人之金玉蚤□者乎！与逾人之栏牢，窃人之牛马者乎！而况有杀一不辜人乎！今王公大人之为政也，自杀一不辜人者，逾人之墙垣，抯格人之子女者，与角人之府库，窃人之金玉蚤累者，与逾人之栏牢，窃人之牛马者，与入人之场圃，窃人之桃李瓜姜者，今王公大人之加罚此也；虽古之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为政，亦无以异此矣。今天下之诸侯，将犹皆侵凌攻伐兼并，此为杀一不辜人者，数千万矣，此为逾人之墙垣，抯格人之子女者，与角人府库，窃人金玉蚤累者，数千万矣！逾人之栏牢，窃人之牛马者，与入人之场圃，窃人之桃李瓜姜者，数千万矣！而自曰：“义也！”

所谓小事则知道，又怎么样呢？比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，他进入别人的果场菜园偷窃人家的桃子、李子、瓜菜和生姜，上面抓住了将会惩罚他，大众听到了就指责他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他不参与种植之劳，却获得了果实，取到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缘故。何况还有翻越别人的围墙，去抓取别人子女的呢！与角穿人家的府库，偷窃人家的金玉布帛的呢！与翻越人家的牛栏马圈，盗取人家牛马的呢！何况还有杀掉一个无罪的人呢！当今的王公大人执掌政治，对于从杀掉一个无罪的人，翻越人家的围墙抓取别人的子女，与角穿别人的府库而偷取人家的金玉布帛，与翻越别人的牛栏马牢而盗取牛马的，与进入人家的果场菜园而偷取桃李瓜果的，现在的王公大人对这些所判的罪，即使古代的圣王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等治政，也不会与此不同。现在天下的诸侯，大概还全都在相互侵犯、攻伐、兼并，这与杀死一个无辜的人相比，（罪过）已是几千万倍了。这与翻越别人的围墙而抓取别人的子女相比，与角穿人家的府库而窃取金玉布帛相比，（罪过）也已数千万倍了。与翻越别人的牛栏马圈而偷窃别人的牛马相比，与进入人家的果场菜园而窃取人家的桃、李、瓜、姜相比，（罪过）已数千万倍了！然而他们自己却说：“这是义呀！”

故子墨子言曰：“是紊我者，则岂有以异是紊黑白、甘苦之辩者哉！今有人于此，少而示之黑，谓之黑；多示之黑，谓白。必曰：’吾目乱，不知黑白之别。’今有人于此，能少尝之甘，谓甘；多尝，谓苦。必曰：’吾口乱，不知其甘苦之味。’今王公大人之政也，或杀人，其国家禁之。此蚤越有能多杀其邻国之人，因以为文义。此岂有异紊白黑、甘苦之别者哉？”

所以墨子说道：“这是混乱我的说法。它和把黑白甘苦混淆在一起有什么区别呢！假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，少许给他看一点黑色，他说是黑的，多给他看些黑色，他却说白的，结果他必然会说：‘我的眼睛昏乱，不知道黑白的分别。’假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，少许给他尝点甜味，他说是甜的；多多给他尝些甜味，他说是苦的。结果他必然会说：‘我的口味乱了，我不知道甜和苦的味道。’现在的王公大人施政，若有人杀人，他的国家必然禁止。如果有人拿兵器多多杀掉邻国的人，却说这是义。这难道与混淆黑白、甘苦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吗！”

故子墨子置天之以为仪法。非独子墨子以天之志为法也，于先王之书《大夏》之道之然：“帝谓文王，予怀明德，毋大声以色，毋长夏以革，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”此诰文王之以天志为法也，而顺帝之则也。且今天下之士君子，中实将欲为仁义，求为上士，上欲中圣王之道，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者，当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。天之志者，义之经也。

所以墨子设立天志，作为法度标准。不仅墨子以天志为法度，就是先王的书《大夏》（即《大雅》）中这样说过：“上帝对文王说：我思念有光明德行的人，他不大显露声色，也不崇尚侈大与变革，不识不知，顺从天帝的法则。”这是告诫周文王以天志为法度，顺从天帝的法则。所以当今天下的士君子，如果心中确实希望实行仁义，追求做上层士，上希望符合圣王之道，下希望符合国家百姓的利益，对天志就不可不详察。天志就是义的原则。

非乐

子墨子言曰：仁之事者，必务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。将以为法乎天下，利人乎即为，不利人乎即止。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，非为其目之所美，耳之所乐，口之所甘，身体之所安，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，仁者弗为也。

墨子说：“仁人做事，必须讲求对天下有利，为天下除害，将以此作为天下的准则。对人有利的，就做；对人无利的，就停止。”仁者替天下考虑，并不是为了能见到美丽的东西，听到快乐的声音，尝到美味，使身体安适。让这些来掠取民众的衣食财物，仁人是不做的。

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，非以大钟鸣鼓、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，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，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，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。虽身知其安也，口知其甘也，目知其美也，耳知其乐也，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，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为乐非也。

因此，墨子之所以反对音乐，并不是认为大钟、响鼓、琴、瑟、竽、笙的声音不使人感到快乐，并不是以为雕刻、纹饰的色彩不美，并不是以为煎灸的豢养的牛猪等的味道不香甜，并不是以为居住在高台厚榭深远之屋中不安适。虽然身体知道安适，口里知道香甜，眼睛知道美丽，耳朵知道快乐，然而向上考察，不符合圣王的事迹；向下考虑，不符合万民的利益。所以墨子说：“从事音乐活动是错误的！”

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，以为事乎国家，非直掊潦水、拆壤垣而为之也，将必厚措敛乎万民，以为大钟鸣鼓、琴瑟竽笙之声。古者圣王，亦尝厚措敛乎万民，以为舟车。既以成矣，曰：“吾将恶许用之？”曰：“舟用之水，车用之陆，君子息其足焉，小人休其肩背焉。”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，不敢以为慼恨者，何也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。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，亦若此，即我弗敢非也。然则当用乐器，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，即我弗敢非也。

现在的王公大人为了国事制造乐器，不是象掊取路上的积水、拆毁土墙那么容易，而必是向万民征取很多钱财，用以制出大钟、响鼓、琴、瑟、竽、笙的声音。古时的圣王也曾向万民征取很多的钱财，造成船和车，制成之后，说：我将在哪里使用它们呢？说：“船用于水上，车用于地上，君子可以休息双脚，小人可以休息肩和背”。所以万民都送出钱财来，并不敢因此而忧怨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它反而符合民众的利益。然而乐器要是也这样反而符合民众的利益。我则不敢反对。然而当象圣王造船和车那样使用乐器，我则不敢反对。

民有三患，饥者不得食，寒者不得衣，劳者不得息，三者民之巨患也。然即当为之撞巨钟、击鸣鼓、弹琴瑟、吹竽笙而扬干戚，民衣食之财，将安可得乎？

民众有三种忧患：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，寒冷的人得不到衣服，劳累的人得不到休息。这三样是民众的最大忧患。然而当为他们撞击巨钟，敲打鸣鼓，弹琴瑟，吹竽笙，舞动干戚，民众的衣食财物将能得到吗？

即我以为未必然也。意舍此，今有大国即攻小国，有大家即伐小家，强劫弱，众暴寡，诈欺愚，贵傲贱，寇乱盗贼并兴，不可禁止也。然即当为之撞巨钟、击鸣鼓、弹琴瑟、吹竽笙而扬干戚，天下之乱也，将安可得而治与？即我未必然也。

我认为未必是这样。且不谈这一点，现在大国攻击小国，大家族攻伐小家族，强壮的掳掠弱小的，人多的欺负人少的，奸诈的欺骗愚笨的，高贵的鄙视低贱的，外寇内乱盗贼共同兴起，不能禁止。如果为他们撞击巨钟，敲打鸣鼓，弹琴瑟，吹竽笙，舞动干戚，天下的纷乱将会得到治理吗？我以为未必是这样的。

是故子墨子曰：姑尝厚措敛乎万民，以为大钟鸣鼓、琴瑟竽笙之声，以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而无补也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为乐非也。

所以墨子说：“且向万民征敛很多钱财，制作大钟、鸣鼓、琴、瑟、竽、笙之声，以求有利于天下，为天下除害，是无补于事的。”所以墨子说：“从事音乐是错误的！”

今王公大人唯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，钟犹是延鼎也，弗撞击将何乐得焉哉！其说将必撞击之。惟勿撞击，将必不使老与迟者。老与迟者，耳目不聪明，股肱不毕强，声不和调，明不转朴。将必使当年，因其耳目之聪明，股肱之毕强，声之和调，眉之转朴。使丈夫为之，废丈夫耕稼树蓺之时；使妇人为之，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。今王公大人，唯毋为乐，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，如此多也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为乐非也。

现在的王公大人从高台厚榭上看去，钟犹如倒扣着鼎一样，不撞击它，将会有什么乐处呢？这就是说必定要撞击它。一旦撞击，将不会使用老人和反应迟钝的人。老人与反应迟钝的人，耳不聪，目不明，四肢不强壮，声音不和谐，眼神不灵敏。必将使用壮年人，用其耳聪目明，强壮的四肢，声音调和，眼神敏捷。如果使男人撞钟，就要浪费男人耕田、种菜、植树的时间；如果让妇女撞钟，就要荒废妇女纺纱、绩麻、织布等事情。现在的王公大人从事音乐活动，掠夺民众的衣食财物；大规模地敲击乐器。所以墨子说：“从事音乐是错误的！”

今大钟鸣鼓、琴瑟竿笙之声，既已具矣，大人肃然奏而独听之，将何乐得焉哉？其说将必与贱人不与君子，与君子听之，废君子听治；与贱人听之，废贱人之从事。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，亏夺民之衣食之财以拊乐，如此多也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为乐非也。

现在的大钟、响鼓、琴、瑟、竽、笙的乐声等已备齐了，大人们独自安静地听着奏乐，将会得到什么乐趣呢？不是与君子一同来听，就是与贱人一同来听。与君子同听，就会荒废君子的听狱和治理国事；与贱人同听，就会荒废贱人所作的事情。现在的王公大人从事音乐活动，掠夺民众的衣食财物，大规模地敲击乐器。所以墨子说：“从事音乐是错误的！”

昔者齐康公兴乐万，万人不可衣短褐，不可食糠糟，曰：“食饮不美，面目颜色不足视也；衣服不美，身体从容丑羸不足观也。”是以食必粱肉，衣必文绣。

从前齐康公作《万舞》乐曲，跳《万》舞的人不能穿粗布短衣，不能吃糟糠。说：“吃的不好，面目色泽就不值得看了；衣服不美，身形动作也不值得看了。所以必须吃好饭和肉，必须穿绣有花纹的衣裳。

此掌不从事乎衣食之财，而掌食乎人者也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今王公大人，惟毋为乐，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，如此之也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为乐非也。

”这些人常常不从事生产衣食财物，而常常吃别人的。所以墨子说：现在的王公大从事音乐活动，掠夺民众的衣食财物，大规模地敲击乐器。所以墨子说：“从事音乐是错误的！”

今人固与禽兽、麋鹿、蜚鸟、贞虫异者也。今之禽兽、麋鹿、蜚鸟、贞虫，因其羽毛以为衣裘。因其蹄蚤以为绔屦。因其水草以为饮食。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蓺，雌亦不纺绩织纴，衣食之财固已具矣。今人与此异者也，赖其力者生，不赖其力者不生。君子不强听治，即刑政乱；贱人不强从事，即财用不足。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。然即姑尝数天下分事，而观乐之害。王公大人蚤朝晏退，听狱治政，此其分事也。士君子竭股肱之力，亶其思虑之智，内治官府，外收敛关市、山林、泽梁之利，以实仓廪府库，此其分事也。农夫蚤出暮入，耕稼树蓺，多聚叔粟，此其分事也。妇人夙兴夜寐，纺绩织纴，多治麻丝葛绪、綑布縿，此其分事也。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，即必不能蚤朝晏退，听狱治政，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！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，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，亶其思虑之智，内治官府，外收敛关市、山林、泽梁之利，以实仓廪府库，是故仓廪府库不实。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听之，即必不能蚤出暮入，耕稼树蓺，多聚叔粟，是故叔粟不足。今惟毋在乎妇人说乐而听之，即不必能夙兴夜寐，纺绩织纴，多治麻丝葛绪、綑布縿，是故布縿不兴。曰：孰为大人之听治、而废国家之从事？曰乐也。是故子墨子曰：为乐非也。

现在的人本来不同于禽兽、麋鹿、飞鸟、爬虫。现在的禽兽、麋鹿、飞鸟、爬虫，利用它们的羽毛作为衣裳，利用它们的蹄爪作为裤子和鞋子，把水、草作为饮食物。所以，虽然让雄的不耕田、种菜、植树，雌的不纺纱、绩麻、织布，衣食财物本就具备了。现在的人与它们不同：依赖自己的力量才能生存，不依赖自己的力量就不能生存。君子不努力听狱治国，刑罚政令就要混乱；贱人不努力生产，财用就会不足。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认为我的话不对，那么就试着列数天下份内的事，来看音乐的害处：王公大人早晨上朝，晚上退朝，听狱治国，这是他们的份内事。士人君子竭尽全身的力气，用尽智力思考，于内治理官府，于外往关市、山林、河桥征收赋税，充实仓廪府库，这是他们的份内事。农夫早出晚归，耕田、种菜、植树，多多收获豆子和粮食，这是他们的份内事。妇女们早起晚睡，纺纱、绩麻、织布，多多料理麻、丝、葛、苎麻，织成布匹，这是她们的份内事。现在的王公大人喜欢音乐而去听它，则必不能早上朝，晚退朝，听狱治国，那样国家就会混乱，社稷就会危亡。现在的士人君子喜欢音乐而去听它，则必不能竭尽全身的力气，用尽智力思考，于内治理官府，于外往关市、山林、河桥征收赋税，充实仓廪府库。那么仓廪府库就不会充实。现在的农夫喜欢音乐而去听它，则必不能早出晚归，耕田、植树、种菜，多多收获豆子和粮食，那么豆子和粮食就会不够。现在的妇女喜欢音乐而去听它，则必不能早起晚睡，纺纱、绩麻、织布，多多料理麻、丝、葛、苎麻，织成布匹，那么布匹就不多。问：什么荒废了大人们的听狱治国和国家的生产呢？答：是音乐。所以墨子说：“从事音乐是错误的！”

何以知其然也？曰：先王之书汤之《官刑》有之。曰：“其恒舞于宫，是谓巫风。其刑，君子出丝二卫，小人否，似二伯黄径。”乃言曰：“呜乎！舞佯佯，黄言孔章，上帝弗常，九有以亡。上帝不顺，降之百殃，其家必坏丧。”察九有之所以亡者，徒从饰乐也。于《武观》曰：“启乃淫溢康乐，野于饮食，将将铭，苋磬以力。湛浊于酒，渝食于野，万舞翼翼，章闻于天，天用弗式。”故上者天鬼弗式，下者万民弗利。

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答道：先王的书籍汤所作的《官刑》有记载，说：“常在宫中跳舞，这叫做巫风。”惩罚是：君子出二束丝，小人加倍，出二束帛。《黄径》记载说：“啊呀！洋洋而舞，乐声响亮。时怀念故土不保佑，九州将灭亡。上天不答应，降各种祸殃，他的家族必然要破亡。”考察九州所以灭亡的原因，只是因为设置音乐啊。《武观》中说：“夏启纵乐放荡，在野外大肆吃喝，《万》舞的场面十分浩大，声音传到天上，天不把它当作法式。”所以在上的，天帝、鬼神不以为法式，在下的，万民没有利益。

是故子墨子曰：今天下士君子，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当在乐之为物，将不可不禁而止也。

所以墨子说：“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，诚心要为天下人谋利，为天下人除害，对于音乐这样的东西，是不应该不禁止的。”

非命

子墨子言曰：古者王公大人，为政国家者，皆欲国家之富，人民之众，刑政之治。然而不得富而得贫，不得众而得寡，不得治而得乱，则是本失其所欲，得其所恶，是故何也？

墨子说过：“古时候治理国家的王公大人，都想使国家富裕，人民众多，法律政事有条理；然而求富不得反而贫困，求人口众多不得反而使人口减少，求治理不得反而得到混乱，则是从根本上失去了所想的，得到了所憎恶的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
子墨子言曰：执有命者以杂于民间者众。执有命者之言曰：“命富则富，命贫则贫；命众则众，命寡则寡；命治则治，命乱则乱；命寿则寿，命夭则夭。命……虽强劲，何益哉？”上以说王公大人，下以驵百姓之从事，故执有命者不仁。故当执有命者之言，不可不明辨。

墨子说过：“主张‘有命’的人，杂处于民间太多了。”主张“有命”的人说：“命里富裕则富裕，命里贫困则贫困，命里人口众多则人口众多；命里人口少则人口少，命里治理得好则治理得好；命里混乱则混乱；命里长寿则长寿，命里短命则短命，虽然使出很强的力气，有什么用呢？”用这话对上游说王公大人，对下阻碍百姓的生产。所以主张“有命”的人是不仁义的。所以对主张“有命”的人的话，不能不明加辨析。

然则明辨此之说，将奈何哉？子墨子言曰：必立仪。言而毋仪，譬犹运钧之上，而立朝夕者也，是非利害之辨，不可得而明知也。故言必有三表。何谓三表？子墨子言曰：有本之者，有原之者，有用之者。于何本之？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；于何原之？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；于何用之？废以为刑政，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，此所谓言有三表也。

然而如何去明加辨析这些话呢？墨子说道：“必须订立准则。”说话没有准则，好比在陶轮之上，放立测量时间的仪器，就不可能弄明白是非利害之分了。所以言论有三条标准，哪三条标准呢？墨子说：“有本原的，有推究的，有实践的。”如何考察本原？要向上本原于古时圣王事迹。如何推究呢？要向下考察百姓的日常事实。如何实践呢？把它用作刑法政令，从中看看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。这就是言论有三条标准的说法。

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，或以命为有。盖尝尚观于圣王之事？古者桀之所乱，汤受而治之；纣之所乱，武王受而治之。此世未易，民未渝，在于桀、纣，则天下乱；在于汤、武，则天下治。岂可谓有命哉！

然而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，有的认为有命。为什么不朝上看看圣王的事迹呢？古时候，夏桀乱国，商汤接过国家并治理它；商纣乱国，周武王接过国家并治理它。社会没有改变，人民没有变化，桀纣时则天下混乱，汤武时则天下得到治理，它能说是有命吗？

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，或以命为有，盖尝尚观于先王之书？先王之书，所以出国家、布施百姓者，宪也；先王之宪亦尝有曰：“福不可请，而祸不可讳，敬无益、暴无伤者乎？”所以听狱制罪者，刑也；先王之刑亦尝有曰：“福不可请，祸不可讳，敬无益，暴无伤者乎？”所以整设师旅，进退师徒者，誓也；先王之誓亦尝有曰：“福不可请，祸不可讳，敬无益、暴无伤者乎？”

然而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，有人认为有命。为何不向上看看先代君王的书呢？先代君王的书籍中，用来治理国家、颁布给百姓的，是宪法。先代君王的宪法也曾说过“福不是请求来的，祸是不可避免的；恭敬没有好处，凶暴没有坏处”这样的话吗？所用来整治军队、指挥官兵的，是誓言。先代君王的誓言里也曾说过“福不是请求来的，祸是不可避免的；恭敬没有好处，凶暴没有坏处”这样的话吗？

是故子墨子言曰：吾当未盐数，天下之良书，不可尽计数，大方论数，而五者是也。今虽毋求执有命者之言，不必得，不亦可错乎？

所以墨子说：我还无暇来统计天下的好书，不可能统计完，大概说来，有这三种。现在虽然要从中寻找主张“有命”的人的话，必然得不到，不是可以放弃吗？

今用执有命者之言，是覆天下之义。覆天下之义者，是立命者也，百姓之谇也。说百姓之谇者，是灭天下之人也。然则所为欲义在上者，何也？曰：义人在上，天下必治，上帝、山川、鬼神，必有干主，万民被其大利。何以知之？子墨子曰：古者汤封于亳，绝长继短，方地百里，与其百姓兼相爱，交相利，移则分，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，是以天鬼富之，诸侯与之，百姓亲之，贤士归之，未殁其世而王天下，政诸侯。

现在要听用主张“有命”的人的话，这是颠覆天下的道义。颠覆天下道义的人，就是那些确立“有命”的人，是百姓所伤心的。把百姓所伤心的事看作乐事，是毁灭天下的人。然而都想讲道义的人在上位，是为什么呢？答道：讲道义的人在上位，天下必定能得到治理。山川、鬼神就有了主事的人，万民都能得到他的好处。怎么知道的呢？墨子说：“古时侯汤封于亳地，断长接短，有百里之地。汤与百姓相互爱戴，相互谋利益，得利就分享。率领百姓向上尊奉天帝鬼神。所以，天帝鬼神使他富裕，诸侯亲附他，百姓亲近他，贤士归附他，没死之前就已成为天下的君王，治理诸侯。

昔者文王封于歧周，绝长继短，方地百里，与其百姓兼相爱，交相利则，是以近者安其政，远者归其德。闻文王者，皆起而趋之；罢不肖、股肱不利者，处而愿之，曰：“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，吾则吾利，岂不亦犹文王之民也哉！”是以天鬼富之，诸侯与之，百姓亲之，贤士归之。未殁其世而王天下，政诸侯。乡者言曰：义人在上，天下必治，上帝、山川、鬼神，必有干主，万民被其大利。吾用此知之。

古时候文王封于岐周，断长接短，有百里之地，与他的百姓相互爱戴、相互谋利益，得利就分享。所以近处的人安心受他管理，远处的人向往他的德行。听说过文王的人，都赶快投奔他。疲惫无力、四肢不便的人，聚在一起盼望他，说：‘怎样才能使文王的领地伸到我们这里，我们也得到好处，岂不是也和文王的国民一样了吗？’所以天帝鬼神使他富裕，诸侯亲附他，百姓亲近他，贤士归附他，没死之前就已成为天下的君王，治理诸侯。前文所说：‘讲道义的人在上位，天下必定能得到治理。山川、鬼神就有了主事的人，万民都能得到他的好处。’我因此认识到这点。”

是故古之圣王，发宪出令，设以为赏罚以劝贤。是以入则孝慈于亲戚，出则弟长于乡里，坐处有度，出入有节，男女有辨。是故使治官府，则不盗窃；守城，则不崩叛；君有难则死，出亡则送。此上之所赏，而百姓之所誉也。执有命者之言曰：上之所赏，命固且赏，非贤故赏也；上之所罚，命固且罚，不暴故罚也。是故入则不慈孝于亲戚，出则不弟长于乡里，坐处不度，出入无节，男女无辨。是故治官府，则盗窃；守城，则崩叛；君有难则不死，出亡则不送。此上之所罚，百姓之所非毁也。执有命者言曰：上之所罚，命固且罚，不暴故罚也；上之所赏，命固且赏，非贤故赏也。以此为君则不义，为臣则不忠，为父则不慈，为子则不孝，为兄则不良，为弟则不弟。而强执此者，此特凶言之所自生，而暴人之道也。

所以古时候的圣王颁布宪法和律令，设立赏罚制度以鼓励贤人。因此贤人在家对双亲孝顺慈爱，在外能尊敬乡里的长辈。举止有节度，出入有规矩，能区别地对待男女。因此使他们治理官府，则没有盗窃，守城则没有叛乱。君有难则可以殉职，君逃亡则会护送。这些人都是上司所赞赏，百姓所称誉的。主张“有命”的人说：“上司所赞赏，是命里本来就该赞赏，并不是因为贤良才赞赏的；上司所惩罚，是命里本来就该惩罚的，不是因为凶暴才惩罚的。”所以在家对双亲不孝顺慈爱，在外对乡里长辈不尊敬。举止没有节度，出入没有规矩，不能区别对待男女。所以治理官府则会盗窃，守城则会叛乱。君有难而不殉职，君逃亡则不会护送。这些人都是上司所惩罚，百姓所毁谤的。主张“有命”的人说：“上司所惩罚是命里本来就该惩罚，不是因为他凶暴才惩罚的；上司所赞赏，是命里本来该赞赏，不是因为贤良才赞赏的。”以这些话来做国君则不义，做臣下则不忠，做父亲则不慈爱，做儿子则不孝顺，做兄长则不良，做弟弟则不悌。而顽固主张这种观点，则简直是坏话的根源，是凶暴人的道理。

然则何以知命之为暴人之道？昔上世之穷民，贪于饮食，惰于从事，是以衣食之财不足，而饥寒冻馁之忧至；不知曰我罢不肖，从事不疾，必曰我命固且贫。昔上世暴王，不忍其耳目之淫，心涂之辟，不顺其亲戚，遂以亡失国家，倾覆社稷；不知曰我罢不肖，为政不善，必曰吾命固失之。于《仲虺之告》曰：“我闻于夏人矫天命，布命于下。帝伐之恶，龚丧厥师。”此言汤之所以非桀之执有命也。于太誓曰：“纣夷处，不肯事上帝鬼神，祸厥先神禔不祀，乃曰：’吾民有命。’无廖排漏，天亦纵弃之而弗葆。”此言武王所以非纣执有命也。

然而怎么知道“命”是凶暴人的道理呢？对饮食很贪婪，而懒于劳动，因此衣食财物不足，而饥寒冻饿的忧虑就来了。不知道要说：“我疲惫无力，劳动不快疾。”一定要说：“我命里本来就要贫穷。”古时前代的暴君，不能忍住耳目的贪婪，心里的邪僻，不听从他的双亲，以至于国家灭亡，社稷绝灭。不知道要说：“我疲惫无力，管理不善。”一定要说：“我命里本来要亡国。”《仲虺之告》中说：“我听说夏朝的人伪托天命，对下面的人传播天命说：上天讨伐罪恶，因而消灭了他的军队。”这是说汤反对桀主张“有命”。《泰誓》中说：“纣的夷灭之法非常酷虐，不肯侍奉上天鬼神，毁坏他的先人的神位、地祗而不祭祀。并说：‘我有天命！’不努力防备，天帝也就抛弃了他而不予保佑。”这是说武王所以反对纣主张“有命”的原因。

今用执有命者之言，则上不听治，下不从事。上不听治，则刑政乱；下不从事，则财用不足；上无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，下无以降绥天下贤可之士，外无以应持诸侯之宾客，内无以食饥衣寒，将养老弱。故命上不利于天，中不利于鬼，下不利于人。而强执此者，此特凶言之所自生，而暴人之道也！

现在要听用主张“有命”的人的话，则在上位的人不听狱治国，下面的人不劳作。在上位的人不听狱治国则法律政事就要混乱，下面的人不劳作则财物日用不足。对上没有粢、酒来供奉上天鬼神，对下没有东西可以安抚天下贤人士子；对外没有东西可以接待诸侯的宾客；对内则不能给饥者以食，给寒者以衣，抚养老弱。所以“命”，上对天帝不利，中对鬼神不利，下对人不利。而顽固坚持它，则简直是坏话的根源，凶暴人的道理。

是故子墨子言曰：“今天下之士君子，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，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，执有命者之言，不可不非。此天下之大害也。

所以墨子说：“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，内心想使天下富裕而怕它贫困，想使天下得到治理而怕它混乱，主张‘有命’的人的话，不能不反对。这是天下的大害啊！”

子墨子言曰：凡出言谈、由文学之为道也，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。若言而无义，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，则虽有巧工，必不能得正焉。然今天下之情伪，未可得而识也。故使言有三法。三法者何也？有本之者，有原之者，有用之者。于其本之也？考天鬼之志，圣王之事；于其原之也？徵以先王之书；用之奈何？发而为刑。此言之三法也。

墨子说：“凡发表谈话、写文章的原则，不可以不先树立一个标准。如果言论没有标准，就好象把测时仪器放在转动的陶轮上。即使工匠很聪明，也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。然而现在世上的真假，不能得到辨识，所以言论有三种法则。”哪三种法则呢？有本原的，有推究的，有实践的。怎样求言论的本原呢？用天帝、鬼神的意志和圣王的事迹来考察它。怎样推究言论呢？用先王的书来验证它。怎样把言语付之实践呢？用它来作为标准。这就是言论的三条标准。

今天下之士君子，或以命为忘。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，以众人耳目之情，知有与亡。有闻之，有见之，谓之有；莫之闻，莫之见，谓之亡。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？自古以及今，生民以来者，亦尝见命之物、闻命之声者乎？则未赏有也。若以百姓为愚不肖，耳目之情，不足因而为法；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？自古以及今，生民以来者，亦尝有闻命之声，见命之体者乎？则未尝有也。

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，有的认为命是有的，有的认为命是没有的。我之所以知道命的有或没有，是根据众人所见所闻的实情才知道有或没有。有听过它，有见过它，才叫“有”，没听过，没见过，就叫“没有”。然而为什么不试着用百姓的实际来考察呢：自古到今，自有人民以来，有曾见过命的形象，听过命的声音的人吗？没有过的。如果认为百姓愚蠢无能，所见所闻的实情不能当作准则，那么为什么不试着用诸侯所流传的话来考察呢？自古到今，自有人民以来，有曾听过命的声音，见过命的形体的人吗？没有过的。

然胡不尝考之圣王之事？古之圣王，举孝子而劝之事亲，尊贤良而劝之为善，发宪布令以教诲，明赏罚以劝阻。若此，则乱者可使治，而危者可使安矣。若以为不然，昔者桀之所乱，汤治之；纣之所乱，武王治之。此世不渝而民不改，上变政而民易教，其在汤、武则治，其在桀、纣则乱。安危治乱，在上之发政也，则岂可谓有命哉！夫曰有命云者，亦不然矣。

那么为什么不用圣王之事来考察呢？古时圣王，举拔孝子，鼓励他事奉双亲；尊重贤良，鼓励他作善事，颁发宪令以教诲人民，严明赏罚以奖善止恶。这样，则可以治理混乱，使危险转为安宁。若认为不是这样，古时侯，桀所搞乱的，汤治理了；纣所搞乱的，武王治理了。这个世界不变，人民不变，君王改变了政令，人民就容易教导了。在武王时就得到治理，在桀、纣时则变得混乱。安宁、危险、治理、混乱，原因在君王所发布的政令，怎能说是“有命”呢？那些说“有命”的，并不是这样。

今夫有命者言曰：我非作之后世也，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傅流矣，今故先生对之？曰：夫有命者，不志昔也三代之圣、善人与？意亡昔三代之暴、不肖人也？何以知之？初之列士桀大夫，慎言知行，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，下有以教顺其百姓。故上得其君长之赏，下得其百姓之誉。列士桀大夫，声闻不废，流传至今，而天下皆曰其力也，必不能曰我见命焉。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，不缪其耳目之淫，不慎其心志之辟，外之驱骋田猎毕弋，内沈于酒乐，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，繁为无用，暴逆百姓，使下不亲其上，是故国为虚厉，身在刑僇之中，不肯曰我罢不肖，我为刑政不善，必曰我命故且亡。虽昔也三代之穷民，亦由此也，内之不能善事其亲戚，外不能善事其君长，恶恭俭而好简易，贪饮食而惰从事，衣食之财不足，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，必不能曰我罢不肖，我从事不疾，必曰我命固且穷。虽昔也三代之伪民，亦犹此也，繁饰有命，以教众愚朴人。

现在说“有命”的人说：“并不是我在后世说这种话的，自古时三代就有这种话流传了。先生为什么痛恨它呢？”答道：“说‘有命’的人，不知是三代的善人呢？还是三代的残暴无能的人？”怎么知道的呢？古时候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，说话谨慎，行动敏捷，对上能规劝进谏君长，对下能教导百姓。所以上能得到君长的奖赏，下能得到百姓的赞誉。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声名不会废止，流传到今天。天下人都说：“是他们的努力啊！”必定不会说：“我见到了命。”所以古时三代的凶暴君王，不改正他们过多的声色享受，不谨慎他们内心的邪僻，在外则驱车打猎射鸟，在内则耽于酒和音乐，而不顾国家和百姓的政事，大量从事无用的事，对百姓凶暴，使下位的人不敬重在上位的人。所以国家空虚，人民亡种，自己也受到刑戮的惩罚。不肯说：“我疲懒无能，我没做好刑法政事。”必然要说：“我命中本来就要灭亡。”即使是古时三代的贫穷人，都是这样说。对内不能好好地对待双亲，在外不能好好地对待君长。厌恶恭敬勤俭而喜好简慢轻率，贪于饮食而懒于劳作。衣食财物不足，至使有饥寒冻馁的忧患。必不会说：“我疲懒无能，不能勤快地劳作。”一定说：“我命里本来就穷。”即使是三代虚伪的人，也都这样说。粉饰“有命”之说，以教唆那些愚笨朴实的人。

久矣！圣王之患此也，故书之竹帛，琢之金石。于先王之书《仲虺之告》曰：“我闻有夏人矫天命，布命于下，帝式是恶，用阙师。”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，汤与仲虺共非之。先王之书《太誓》之言然，曰：“纣夷之居，而不肯事上帝、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，曰：’我民有命。’毋（人＋谬的右半）其务，天不亦弃纵而不葆。”此言纣之执有命也，武王以《太誓》非之。有于三代不国有之，曰：“女毋崇天之有命也。”命三不国亦言命之无也。于召公之《执令》于然：“且！政哉，无天命！维予二人，而无造言，不自降天之哉得之。”在于商、夏之《诗》、《书》曰：“命者，暴王作之。”

圣王担忧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。所以把它写在竹帛上，刻在金石上。在先王的书《仲虺之告》中说：“我听说夏代的人诈称天命，宣布天命于世，所以天帝痛恨他，丧失了他的军队。”这是说夏朝的君王桀主张“有命”，汤与仲虺共同批驳他。先王的书《太誓》也这样说，道：“纣很暴虐，不肯侍奉上天，抛弃他的先人的神灵而不祭祀。说：‘我有命！’不努力从事政事，天帝也抛弃了他而不去保佑。”这是说纣主张“有命”，武王作《太誓》反驳他。在三代百国书上也有这样的话，说：“你们不要崇奉天是有命的。”三代百国也都说没有命。召公的《执令》也是如此：“去吧！要虔敬！不要相信天命。只有我俩而不能相互诫勉吗？吉利并不是上天降下的，而是我们自己得到的。”在商夏时的诗、书中说：“命是凶暴的君王捏造的。”

且今天下之士君子，将欲辩是非、利害之故，当天有命者，不可不疾非也。执有命者，此天下之厚害也，是故子墨子非也。

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，想要辨明是非利害的原因，对于主张“有命”的人，不能不赶快批驳。主张“有命”的人，是天下的大害，所以墨子反对他们。

子墨子言曰：凡出言谈，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。若不先立仪而言，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，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，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，是故言有三法。

墨子说：“凡是发表言论，则不能不先立标准再说。如果言论没有标准，就好象把测时仪器放在运转的陶轮上。我认为虽有早、晚的区分，但必然终究得不到一个确定的时间。所以言论有三条标准。”

何谓三法？曰：有考之者，有原之者，有用之者。恶乎考之？考先圣大王之事；恶乎原之？察众之耳目之请，恶乎用之？发而为政乎国，察万民而观之。此谓三法也。

什么是三条标准？答道：有考察的，有本原的，有实践的。怎么考察呢？考察先代圣王的事迹；怎么推求本原呢？要推求众人听见所闻的实情；怎么付诸实践呢？于治国中当作政令，观察万民来评论它。这就是三条标准。

故昔者三代圣王禹、汤、文、武，方为政乎天下之时，曰：“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，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。”是故出政施教，赏善罚暴。且以为若此，则天下之乱也，将属可得而治也；社稷之危也，将属可得而定也。若以为不然，昔桀之所乱，汤治之；纣之所乱，武王治之。当此之时，世不渝而民不易，上变政而民改俗。存乎桀、纣而天下乱，存乎汤、武而天下治。天下之治也，汤、武之力也；天下之乱也，桀、纣之罪也。若以此观之，夫安危治乱，存乎上之为政也，则夫岂可谓有命哉！故昔者禹、汤、文、武，方为政乎天下之时，曰：“必使饥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劳者得息，乱者得治。”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。夫岂可以为命哉！故以为其力也。今贤良之人，尊贤而好功道术，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，下得其万民之誉，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。亦岂以为其命哉！又以为力也。

所以古时候三代的圣王禹、汤、文、武，刚主持天下政事时，说：必举拔孝子而鼓励侍奉双亲，尊重贤良而教导人们做善事。所以公布政令实施教育，奖赏善良惩罚凶暴。认为这样，混乱的天下，将可以得到治理；危险的社稷可以得到安宁。如果不这样认为，古时桀时的混乱，汤治理了；纣时的混乱，武王治理了。那个时候，世界、百姓都没有改变，君王改变了政务而人民改变了风俗。在桀、纣那里则天下混乱，在汤武那里则天下治理。天下得到治理是汤武的功劳；天下的混乱是桀纣的罪过。如以此来看，所谓安、危、治理、混乱，在于君上的施政；那么怎么可以说是有命呢？所以古时禹汤文武刚开始在天下执政时，说：必须使饥饿的人能吃上饭，寒冷的人能穿上衣服，劳作的人能够休息，混乱的得到治理。这样他们获得了天下人的赞誉和好评。怎能认为是命呢？应该认为是他们的努力啊。现在贤良的人，尊重贤人而喜好治国的道理方法，所以上面得到王公大人的奖赏，下面得到万民的称誉，这就得到天下人的称誉好评。怎能认为是他们的命呢？也是他们的努力啊！

然今夫有命者，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？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？若以说观之，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，必暴不肖人也。

然而今天主张“有命”的人，不知是根据从前三代的圣人善人呢？还是从前三代的凶暴无能的人呢？如从他们的言论来看，则必定不是从前三代的圣人善人，一定是凶暴无能的人。

然今以命为有者。昔三代暴王桀、纣、幽、厉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，而从其心意之辟，外之驱骋田猎毕戈，内湛于酒乐，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，繁为无用，暴逆百姓，遂失其宗庙。其言不曰我罢不肖，吾听治不强，必曰吾命固将失之。虽昔也三代罢不肖之民，亦犹此也。不能善事亲戚、君长，甚恶恭俭而好简易，贪饮食而惰从事，衣食之财不足，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，其言不曰吾罢不肖，吾从事不强，又曰吾命固将穷。昔三代伪民，亦犹此也。

然而今天以为有命的人，从前三代暴君桀、纣、幽、厉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于那时不改正声色的欲望，而放纵他的内心的邪僻。在外驱车打猎射鸟，在内耽于酒和音乐，而不顾他的国家百姓的政事；过多地作无用的事，残暴地对待百姓，于是失去了国家。他们不这样说：“我疲沓无能，我不努力地听狱治国。”一定说：“我命里本来就要失国。”即使是三代疲沓无能的百姓，也是这样。不能好好地对待双亲君长，很嫌恶恭敬俭朴而喜好简慢粗陋，贪于饮食而懒于劳作，衣食财物不足，所以自身有饥寒冻馁的忧患。他们不这样说：“我疲沓无能，不能努力地劳作。”也说：“我命里本来就穷。”从前三代的虚伪的人也是这样。

昔者暴王作之，穷人术之，此皆疑众迟朴。先圣王之患之也，固在前矣，是以书之竹帛，镂之金石，琢之盘盂，传遗后世子孙。曰：“何书焉存？”禹之《总德》有之曰：“允不著惟天，民不而葆。既防凶星，天加之咎。不慎厥德，天命焉葆？”《仲虺之诰》曰：“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，帝式是增，用爽厥师。”彼用无为有，故谓矫；若有而谓有，夫岂为矫哉！昔者桀执有命而行，汤为《仲虺之告》以非之。《太誓》之言也，于去发曰：“恶乎君子！天有显德，其行甚章。为鉴不远，在彼殷王。谓人有命，谓敬不可行，谓祭无益，谓暴无伤。上帝不常，九有以亡；上帝不顺，祝降其丧。惟我有周，受之大帝。”昔纣执有命而行，武王为《太誓》去发以非之。曰：子胡不尚考之乎商、周、虞、夏之记？从十简之篇以尚，皆无之。将何若者也？

古时暴君编造这些话，穷人复述这些话。这些都是惑乱百姓、愚弄朴实的人，先代圣王对此感到忧虑，在前世就有了。所以写在竹帛上，刻在金石上，雕在盘盂上，流传给后世子孙。说：哪些书有这些话？禹时《总德》上有，说：“诚信不到达天帝，就不会保佑下民。既然放纵自己的凶恶的心意，天帝将会惩罚的。不谨慎而丧失了德，天命怎会保佑呢？”《仲虺之告》说：“我听说夏人假造天命颁布于世，上天痛恨他，因此使他丧失了军队。”他无中生有，所以叫假造；如本来就有而说有，怎么是假造呢？从前桀主张“有命”行事，汤作《仲虺之告》以批驳他。《太誓》中太子发说：“啊呀君子！天有大德，它的所为非常显明。可以借鉴的不太远，殷王就是：说人有命，说不必恭敬；说祭祀没有好处，说凶暴没有害处。上天不保佑，九州都亡灭了。上天不顺心，给他降下灭亡的灾难。只有我周朝，接受了商的天下。”从前纣主张“有命”而行事，武王作《太誓》太子发反驳他。说，你为什么不向上考察商、周、虞、夏的史料，从十简之篇以上都没有命的记载，将怎么样呢？

是故子墨子曰：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、出言谈也，非将勤劳其惟舌，而利其唇吻也，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。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，听狱治政，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，何也？曰：彼以为强必治，不强必乱；强必宁，不强必危。故不敢怠倦。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，殚其思虑之知，内治官府，外敛关市、山林、泽梁之利，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，何也？曰：彼以为强必贵，不强必贱；强必荣，不强必辱。故不敢怠倦。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，强乎耕稼树艺，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，何也？曰：彼以为强必富，不强必贫；强必饱，不强必饥。故不敢怠倦。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，强乎纺绩织纴，多治麻统葛绪，捆布縿，而不敢怠倦者，何也？曰：彼以为强必富，不强必贫；强必暖，不强必寒。故不敢怠倦。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，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，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，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，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，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。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，卿大夫怠乎治官府，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；农夫怠乎耕稼树艺，妇人怠乎纺绩织纴，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，将必不足矣。若以为政乎天下，上以事天鬼，天鬼不使，下以持养百姓，百姓不利，必离散，不可得用也。是以入守则不固，出诛则不胜。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、纣、幽、厉之所以共抎其国家，倾覆其社稷者，此也。

所以墨子说：“现在天下君子写文章。发表谈话，并不是想要使其喉舌勤劳，使其嘴唇利索，内心实在是想为了国家、邑里、万民的刑法政务。”现在的王公大人之所以要早上朝，晚退朝，听狱治政，整日分配职事而不敢倦怠，是为什么呢？答道：他认为努力必能治理，不努力就要混乱；努力必能安宁，不努力就要危险，所以不敢倦怠。现在的卿大夫之所以用尽全身的力气，竭尽全部智慧，于内治理官府，于外征收关市、山林、泽梁的税，以充实官府，而不敢倦怠，是为什么呢？答道：他以为努力必能高贵，不努力就会低贱；努力必能荣耀，不努力就会屈辱，所以不敢倦怠。现在的农夫之所以早出晚归，努力从事耕种、植树、种菜，多聚豆子和粟，而不敢倦怠，为什么呢？答道：他以为努力必能富裕，不努力就会贫穷；努力必能吃饱，不努力就要饥饿，所以不敢倦怠，现在的妇人之所以早起夜睡，努力纺纱、绩麻、织布，多多料理麻、丝、葛、苎麻，而不敢倦怠，为什么呢？答道：她以为努力必能富裕，不努力就会贫穷；努力必能温暖，不努力就会寒冷，所以不敢倦怠。现在的王公大人若确信“有命”，并如此去做，则必懒于听狱治政，卿大夫必懒于治理官府，农夫必懒于耕田、植树、种菜，妇人必懒于纺纱、绩麻、织布。王公大人懒于听狱治国，卿大夫懒于治理官府，则我认为天下一定会混乱，农夫懒于耕田、植树、种菜，妇人懒于纺纱、绩麻、织布，则我认为天下衣食财物，一定会不足。如果以此来治理天下，向上侍奉天帝、鬼神，天帝、鬼神必不依从；对下以此来养育百姓，百姓没有得到利益，必定要离开不能被使用。这样于内守国则不牢固，出去杀敌则不会胜利。所以从前三代暴君、桀、纣、幽、厉之所以国家灭亡，社稷倾覆的原因，就在这里啊。

是故子墨子言曰：今天下之士君子，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、除天下之害，当若有命者之言，不可不强非也。曰：命者，暴王所作，穷人所术，非仁者之言也。今之为仁义者，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，此也。

所以墨子说：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，内心确实希望为天下谋利，为天下除害，面对‘有命’论者的话，不可不努力批驳它。说道：命，是暴君所捏造，穷人所传播，不是仁人的话。今天行仁义之道的人，将不可不仔细辨别而努力反对它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

经

故，所得而后成也。止，以久也。体，分于兼也。必，不已也。知，材也。平，同高也。虑，求也。同长，以正相尽也。知，接也。中，同长也。智，明也。厚，有所大也。仁，体爱也。日中，正南也。义，利也。直，参也。礼，敬也。圜，一中同长也。行，为也。方，柱隅四讙也。实，荣也。倍，为二也。忠，以为利而强低也。端，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。孝，利亲也。有间，中也。信，言合于意也。间，不及旁也。佴，自作也。纑，间虚也。狷，作嗛也。盈，莫不有也。廉，作非也。坚白，不相外也。令，不为所作也。撄，相得也。任，士损己而益所为也。似，有以相撄，有不相撄也。勇，志之所以敢也。次，无间而不撄撄也。力，形之所奋也。

缘故，事物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在状态的原因。止，经历长时间后的静止。体，是由整体中分出来的不同部分。必，不得不如此。智慧，是人的才性。平，就是高度相同。思虑，因为有所希求。同，物与物在长度上完全相等。知觉，与外物相接的能力。中，同一物体两端长度相等的某一点。，明达人心事理。厚，从无到有，厚度必然有所增大。仁，身体力行去爱人。日中，正南方向。义，本质是利。直，就是参照物。礼，本质是敬。圆，以圆心为中心点，半径长度相同。行，人的作为。方，直线围起的四角形。实质，是获得荣名的根本。倍，原数的两个大。忠，为君主谋利益而使之强大。端点，形体最靠前而没有其余次序的部分。孝，做有利于双亲的事情。间隙，是两事物的中间。信，说的话对应内心。佴，自“辅佐”引申而来。纑，两柱上端之间空虚无物处。，行为狷介有所不为。盈满，一切条件全部具备。廉，行事有差错。坚白，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。令，自己发布的命令自己不做而让他人做。撄，互相牵绊纠缠。任侠，士人甘愿损害自己的利益而相助他人。似，就是有些关系，又有所疏离。勇，人的心志之所以敢于做出某种决断。次，两者无间隙但又不相交。力，身体之所以振奋的动力。

法，所若而然也。生，刑与知处也。佴，所然也。卧，知无知也。说，所以明也。梦，卧而以为然也。攸，不可两不可也。平，知无欲恶也。辩，争彼也。辩胜，当也。利，所得而喜也。为，穷知而县于欲也。害，所得而恶也。已，成、亡。治，求得也。使，谓、故。誉，明美也。名，达、类、私。诽，明恶也。谓，移、举、加。举，拟实也。知，闻、说、亲、名、实、合、为。言，出举也。闻，传亲。且，言然也。见，体、尽。君，臣、萌通约也。合，正、宜、必。功，利名也。欲正，权利；且恶正，权害。赏，上报下之功也。为，存、亡、易、荡、治、化。罪，犯禁也。同，重、体、合、类。罚，上报下之罪也。异，二、不体、不合、不类。同、异而俱于之一也。同、异交得放有、无。久，弥异时也。宇，弥异所也。闻，耳之聪也。穷，或有前不容尺也。循所闻而得其意，心之察也。尽，莫不然也。言，口之利也。

法，可以仿效和顺从的规则。生命，身体与心智的结合。佴，必然性。卧，知觉处在无知觉的状态。说，可以用来明辨事理。梦，在睡卧的状态下误以为真实的情景。辩争的双方对对方观点互不认可，就是两个不认可。平，无欲念无厌恶的心态。辩，争取持对立观点者的认同。辩论获胜，就是证明己方观点的正确。利，能够给人带来喜悦感的收获。为，被欲望蒙蔽而丧失理智。害，对得到的东西感到厌恶。已，成功或败亡。治，追求而有所得。使，也就是故意让人做某事。誉，彰显他人的优点。名，有达名，有类名，有私名。诽，彰显别人的缺点或过失。谓，指转移、列举、增补。举，模拟事物的实质。知，指听闻、喜好、亲近。名、实、合、为，四者举称虽异而实质却是相通的。言，就是把事物的实质用模拟的形式说出来。闻，指传闻或亲身经历。且，就是说的确如此。见，整体或全部。君、臣、民，按照尊卑等级对世人的大略分类。合，就是正当、适宜、必要。功，意味着利益和名声。正当的欲求，会权衡有利的方面；不正当的欲求，会权衡有害的方面。赏，上级对下级功劳的酬报。为，包括存在、灭亡、变化、动荡、治理、教化六个方面。罪，违反禁令。同，包含重复（全同）、体（整体与部分的关系）、吻合（不同事物之间的相同）、类似（不同事物之间有相似之处）。罚，上级对下级所犯罪过的惩处。异，指两个不同的个体、非一体、不吻合、不类似。同，就是将有区别的事物合而为一。明白了同和异，也就知晓了有和无。长久，历经无限长的时间。宇，天地四方无限的空间。闻，就是耳朵具备的听力。穷，或许还有前方，但长度也许已经不足一尺了。根据听闻的事情而弄清它的真实涵义，这是心的思考能力。尽，就是无不如此。语言，是口的功能。

始，当时也。执所言而意得见，心之辩也。化，征易也。诺，不一利用。损，偏去也。服，执誽、音利。巧转，则求其故。大益。儇，<禾具>秪。法同，则观其同。库，易也。法异，则观其宜。动，或从也。止，因以别道。读此书旁行，正无非。

始，就是作为起点的当时。依据言语而明白其含义，这是心的辨别力。化，进行过转变。诺言，虽然内容不一，但各有所用。损，减少某一部分。相互认同叫“服”、各持己见叫“执”、待对方有失误时再发动叫“伺”。传承下来的技巧，要努力寻求其中的原因和规律。益，增大。环，上面的每一点都是基点。方法相同，才能应对相同的情况。窟，藏物之所。方法不同，可以用来应对不同的情况。动，至少某一部分转移了位置。止，用以区别不同的道理或概念。这篇书当一行行地读，力求正确无误。

止，类以行人。说在同。所存与者，于存与孰存？驷异说。推类之难。说在之大小。五行毋常胜。说在宜。物尽同名：二与斗，爱，食与招，白与视，丽与，夫与履。一，偏弃之，谓而固是也。说在因。不可偏去而二。说在见与俱、一与二、广与修。无“欲、恶之为益、损”也。说在宜。不能而不害。说在害。损而不害。说在余。异类不吡。说在量。知而不以五路。说在久。偏去莫加少。说在故。必热。说在顿。假，必悖。说在不然。知其所以不知。说在以名取。物之所以然，与所以知之，与所以使人知之，不必同。说在病。无，不必待有。说在所谓。疑。说在逢、循、遇、过。擢，虑不疑。说在有、无。合与一，或复否。说在拒。且然，不可正，而不用害工。说在宜欧。物，一体也。说在俱一、惟是。均之，绝、不。说在所均。字，或徙。说在长宇、久。尧之义也，生于今而处于古，而异时。说在所义。

止，可以用“行”的概念去类推，属于同类概念。所存在的地方、存在的人，存在的位置以及存在者为谁？驷作为四足兽的总名，其下有许多散名，类推的困难，在于概念有大、小之分。五行中，没有哪一种能长盛不衰，需要考虑他们之间相生相克的时机。有许多事物含义不同但称呼相同：如“二”与“斗”，“爱”、“食”与“招”，“白”与“视”，“丽”与“夫”与“屦”。事物就整体而言是完整的“一”，去掉其中的一部分，认为事物本就是如此，这是从因果关系角度来看的。不能将完整事物分割出去一部分而成为两者，如所见与所含而不见二者不能偏去其一、一白与二坚二者不能偏去其一、范围的宽与长二者不能偏去其一。没有因爱憎而造成的损或益，这才是适宜。能量不足难以造成损害，不足为害。有所损减而无害整体的，意味着有余。不同类者不相比较，这是度量的前提。将事物一分为二，总量没有变少，就等于没有变化。说火不热，那是因为只是在用眼睛看。假的必定是乖谬的，也就是不正确。知道自己知识的局限，可以通过事物的概念去求取事物的实质。事物之所以如此的原因，与之所以知道这种原因的方法，乃至之所以使人知道这种原因的方法，不一定相同，这是可以质疑可以探讨的。“无”无须依赖“有”，而是根据指称的内容加以考虑。怀疑，有遭逢、遵循、偶遇、过去经历四种起因。经过大略思量而消除怀疑，是从有、无两个大的方面考虑。（事物）或者可以合于一，或者不可，这是从矛盾律的角度来考虑。事物的发展可能如此，也可能不如此，无法确定，但并不妨碍努力去改变原有趋势，也就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。万物一体，这是从分与合两个方面来看待问题。悬挂重物的绳索断还是不断，是由重物决定的。物体在空间或疆域中的运动，要根据空间的大小和时间的长短来判断。尧的道义，经常在当今被举称，而产生于古代，古今时代不同，所以关键在于行道义的具体情况。

二临鉴而立，景到。多而若少。说在寡区。狗，犬也。而杀狗非杀犬也，可。说在重。鉴位，景一小而易，一大则正。说在中之外内。使，殷、美。说在使。鉴团景一。不坚白。说在。荆之大，其沈，浅也。说在具。无久与宇坚白。说在因。以槛为抟，于“以为”，无知也。说在意。在诸其所然、未者然。说在于是推之。意未可知。说在可用过仵。景不徙。说在改为。一，少于二而多于五。说在建住。景二。说在重。非半弗■，则不动。说在端。景到，在午有端与景长。说在端。可无也，有之而不可去。说在尝然。景迎日。说在抟。正而不可担，说在抟。景之小、大。说在地正、远近。宇进无近。说在敷。天，而必正。说在得。行循以久。说在先后。贞而不挠。说在胜。一法者之相与也尽，若方之相合也。说在方。契与枝板。说在薄。狂举，不可以知异。说在有不可。牛马之非牛，与可之同。说在兼。倚者不可正。说在剃。循此循此，与彼此同。说在异。推之必往。说在废材。唱和同患。说在功。买无贵。说在仮其贾。闻所不知若所知，则两知之。说在告。贾宜则售。说在尽。以言为尽悖，悖。说在其言。无说而惧。说在弗心。唯吾谓非名也，则不可。说在仮。或，过名也。说在实。无穷不害兼。说在盈否知。知之、否之足用也，谆。说在无以也。不知其数而知其尽也。说在明者。谓辩无胜，必不当。说在辩。不知其所处，不害爱之。说在丧子者。

二人站立在平铺于地面的镜前，镜中影像是颠倒的，而且镜中影像看上去比实体小，这是镜面内曲（凹镜）之故。狗，也叫犬，可以说“杀狗”不等于“杀犬”，因为二者实质相同但概念称谓不同。镜子立起，斜立则影子小，正立则影子大，这是由于投影的角度不同。运用工具（实物或方式方法）不分好坏，要看具体的运用。镜面平而圆，照出的影子就会大小比例一致。否定坚白论，理由是……楚国疆域辽阔，其国内水泽却很浅，二者并不矛盾，因为水泽包含在楚国疆域之内。没有时间的久和空间的广、石头的坚与白概念的辨析，就无法认识同一性。把楹柱当作木柴束扎起来，是无知的想法，实属妄想。放任既成的事实，在现有条件下考虑事物的发展方向，也就是以此类推。意思无法通晓，可能是遇到了抵牾之处。影子不移动，因为旧的影子不断被新的影子取代。一比二少，却可以比五多，这是因为一建立在更高数位的基础上。同时出现两个影子，是因为有不同的光源照射。一定要从中间砍断，却无从砍起，因为找到末端的时候早已过半了。光线照射物体上下端，光线交通过一个小孔之后，会在小孔另一边等距离的地方形成倒立的影像。存在的事物都会消亡，但他曾经存在过这一点却不可抹杀，因为确实曾经存在过。影子在太阳和人之间，是因为日光被反射。物体处于任何一种位置都是端正的，因为物体自身是圆形的。影子的大小，是由正斜、远近决定的。宇宙广阔无垠，但可以一步一步由近及远。大者必正，这就是所谓“得”。修行需要长时间坚持，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肩负重任而不弯曲，就是胜任。观点相同的人彼此交往非常合拍，如同两个方形物体相叠会严丝合缝，两者道理相通。拉力与回缩力方向相反，这就是所谓相互抵消。妄言的人无法理解不同的观点，这就是说不可狂妄。“牛马”不是牛，也不是马，因为这是兼称。天生需要斜倚的事物不能强行矫正，这和梯子是一个道理。此此和彼此意思相同，因为换个角度，此方的“彼”，就是彼方的“此”。砌墙一定要基础牢固，这和堆放物体一个道理。提倡而无人应和，或应和而无人提倡，都是劳而无功。买东西都希望不要太贵，需要讨价还价。听到自己所不知的事理，结合自己已知的事理，就弄懂了两方面的知识，这要感谢他人告知。价格适宜就能售出，是因为定价恰当。认为他人言论都是错的，这种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，应尽力分析对方言论对错的所在。无缘无故而忧惧，是因为前途充满不确定性。允诺我说的话，如果我的言说不符合事物应有的名称，就会遭到反对。每个地域，有人经过后才会被命名，这就是名实相符。人口虽然无穷，但不妨碍兼爱，这样才能真正懂得人口增减的道理。对事物一知半解，却认为已经足够，是悖谬的，这是没有根据的。不知天下人数的多少，但若能明兼爱之义，就可以说是尽爱天下人。说辩论没有胜负，那么辩论者的观点方法一定有不当之处，就要反思辩论的过程。不知天下人所处的确切地点，但不妨碍关爱他们，就好像失去孩子的人，并未减少对孩子的爱心。

无不让也，不可。说在殆。仁、义之为内、外也，内。说在仵颜。于一，有知焉，有不知焉。说在存。学之，益也。说在诽者。有指于二，而不可逃。说在以二絫。诽之可否，不以众寡。说在可非。所知而弗能指。说在春也、逃臣、狗犬、贵者。非诽者谆。说在弗非。知狗，而自谓不知犬，过也。说在重。物甚不甚。说在若是。通意后对。说在不知其谁谓也。取下以求上也。说在泽。是是与是同。说在不州。

一切都退让，是不可取的，是危险的行为。仁内义外之说是不正确的，这种说法混淆了这两个概念各自的内涵和外延。作为整体的事物，观照过其中的某一个角度，就会忽略其他角度，而对于所有角度的认知都存在于该事物的整体之中。学习之所以是无益的，因为学的是谬误的学问。懂得了“一”的概念，那么“二”、“三”的概念就自然能够推论出来。能否进行非议，不在乎持某种意见的人占多数，关键在于对象有可非议之处。心里知道却无法准确描述，比如春天、逃臣、狗犬、贵人之类。知道狗，却说自己不知道犬，是太过执拗，因为狗和犬本质完全相同。事物过分与否，关键在于是否恰当。交谈中，必须先了解对方用意再作应答，否则双方都会不知所谓。用低处事物的角度来度量处于高处事物的高度，就如同以湖泽之低仰望大山之高。“是是”与“是”相同，这就是所谓不文。

经说

故，小故，有之不必然，无之必不然。体也，若有端。大故，有之必无然，若见之成见也。体，若二之一，尺之端也。知材，知也者，所以知也，而必知，若明。虑，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，而不必得之，若睨。知，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，若见。{知心}，{知心}也者，以其知论物，而其知之也著，若明。仁，爱己者非为用己也，不若爱马著若明。义，志以天下为芬，而能能利之，不必用。礼，贵者公，贱者名，而俱有敬僈焉，等异论也。行，所为不善名，行也。若为善名，巧也，若为盗。实，其志气之见也，使人如己，不若金声玉服。忠，不利弱子亥，足将入止容。孝，以亲为芬，而能能利亲，不必得。

缘故。小的缘故，有了它不一定如此，但缺了它必定不会如此。物体似乎总会有端点。大的缘故，有了它必然如此，没有它必然不会如此，就如同眼睛遇到物体才能形成视觉。物体，如果将一尺长的物体从中间一分为二，那么分割点就成了新端点。智慧就是才能，智慧是之所以知晓事理的原因，有智慧者必然能够知晓事理，如同光明必然能够被人所感知。思虑：所谓思虑，就是知道自身有所欲求，而不一定能够想得清楚，就好比用眼角余光视物，但未必能看清楚。知：所谓知觉，就是其感知能力交接外物时能准确把握其形貌，如同亲眼所见。：就是运用智慧来分析事物，使其达到对该事物的透彻认识，如同光明照彻万物。仁：就是爱民，不是为了利用人民，和为利用马而爱马不同，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。义，志在全天下人的幸福美满，并且其才能能够为天下人谋福利，不必在乎是否受到朝廷任用。按照礼的规定，低贱者称呼高贵者为“公”，自称则直呼其名，两类身份的人中都有恭敬和怠慢的人，但礼有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是不容抹杀的。行为不为显扬名声，是真正的勤恳躬行；若为显扬名声，就是投机取巧，这就如同盗贼。实，指人的心志、气质外露，待人如待己，这种品格一定会像金钟响、玉佩鸣一般让人钦慕。忠，为引导幼主君主走正道，甚至不怕承担篡逆的恶名，但同时也要做到举手投足之间端正恭敬。孝，尽力侍奉双亲，也有能力使他们受益，但不必处处都完全符合双亲的心意。

信，不以其言之当也，使人视城得金。佴，与人，遇人，众𢝺。讠肙，为是为是之台彼也，弗为也。廉，己惟为之，知其<思耳>也。所令，非身弗行。任，为身之所恶，以成人之所急。勇，以其敢于是也，命之，不以其不敢于彼也，害之。力，重之谓下，与重，奋也。生，楹之生，商不可必也。卧。梦。平，惔然。利，得是而喜，则是利也。其害也，非是也。害，得是而恶，则是害也。其利也，非是也。治，吾事治矣，人有治南北。誉之，必其行也，其言之忻。使人督之。诽，必其行也，其言之忻。举，告以文名，举彼实也。故言也者，诸口能之出民者也。民若画俿也。言也，谓言犹石致也。

诚信，说过的话必须准确得当，比如告诉别人城上有金，对方到城上果然得到金子，这才是诚信。佴，给人以帮助，接受别人的帮助，都要顺从合心。，从来不欺瞒哄骗他人。恨，就是自己经历过，但知道这种行为不对而心怀愧疚恐惧。自己认为不对的事情就不去做。任，就是宁可做损害自身利益的事，以成就他人的迫切需求。勇，人在某方面行事果敢就可以称为勇，不能因为他在其他方面行事不果敢就否定他的勇。力，当重物向下压来时，能够奋力将其撑起，这就有力。生，任何形体的诞生，都毫无规律可言。卧，就是进入梦乡。平，就是无欲无恶、宁静淡泊。利，得到某种东西之后感到非常快乐，这就是利。害就不是这个样子。害，得到某种东西之后感到厌恶，这就是害。利就不是这个样子。治，自身的事情自身处理，而治理万民则需要广求四方贤士。称誉某人，一定要称赞他的好行为，称誉之言能带来精神的愉悦，使人能够继续坚定地走下去。诽，一定要针对他的恶行，非议的言论能够心生愧疚。举，要先告诉被推举者的名声，然后举出其真实事迹。语言是所有人口舌的功能，能够形成某个人的名声。名声犹如画虎。语言，是由实质延伸而来的。

且，自前曰且，自后曰已，方然亦且。若石者也，君，以若名者也。功不待时，若衣裘。赏。罪，罪不在禁，惟害无罪殆姑。上报下之功也。罚，上报下之罪也。侗，二人而俱见是楹也，若事君。久，古今旦莫。宇，东西家南北。穷，或不容尺，有穷。莫不容尺，无穷也。尽，但，止动。始，时或有久，或无久，始当无久。化，若蛙为鹑。损，偏去也者，兼之体也。其体或去或存，谓其存者损。儇，昫民也。库，区穴若，斯貌常。动，偏祭从者，户枢免瑟。止，无久之不止，当牛非马，若矢过楹。有久之不止，当马非马，若人过梁。必，谓台执者也。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，必不必也，是非必也。

且，即将发生的叫且，已经过去的叫已，正在发生中的也叫且。臣民，是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的基础。事功，不能错过适当的时机，就像夏衣冬裘一样需要对应季节。罪，未必是触犯禁令，只要危害到无罪的人，就算是有罪。赏，上级对下级所立功劳的报偿。罚，是上级对下级所犯过失的惩处。同，两人都看到一处门楹并称作“楹”，这就是同，好比两人为一个君主效力，也叫“同”。久，从古到今，从早到晚，都是不同时长的“久”。宇，指东西南北的空间范围。穷，只要有前方不足一尺的情况，就是有穷尽；不存在前方不足一尺的情况，就是无穷尽。尽，停止一切活动。始，时间可能过去很久，可能没有过去多久，但始必定是没有过去多久的那个阶段。化，比如蛙转而成为鹑。损，就是减去其中的一部分，此事物必须是包含多个部分的整体，有些部分被减去但有些部分被保留，被保留部分称为受损。圆环上的每一点都可以视作起点。库，就是空穴，这种形态很常见。动，就是遍游周边地方，好比门轴经常活动能免遭虫蛀。止，没有永不停止的事物，就像牛不是马一样，比如箭矢遇到门楹；如果一定要说有永不停止的事物，就像马不是马一般，比如人过桥梁。必，指能够握持不移。就像两弟兄，一个赞同，一个反对，就不是“必”，而是“非必”。

同，捷与狂之同长也。心中，自是往相若也。厚，惟无所大。圜，规写攴也。方，矩见攴也。倍，二尺与尺但去一。端，是无同也。有间，谓夹之者也。间，谓夹者也。尺前于区穴而后于端，不夹于端与区内。及，及非齐之及也。纑閒虚也者，两木之间，谓其无木者也。盈，无盈无厚。于尺无所往而不得。得二，坚异处不相盈，相非，是相外也。撄，尺与尺俱不尽，端与端俱尽，尺与或尽或不尽。坚白之撄相尽，体撄不相尽。端。仳，两有端而后可。次，无厚而后可。法，意规员三也俱，可以为法。佴，然也者民若法也。彼，凡牛枢非牛，两也，无以非也。辩，或谓之牛，或谓之非牛，是争彼也。是不俱当，不俱当，必或不当，不若当犬。

同，建屋时，立在中央的标杆和四边的标杆高度相同；从圆心到圆周上的每个点距离相同。厚，指从无到有，厚度不可穷尽。圜，圆规所画出的线相交而成圆。方，直尺画出互相垂直的线相交而成方。倍，二尺和一尺，相差就是一倍。端，点没有内部空间。有间，指两物中间夹有的空间。间，指被夹在两物当中的空间。尺，在空隙之前，而在顶端之后，但尺也并非夹在二者之间。及与齐的含义不同，仅指两者在某一范围内接近。斗拱，架在柱子上方，两斗拱之间的空虚处没有木头。盈，事物之内必须有东西充盈其中，才能成其厚重。石，坚白同体相盈，弥漫全体，无往而不得坚与白。坚、白这两种性质，在作为整体的石头中吻合无间，如将得坚与得白一分为二，就是相互排斥了。撄，尺和尺相交并不完全吻合，端点和端点相交完全重合。尺与点，可能完全吻合，可能不完全吻合，好比坚与白在同一块石头中完全吻合，不在同一块石头中不完全吻合。仳，必须两者端点对齐才行。次，两者不计形体厚薄才行。法，想象中的圆、圆规和成形的圆三者，都可以视作法则。佴，正确的道理，人们会把它当作法则。彼，植物名“牛枢”但不是牛，两者完全是两种事物，不足为辩。辩，爱争辩的人，有的把牛枢当成牛，有的认为不是牛，不过是为争一时胜负，都不尽恰当。不尽恰当，必然有不恰当的地方。如此争辩，还不如说狗就是犬来得恰当。

为，欲𩁥其指，智不知其害，是智之罪也。若智之慎之也，无遗于其害也。而犹欲𩁥之，则离之。是犹食脯也，骚之利害，未可知也，欲而骚，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。廧外之利害，未可知也，趋之而得力，则弗趋也，是以所疑止所欲也。观为穷知而亻县于欲之理，𩁥脯而非{知心}也，𩁥指而非愚也，所为与不所与为相疑也，非谋也。

行动，要砍手指，而智慧却不足以明白这样做的害处，这是智力不够的过错。如果智力足够，又行为谨慎，还是要砍指头，那就是必然要遭遇祸患了。这就好比吃肉脯，味道的好坏无从预知，而因为有吃肉的欲念就去尝味，这是不会因为有所怀疑而停止想做的事情。墙外的利害，墙内人无从知晓，如果听说到墙外可以捡到钱，反而不会走出墙外看看，这是因为怀疑而停止了欲念。人的认知有时就会走进死路是因为行为会被欲念牵引。割肉脯吃不能算是有智慧，砍掉指头也不一定就是愚蠢。为是否要做这些事而迟疑不定，这不是谋略。

已，为衣，成也。治病，亡也。使，令谓，谓也，不必成湿。故也，必待所为之成也。名，物，达也。有实必待文多也。命之马，类也，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。命之臧，私也，是名也止于是实也。声出口，俱有名，若姓、宇。洒谓狗犬，命也。狗犬，举也。叱狗，加也。知，传受之，闻也。方不障，说也。身观焉，亲也。所以谓，名也。所谓，实也。名实耦，合也。志行，为也。闻，或告之，传也。身观焉，亲也。见，时者，体也。二者，尽也。古，兵立，反中。志工，正也。臧之为，宜也，非彼必不有，必也。圣者用而勿必，必也者可勿疑。仗者，两而勿偏。

已，衣服做成叫已，病症痊愈叫已。使，命令别人做事，命令已经下达，事情的成败则难以预料；故而，必须等待事情成功。名，物只是达名，万物的私名需要等到语言文字发展成熟之后。如命名马，马是类名，至于同类的个体，都必须以此为名。命名自己的臣子，则是针对某个人，这是私名，只符合具体的个人。凡是有发音的都可以作为事物的名称，例如人的姓字。把鹿称作狗、犬，这是将名实移动错位了，称狗为犬，正是名实相符。叱骂称狗，是将蔑称强加于人。知识，由传授而得的，是闻知；由推论而得的，是说知；由亲身体验而得的，是亲自获知。用以指称的，是事物的名；被言说的对象，是事物的实。名和实相称，就是合。根据自己的意志行动，就是作为。闻，有他人告知的，是传闻；亲身观察所得的，是见闻。见，见到事物独特的一面，叫体见；见到事物的各个方面，叫尽见。合，两军对立，这是反；志向与事功吻合，这是正。臣子奉君主之命而行，行为无不适宜。不属于对方的，对方一定不会拥有，这就是所谓必。圣人行动但不绝对肯定，绝对肯定的事可不必犹疑。权，就是要衡量利弊两个方面，不可偏于一边。

为，早、台，存也。病，亡也。病，亡也。买鬻，易也。霄尽，荡也。顺长，治也。蛙买，化也。同，二名一实，重同也。不外于兼，体同也。俱处于室，合同也。有以同，类同也。异，二必异，二也。不连属，不体也。不同所，不合也。不有同，不类也。同异交得，于福家良，恕有无也。比度，多少也。免𧈳还园，去就也。鸟折用桐，坚柔也。剑尤早，死生也。处室子，子母，长少也。两绝胜，白黑也。中央，旁也。论行学实，是非也。难宿，成未也。兄弟，俱适也。身处志往，存亡也。霍为姓，故也。贾宜，贵贱也。

为，甲胄和城台，是为了生存；治病，是为了免于死亡；买卖，是为了进行交易；消尽，是为了荡平；顺长，是为了治理；蛙变为鼠，是为了演化。同，两个名称指同一种事物，叫重同；两者不分内外，是同体；同处一室之中，是合同；有相似之处，是类同。异，两者完全不同，是两种不同的事物；二者不相连属，是不同个体；不在同一地点，是不相合；没有相似之处，是不同类。异同之说皆有得于心，就如同在富贵人家吃过饭，知晓有和无的差别。通过比较度量，可以知道多少的差别。蛇和蚯则屈曲蜿蜒，去留不定；用桐木代替桃木做木偶人，坚柔不同。剑、戈、甲，用在决生死的战斗中。同一家人，有子有母，有长有少。黑与白两种颜色此消彼长。有中央，才有四方。议论、行为、学问、名实，是非见解各不相同。难宿，成与未成。兄弟意见相反，也会反目成仇。身体静处而心志向往，人虽在而心已不在。霍为姓氏，由来已久。价格贵与贱各有所宜。

诺，超城员止也。相从、相去、先知、是、可、五色。长短、前后、轻重援。执服难成，言务成之，九则求执之。法，法取同，观巧传法，取此择读彼，问故观宜。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，止黑人；与以有爱于人有不爱于人，心爱人，是孰宜心？彼举然者，以为此其然也，则举不然者而问之。若圣人有非而不非，正五诺，皆人於知有说。过五诺，若负，无直无说。用五诺，若自然矣。

诺，诚为正诺，超为负诺。相互认同，相互冲突，预先揣测，肯定，许可，共有五种形式的诺。诺又有时间长短、次序先后、分量轻重的不同。或各执己见，或服从他人，莫衷一是，但是诺言就务必要践行，等待时机但务必要坚持它。法，法的选取标准要同一，观察事物奥妙，传授事物法则，对事物的现象进行综合取舍，既要取法前代也要结合实际。人的皮肤有黑有不黑，禁止说人黑；就像有关爱人的人，有不关爱人的人，禁止去关爱人，这两种都是不适宜的做法。对方以为某道理应当如此，我却认为这种道理才应如此，就可以举对方观点中不合理的地方加以质问。圣人对普通人虽然有所非议，但并不刻意去非议。五种正诺，都有个人自己的知识观点。五种过当之诺，如同超出负荷，所以无知就不要发表自己的见解。使用这五诺，如同万物自然而成。

止：彼以此其然也，说是其然也；我以此其不然也，疑是其然也。谓四足兽，与生鸟与，物尽与，大小也。此然是必然，则俱。为麋同名，俱斗，不俱二，二与斗也。包、肝、肺、子，爱也。橘、茅，食与招也。白马多白，视马不多视，白与视也。为丽不必丽，不必丽与暴也。为非以人是不为非、若为夫勇不为夫，为屦以买衣为屦，夫与屦也。二与一亡，不与一在，偏去未。有文实也，而后谓之；无文实也，则无谓也。不若敷与美：谓是，则是固美也；谓也，则是非美；无谓，则无报也。见不见，离一二，不相盈，广修坚白。举不重不与箴，非力之任也；为握者之（觭）倍，非智之任也。若耳目异。木与夜孰长？智与粟孰多？爵、亲、行、贾，四者孰贵？麋与霍孰高？麋与霍孰霍？纫与瑟孰瑟？

止，对方以为道理如此，就说道理确实如此；我认为道理并非如此，就会怀疑对方所持的观点。说四足兽与说牛马不同，因为前者包含所有的四足动物，两个概念的大小不同。如果混淆了概念彼此间的界限，则会视为同一概念。比如麋鹿和马的概念。再如两人相斗，不能说成二人在一起，而是两人参与争斗。美色、肝、肺、子女，都是人之所爱，只是爱的原因各不相同。橘与茅，前者用来食用，后者用以招致神灵。白马身上多白色，故而视马不需要多看，这是白与视不同概念间的联系。被说成美丽的，不一定美丽，但也未必就是丑恶。持不同意见以世人认可的是非为是非，如同丈夫以勇气为名而不是以夫妻关系为名，草鞋以自己做鞋子与花钱雇人做鞋买来穿意义也不同，“丈夫”和“草鞋”是名称相同而事实有出入的例子。一个整体分割为二，作为整体的“一”消失；既然一已分为二，则其中一偏可弃去。有名有实，然后才可以言说；没有名也没有实，就无从言说。至于说假和义，如果所说符合事实，就的确是义；如果转而借用他物言说，就是假借；如果我方无法言说，对方就会坚持自己的说法。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属性见此而不见彼，二者分离则不能相涵容，例如事物的广度与长度，石头坚硬与白色。无重不举，但不包括缝衣针，这与力气的大小无关。猜测别人手中所握小物数目是奇还是偶，结果与智力水平无关。耳朵和眼睛功能不同。木头与夜晚谁更长？智慧与粮食哪个更多？爵位、亲戚、德行、货价四者谁更贵？麋鹿和老虎哪个更高？蚯蚓和蛇哪个更卑微瑟缩呢？

偏：俱一无变。假：假必非也而后假。狗，假霍也，犹氏霍也。物：或伤之，然也；见之，智也；告之，使智也。疑：逢为务则士，为牛庐者夏寒，逢也。举之则轻，废之则重，非有力也；沛从削，非巧也若石羽，循也。斗者之敝也，饮酒，若以日中，是不可智也，愚也。智与？以己为然也与？愚也。俱：俱一，若牛马四足；惟是，当牛马。数牛数马，则牛马二；数牛马，则牛马一。若数指，指五而五一。长宇：徙而有处宇，宇南北，在旦有在莫。宇徙久。

偏，将物体一分为二，原物总量不会改变。假，假必定不符合事实，然后称之为假。狗是假虎，只不过可以将狗命名为虎。事物有时会遭到损伤，这种现象确实存在。见而明其事理，是凭借智慧；告诉别人事理，是使别人获得智慧。疑，遇到有实干能力的人就以为是贤士，遇到建造牛棚的人就以为是为了夏天乘凉，这是因为偶遇而没有深入了解的缘故。举起东西的时候觉得轻，放下东西来又觉得重，不能算有力；柿树的形态，是自然之力削斫的结果，并非刻意追求精巧，就像石头和羽毛，只是遵循自然规律罢了。打架斗殴的行为可能是因为饮酒，或是因为在人多的集市上，这种行为是愚蠢的。究竟是有智慧呢，还是自以为是呢，是愚蠢啊。俱，同类事物可以视为一个整体，如牛、马皆属四足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牛、马又各有其名和实。分别举称牛、马，则牛和马属于两种动物；举称牛马，则牛和马为同类的四足兽。再如说指头，指头有五根，但五指同属于指头这个上位概念。无处不是宇，即使改变了方位，依然处于宇中。宇，宇宙范围广大，不同方位不同地点的同一时刻，有的是早晨，有的则是傍晚。宇宙长久处于迁徙流变的状态之中。

无坚得白，必相盈也。在：尧善治，自今在诸古也。自古在之今，则尧不能治也。景：光至，景亡；若在，尽古息。景：二光夹一光，一光者景也。景：光之人煦若射。下者之人也高，高者之人也下。足敝下光，故成景于上；首敝上光，故成景于下。在远近有端，与于光，故景障内也。景：日之光反烛人，则景在日与人之间。景：木柂，景短大。木正，景长小。大小于木，则景大于木。非独小也，远近。临：正鉴，景寡、貌能、白黑、远近柂正，异于光。鉴、景当俱，就、去尒当俱，俱用北。鉴者之臭，于鉴无所不鉴。景之臭无数，而必过正。故同处其体俱，然鉴分。鉴：中之内，鉴者近中，则所鉴大，景亦大；远中，则所鉴小，景亦小。而必正，起于中，缘正而长其直也。中之外，鉴者近中，则所鉴大，景亦大；远中，则所鉴小，景亦小。而必易，合于中，而长其直也。鉴：鉴者近，则所鉴大，景亦大；其远，所鉴小，景亦小。而必正。景过正，故招。

从视觉出发，不能看到坚，只能看到石头的白，但坚和白必定共存于石头中。在尧时用以治理天下的好的方略，是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古代的事情。如果以古代的眼光治理今世，就是尧也治理不好当今的天下。影，光线照射到的地方，影子就会消失。如果光线始终存在，所照射之处永远不会产生影子。影，两条光线交叉迎向一条光线，一条光线方向就会形成影子。光线照射到人，人下方的影子就会投射到上方，人上方的影子就会投射到下方。足部挡住了自下而来的光，因此成影在上方；头挡住了自上面射来的光，故而成影在下方。光通过小孔照过来，投射到远近相当的对面壁面上，就会形成倒立的投影。日光通过反射照到人，影子会出现在太阳和人之间。光照到倾斜的木柱，形成的影子短而粗大；若照到直立的木柱，则形成的影子长而纤细。光源如果比木柱小，照出的影子就会比木柱大，影子并非总小于木柱。面对镜子站立，影子多少，状貌形态、颜色黑白、距离远近、姿态斜正，都各不相同。影子随光照一起产生，也随光灭而一起消失，俱和比意思相同。镜的原理是能够照到其中的物体无不形成影像，影像的形态各异，都必须处在镜子所能照到的范围内。因此镜子中的影像实体必在一处，然而镜子有不同种类。凹镜正对中央的地方，所能照到的范围大，影子也大；斜对其中央的地方，照到的范围小，影子也小。但无论大小，影子都是正的。这是由于影子产生于中央，沿着正方向向外反射。如果是在凸镜的边缘，离边缘近的地方，照到的范围大，影子也大；离边缘远的地方，照到的范围小，影子也小。而且无论如何，影子都是偏的。不过虽然影子偏斜，依然和在凸镜中心一样，沿着正方向向外反射。照镜子的人距离镜子近，实体大，影像就也大；距离镜子远，实体小，影子也小。实体正，影像也正。

负：衡木，加重焉而不挠，极胜重也。右校交绳，无加焉而挠，极不胜重也。不胜重也。衡，加重于其一旁，必捶，权重相若也。相衡，则本短标长。两加焉重相若，则标必下，标得权也。挈：有力也；引，无力也。不正所挈之止于施也，绳制挈之也，若以锥刺之。挈，长重者下，短轻者上，上者愈得，下下者愈亡。绳直权重相若，则正矣。收，上者愈丧，下者愈得；上者权重尽，则遂。挈：两轮高，两轮为輲，车梯也。重其前，弦其前，载弦其前，载弦其轱，而县重于其前。是梯，挈且挈则行。凡重，上弗挚，下弗收，旁弗劾，则下直；扡，或害之也。流梯者不得流直也。今也废尺于平地，重，不下，无䠙也。若夫绳之引轱也，是犹自舟中引横也。倚：倍、拒、坚、䠳，倚焉则不正。

桔槔固定在其上的横木，承受重量却不会倾斜，因为支点另一端负重而达到平衡。桔槔外侧交叉系重物的绳子，不加重物就会弯曲，因为支点另一端没有负重。秤杆一端若加重，就必然向下倾斜，因为秤锤和重物是成正比的。秤杆平衡，挂重物一端的秤杆短，挂秤锤一端的秤杆长，两边加上相同的重量，标那一端就必然下垂，因为标那一端得益于秤砣的实际权重增加。向上提需要用人力，向下拉的重力不需用人力。秤杆倾斜，所提起的东西的正或斜，可以用绳子来提起它，也可以用像锥子似的支点来支撑它。提起时，长而重的一端下沉，短而轻的一头上翘。上翘一端加重愈多，则下沉一端下坠的力量会越少。提物的绳子直，秤砣和重物比重适宜，那么秤杆就正了。上翘一端重量越减轻，下沉一边会越下沉。如果上翘一端力被秤砣一端的力抵消，就可以顺利称重。輲车两个前轮高，两个后轮低，车子呈梯形。在其前方悬挂重物，然后向前拉，引动车轴。而在其前方悬挂重物，是云梯。向前牵引则前行。凡是重物，不向上牵引，不向下拉拽，不受侧力作用，皆会自然垂直下落。出现倾斜，一定是有外力干扰。梯子倾斜而重物却不会下滑，是因为有个向上牵引的力。现在将一尺大小的重物放在平地上，重物也不会滑移，因为没有倾斜的坡面。至于用绳子牵引车轴使之前行，就好比用纤绳牵引船头横木使之在水中前行一样。相倚、相背、相拒、相牵，用力倾斜会导致方向不正。

堆：并石、累石，耳夹寝者，法也。方石去地尺，关石于其下，县丝于其上，使适至方石。不下，柱也。胶丝去石，挈也。丝绝，引也，未变而名易，收也。买：刀、籴相为贵。刀轻、则籴不贵；刀重，则籴不易。王刀无变，籴有变。岁变籴，则岁变刀，若鬻子。贾：尽也者，尽去其以不售也。其所以不售去，则售。正贾也宜不宜，正欲不欲，若败邦鬻室嫁子。无：子在军，不必其死生；闻战，亦不必其生。前也不惧，今也惧。或：知是之非此也，有知是之不在此也，然而谓此南北，过而以已为然。始也谓此南方，故今也谓此南方。智：论之非智，无以也。谓：“所谓非同也，则异也。同则或谓之狗，其或谓之犬也；异则或谓之牛，牛或谓之马也。俱无胜。”是不辩也。辩也者，或谓之是，或谓之非，当者胜也。无：让者酒，未让始也，不可让也。

堆，同层合并石头，层层堆垒石头，遵循夹持的法则。方形的基石高出地面一尺，方石下面是关石，在方石上方悬挂线坠（铅锤），线坠刚好到方石。线坠不再下降，有柱子在上方提供挂点。绳子上端固定而下端悬垂于石头之上，是因为有柱子在上方提着它；如果绳子断了，那是下方石块太重所致。事物没有变化而名称却更改了，这是相反的情况。买，刀币和粮食价格是相互制约的。刀币贬值，粮食价格看似上涨，实际并不贵；刀币升值，粮食价格看似下跌，其实没有变化。国家刀币价值不会有变，但每年的粮食价格不同。粮食价格每年有变更，就相当于刀币的价值每年也在变化。就像荒年会出现卖儿女的景象。贾，就是尽，就是完全消除导致无法成交的因素。无法成交的因素消除了，就能顺利成交。根据买卖适宜还是不适宜，确定内心想要还是不想要。就好比战败国卖掉妻室、嫁出女儿。无，就是儿子在军队里，无从确定战士的生死；听说发生战斗，也无法确定战士的生死。在前线的人不恐惧，在后方的人却会因不能确定亲人生死而恐惧。或，知道“是”并非“此”，还知道“是”在空间意义上并不在“此”处。说某处为“南”或“北”，是将自身所处位置视作中点，越过这一点，往北就是北方，往南就是南方。开始所说的南方，待到越过它之后，就会有新的南方。先有知识，然后产生言论，没有知识，就无法论说。所谓不相同，就是相异。相同的例子如有人称狗为狗，有人称狗为犬。相异的例子如有人称牛为牛，有人称牛为马。争论双方都无法取得胜利，构不成辩论。所谓辩论，就是一方持正面意见，另一方持相反意见，观点恰当的一方胜。宾主献酬环节敬的酒，按礼节不得推让，不推让，是早已明确规定的，因此不能推让。

于：石，一也；坚、白，二也，而在石。故有智焉，有不智焉，可。有指：子智是，有智是吾所先举，重。则子智是，而不智吾所先举也，是一。谓“有智焉，有不智焉”，可。若智之，则当指之智告我，则我智之，兼指之以二也。衡指之，参直之也。若曰“必独指吾所举，毋举吾所不举”，则者固不能独指。所欲相不传，意若未校。且其所智是也，所不智是也，则是智是之不智也，恶得为一？谓而“有智焉，有不智焉”。所：春也，其执固不可指也；逃臣，不智其处；狗犬，不智其名也；遗者，巧弗能两也。

对于石头来说，是个统一的整体；对于坚和白来说，是石头的两种不同性质，但两者又都包含在石头这个统一体中。因此有知道的，有不知道的，这可以理解。有具体指向，你知道这一点，还知道我没有举出的另一点，这是双重的知。你知道这一点，而不知道我没有举出的另一点，则是单一的知。说有人知道，有人不知道，是可以的。如果你知道一点，并将你知道的告知我，我就知道你的情况。我会给你指出另外一点，这样你就有了双重的知。再进一步权衡，就能得出第三点恰当的认识。如果说只能指出我所举出的一点，不得指出我所未举出的另一点，那么同一事物本来就不会只有一种意指，我如果不能明确传达我所想要传达的意指，是令人不快的。况且有所知，有所不知，那么知道和不知道的方面又该如何结合起来呢？所以说有的方面被知晓了，有的方面尚未被知晓。所知，就如春天的变化，势必有不可明了的地方。逃亡的臣子不知道该逃往何处，狗犬不能尽知它们的具体名称。已经丢失的东西，再巧的工匠也无法将它网住。

智：智狗重智犬，则过；不重，则不过。通：问者曰：“子知驘乎？”应之曰：“驘，何谓也？”彼曰：“施。”则智之。若不问驘何谓，径应以弗智，则过。且应，必应问之时。若应长，应有深浅、大常中；在兵人长。所：室堂，所存也。其子，存者也。据在者而问室堂，恶可存也？主室堂而问存者，孰存也？是一主存者以问所存，一主所存以问存者。五合，水、土、火、火离，然火铄金，火多也。金靡炭，金多也。合之府水，木离木。若（识）麋与鱼之数，惟所利。无：欲恶伤生损寿，说以少连，是谁爱也？尝多粟，或者欲不有能伤也，若酒之于人也。且■人利人，爱也，则唯■，弗治也。损：饱者去余，适足，不害。能害，饱，若伤麋之无脾也。且有损而后益者，若疟病之之于疟也。

知，知道狗和犬是相同的。重，知道狗也知道犬，却不知道狗就是犬，就不对了。如果不知道狗或不知道犬，知此而不知彼就不算错。通，发问者道：“你知道羁是什么意思吗？”应答的人说：“羁是什么意思？”对方回答：“就是旅。”那么应答者就知道了。如果应答者不问羁的意思，直接说自己不知道，就是不对的。而且应答者遇到有人发问一定要应答，要在对方发问时回应，应答的内容有深有浅。在大堂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。室堂是人所居处的地方，个人则是居处于室堂中的存在者。以居处者的角度问室堂，应该居于何处？以室堂的角度问居处者，居处于其中者是谁？前者是以居处者为主而问所居处之地，后者是以居处之地为主而问居处者。五行相合的有水、土、火，火附丽于木而燃烧。火熔金，这是火能克金；金能碾碎木炭，这是金克木。金与火相合，就熔化成液体。木附丽于土才能生长。如果知道了麋鹿和鱼的数量，用来供应膳馐就应该适度，不能有所偏爱。伤害身体，减损寿命，是因为不知适度收敛以符合养生之道。到底爱哪一种呢？多吃粮食，也许不能给人带来好处，就像喝酒不能给身体带来好处一样。而且知道人的需求并施利于人，是爱人，但仅凭知道，是无法达到目的的。减损吃饱的欲望，舍弃多余的食物，就不会损害身体。以食太饱为害，就好像用麋鹿肉祭祀，是不用髀的。而且有所减损而后才会带来益处，就好像患疟疾的人以疟疾症状的消除为有益于身体。

智：以目见；而目以火见，而火不见。惟以五路智久，不当以目见，若以火见。火：谓火热也，非以火之热。我有若视，曰智。杂所智与所不智而问之，则必曰：“是所智也，是所不智也。”取、去，俱能之，是两智之也。无：若无焉，则有之而后无；无天陷，则无之而无。擢疑，无谓也。臧也今死，而春也得文，文死也可，且犹是也。且然，必然；且已，必已，且用工而后已者，必用工而后已。均：发均县轻重而发绝，不均也。均，其绝也莫绝。尧霍，或以名视人，或以实视人。举友富商也，是以名视人也；指是臛也，是以实视人也。尧之义也，是声也于今，所义之实处于古。若殆于城门与于臧也。狗：狗，犬也。谓之杀犬，可。若两■。使：令，使也。我使我，我不使，亦使我；殿戈亦使，毁不美，亦使殿。

感知外物要靠视觉，而视觉依靠光方能见物，但光本身并不能见物。以人的五种感官去感知时间是不恰当的。用视觉去看，就是借助光去看。火，说火是热的，并非因为视觉能感知火的热度。我有视觉，就可以感知事物。把自己已知的和未知的事物合在一起询问别人，必须要说清：“这些是我已知的，这些是我不知道的。”能够取舍，就是获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知识。无，如果说无马，那是先有后无；若说没有天塌，则是本来就没有。无根据地怀疑，是无谓的事情。如今奴仆死了，而依然能够得到供养，奴仆之死的损失也就可以得到弥补。且如同是，将要如此，就必定会如此；将要停止，就必定会停止。将要用工夫去完成，就是一定会花了工夫才能完成。均，头发粗细均匀，悬挂物品时有的会断有的不断，这是所悬物品轻重不均造成的。如果轻重均匀，那么头发就不会断。尧与霍，前者是以名称呼人，后者是以实称呼人。将富商朋友介绍给别人，是以名义看人；指着做肉羹的厨师称之为臛，则是以实质看人。尧的道义是他的名声流传到今天，其道义的实质行为则在古代。如果接近城门，就形同奴仆。狗就是犬，把杀狗说成杀犬，是可以的，狗和犬是同一物的两个名称，就像人有两条大腿一样。使，就是令，差遣人做事。若是差遣自己，就是不下令，也是使自己做事。让部队殿后也是一种使令，即使负责殿后的军队不是精锐，也要派遣他断后。

荆沈，荆之贝也。则沈浅非荆浅也，若易五之一。以楹之抟也，见之，其于意也不易，先智。意，相也。若楹轻于秋，其于意也洋然。段、椎、锥，俱事于履，可用也。成绘屦过椎，与成椎过绘屦同，过仵也。一：五，有一焉；一，有五焉；十，二焉。非■半，进前取也，前，则中无为半，犹端也。前后取，则端中也。■必半，毋与非半；不可■也。可无也，已给，则当给，不可无也。久有穷而穷。正丸，无所处而不中县，抟也。伛宇不可偏举，字也。进行者，先敷近，后敷远。行者行者，必先近而后远。远近，修也；先后，久也。民行修，必以久也。一方尽类，俱有法而异。或木或石，不害其方之相合也。尽类犹方也。物俱然。

楚国大泽，楚国境内所有，说楚国大泽浅不等于说楚国浅，否则就好比是五中包含一就把五当作一。把楹柱当作成捆的木柴，一看便知有误，仅凭猜想是不妥当的，是无知。意，就是臆想。把楹柱当成萩草，这种臆想就更茫然无知了。段石、锤子、尖锥，都是用来制作履的，因为它们合用。鞋子做好再捶打，还是先捶打再上鞋都一样，这是一个可以灵活掌握的工序。一，五大于一，但一如果放到高数位上，则一又包含低数位的五，例如十位上的一，就包含两个五。砍去的并非是一半，因为每砍掉后边一部分，就会取前一部分，取前一部分，则这个部分的中点就不是一半了。就好比端点，前端点与后端点中间的点就是中点。如果每次必须砍掉一半，而每次所砍都不同于另一半，最后就没法砍了。事物可以不复存在，已经存在的事物，曾经存在过，不能因为现在不存在就认为没有存在过。永久，也有其穷尽的终点。正圆形的弹丸，无论如何滚动都处于重心垂直的状态，因为它是圆形的。宇宙的区域不可遍知，这就是无限的宇宙。行进的原则，就是先到近处，后到远处。行进者的目标，也必须先近后远。远近，属于长度范畴；先后，属于时间范畴。人要走长路，必然会花去很长时间。同为方形的物体可以拼合，虽然材质各有不同，或为木、或为石，但并不影响它们相合无间，因为同属方形物体。万物皆有以类相从的特性。

牛狂与马惟异，以牛有齿，马有尾，说牛之非马也。不可。是俱有，不偏有，偏无有。曰之与马不类，用牛有角、马无角，是类不同也。若举牛有角、马无角，以是为类之不同也，是狂举也，犹牛有齿、马有尾。或不非牛而非牛也，则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。故曰：牛马非牛也未可，牛马牛也未可。则或可或不可，而曰“牛马牛也未可”亦不可。且牛不二，马不二，而牛马二。则牛不非牛，马不非马，而牛马非牛非马，无难。

牛的属性与马不同。但以牛有齿、马有尾为据说牛不是马却不行。因为牛和马都有齿和尾，并非一个有、一个没有。说牛与马不是同类，以牛有角而马无角为依据，这是牛和马不同类的一个特征。如果只是说牛有角、马无角，以此作为牛和马不同类的根本区别，就是举例不当。就好比是说牛有齿、马有尾一样，或者是不能说不是牛就是非牛，或者是说不是牛就是牛。所以说：认为牛马不是牛的说法是不对的，认为牛马等同于牛的说法也是不对的。在不确定的情况下，就说“’牛马是牛’的说法不对”也是不对的。而且牛是一类，马是一类，牛马则是两个概念的合成。那么牛就是牛，马就是马，而牛马既不等于牛，也不等于马，这种理论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彼：正名者彼、此，彼此，可。彼彼止于彼，此此止于此，彼此，不可，彼且此也，彼此亦可。彼此止于彼此，若是而彼此也，则彼亦且此此也。唱无过，无所周，若稗。和无过，使也，不得已。唱而不和，是不学也；智少而不学，必寡。和而不唱，是不教也；智而不教，功适息。使人夺人衣，罪或轻或重；使人予人酒，或厚或薄。

彼，名实应当相符，在这个基础上说彼和此是可以的。如果仅就彼方而定位彼，仅就此方而定位此，如此说彼此是不可以的。意识到彼就是此，说彼此是可以的。说彼此仅限于彼此狭小的范围，在这种基础上说彼此，则彼此和此此并没有什么不同。歌唱却没人应和，就像稗子形似稻子却没有用处。应和者没有主唱者，是主唱者的过错，而非应和者之错。有主唱而无应和，是和者不学之过。所知甚少而又不学，所知必然少得可怜。有应和而无主唱，这是主唱的缺失，有知识而不教导人，那么功用必将逐渐消亡。假使有人抢夺别人的衣服，那么此人之罪根据衣服的价值或轻或重；如果有人请别人饮酒，酒的味道根据交情的深浅或厚或薄。

闻在外者所不知也，或曰：“在室者之色，若是其色。”是所不智若所智也。犹白若黑也，谁胜？是若其色也，若白者必白。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，故智其白也。夫名，以所明正所不智，不以所不智疑所明。若以尺度所不智长。外，亲智也；室中，说智也。以悖，不可也。出入之言可，是不悖，则是有可也。之人之言不可，以当，必不审。惟：谓是霍，可，而犹之非夫霍也。谓彼是是也，不可。谓者毋惟乎其谓。彼犹惟乎其谓，则吾谓不行；彼若不惟其谓，则不行也。

在室外听到有人在室内，但不知道是谁。有人说：“室内者的脸色与在室外者的脸色相同。”这是以不知为已知。就好像白色和黑色，哪个更适合？如果其颜色和白色的物品相似，那就一定认为白色适合。现在知道某物颜色与白色相似，因而知道了该物是白色的。名称，就是要用已知来证明未知，不是拿所不知来质疑已知。就好像用尺子来度量不知长度的物体。身处室外对室外物体是亲身感知的，在室内的人则需要室外人告之才知晓。认为别人的话是错误的，必然是因为这些话有不可信的地方。某人的话可信，那是因为这些话没有悖谬之处，也即有可信之处。某人说的话不可信，却被认为是恰当的，一定是因为不审查的缘故。随意说它是虎，即使并非真虎，但我自己随意命名可以说它叫虎。说不可以这样称呼它，是因为别人不会使用我随意的命名。他们仍然坚持他们认可的称谓，那么我加于某物的称谓就不会通行。他们如果不坚持他们认可的称谓，那么他们认可的称谓也不会通行。

无：“南者有穷则可尽，无穷则不可尽。有穷、无穷未可智，则可尽、不可尽，不可尽，未可智。人之盈之否未可智，而必人之可尽、不可尽亦未可智，而必人之可尽爱也，悖。”人若不盈先穷，则人有穷也，尽有穷无难，盈无穷，则无穷尽也，尽有穷无难。不二智其数，恶知爱民之尽文也？或者遗乎其问也？尽问人，则尽爱其所问。若不智其数，而智爱之尽文也，无难。

无，南方有尽头就可以穷尽，如果没有尽头就不能穷尽。有尽还是无尽是未知数，那么究竟是否可以穷尽，也就无法知晓。四方是否住满了人不可知，世间人数有没有极限也不可知，而认为天下人全都可以尽爱的观点是错误的。人如果无法盈满无穷的空间，那就意味着人数有极限，爱尽有限的世人是不难做到的。人如果能盈满无穷的空间，那么空间的无穷既然可以穷尽，穷尽有穷的空间也是不难做到的。如果不能一一知道世间之人，怎么能知道已经尽爱世间所有人了呢？或者其中会有所遗漏呢？如果问遍所有人，那么只是爱尽其所过问的人。如果不知道具体的人数而惟知爱人，爱尽所有人并不困难。

仁：仁，爱也；义，利也。爱、利，此也；所爱、所利，彼也。爱、利不相为内、外，所爱、利亦不相为外内。其为仁内也，义外也，举爱与所利也，是狂举也。若左目出，或目入。学也以为不知学之无益也，故告之也。是使智学之无益也，是教也。以学为无益也，教，悖。

仁，就是仁爱。义，就是赋利于他人。爱与利在我，而所爱所利的对象则在他人。爱与利彼此不分内外，所爱与所利的对象也彼此不分外和内。仁由内心生发，义则因外物所感，举爱之在此而所利之在彼，就是狂举，就好像是从左眼出，从右眼进。学习，因为学习者不知道有些学习是无益的，所以告知他这一点，目的是使他明白某些学习是无益的，这就是教。知道某些学习是无益的，还去教他，这是错误的。

论诽：诽之可不可。以理之可诽，虽多诽，其诽是也；其理不可非，虽少诽，非也。今也谓多诽者不可，是犹以长论短。不诽，非已之诽也。不非诽。非可非也，不可非也。是不非诽也。物甚长甚短，莫长于是，莫短于是，是之是也非是也者，莫甚于是。取高下，以善不善为度。不若山泽，处于善于处上。下所请，上也。不是：是，则是，且是焉。今是文于是，而不于是，故是不文是不文，则是而不文焉。今是不文于是，而文与是，故文与是不文同说也。

论及非议，关键要看非议是否得当。如果道理上可以非议，即使多有非议，这些非议也是合理的；如果道理上不可非议，即使非议较少，也是不对的。现在人常说“不要有太多非议”，这就像不考虑具体情况就以长去论短。非议喜欢非议他人的人，等于在非议自己的非议。不非议喜欢非议他人的人，是因为被非议的对象有可非议之处。别人的非议不可非议，就不必非议他的非议。物体很长或很短，没有比此物长的，所以才叫甚长；没有比此物短的，所以才叫甚短。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甚，如果不是这样，就不能称为很长或很短。判断事物的高下，以擅长和不擅长为标准，并不像山与泽的差距那样明显。居下位者强于居上位者，那么下也就成了所谓的上。不是，是就是是，而且确实如此。现在是既是是，而又不是是，因此是不确定。是不确定，就是是而不确定。现在是不确定是还是不是，而又确定是，因此是之于是、不是道理相同。

大取

天之爱人也，薄于圣人之爱人也；其利人也，厚于圣人之利人也。大人之爱小人也，薄于小人之爱大人也；其利小人也，厚于小人之利大人也。以臧为其亲也，而爱之，非爱其亲也；以臧为其亲也，而利之，非利其亲也。以乐为爱其子，而为其子欲之，爱其子也。以乐为利其子，而为其子求之，非利其子也。

上天爱人，比圣人爱人浅薄（指亲疏关系远）；但施利比圣人多。君子爱小人，薄于小人爱君子；（君子爱天下的小人，绝大部分在亲疏关系上都很远。而小人即使爱亲疏关系很近的君子，也爱厚而施利薄。故）君子施利给小人，胜过小人施利给君子。认为厚葬是爱父母亲的表现，因而喜欢厚葬，这其实并不是爱父母亲；认为厚葬对父母亲有利，因而以厚葬为利，这并非有利父母亲。认为教给儿子音乐是爱儿子的表现，因而音乐被儿子喜欢，这是爱儿子。认为教给儿子音乐有利儿子，因而音乐被儿子欲求，这并非有利儿子。

于所体之中，而权轻重之谓权。权，非为是也，非非为非也，权，正也。断指以存腕，利之中取大，害之中取小也。害之中取小也，非取害也，取利也。其所取者，人之所执也。遇盗人，而断指以免身，利也；其遇盗人，害也。断指与断腕，利于天下相若，无择也。死生利若，一无择也。杀一人以存天下，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；杀己以存天下，是杀己以利天下。于事为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求。求为之，非也。害之中取小，求为义，非为义也。

在所做的事体中，衡量它的轻重叫做“权”。权，并不是对的，也不就是错的，权，是正当的。砍断手指以保存手腕，那是在利中选取大的，在害中选取小的。在害中选取小的，并不是取害，这是取利。他所选取的，正是别人抓着的。遇上强盗，砍断手指以免杀身之祸，这是利；遇上强盗，这是害。砍断手指和砍断手腕，对天下的利益是相似的，那就没有选择。就是生死，只要有利于天下，也都没有选择。杀一个人以保存天下，并不是杀一个人以利天下；杀死自己以保存天下，这是杀死自己以利天下。在做事中衡量轻重叫做“求”。只注重求，是不对的。在害中选取小的，追求合义，并非真正行义。

为暴人语天之为是也而性，为暴人歌天之为非也。诸陈执既有所为，而我为之陈执；执之所为，因吾所为也。若陈执未有所为，而我为之陈执，陈执因吾所为也。暴人为我为天之。以人非为是也，而性不可正而正之。利之中取大，非不得已也。害之中取小，不得已也。所未有而取焉，是利之中取大也。于所既有而弃焉，是害之中取小也。

给暴戾的人说天的意志叫你这样，而且这是天性，等于对暴戾的人歌颂天的意志是不对的。各种学说既已流传天下，如果我再为它们陈说阐释，那么，各种学说必因我而更加发扬光大。如果各种学说没有流传天下，如果我再为它们陈说阐述，那么，各种学说必因我而流传天下。暴戾的人自私自利，却说是天的意志。把人们认为错误的看作正确的，这些人的天性不可改正，但也要想法加以改正。在利中选取大的，不是不得已。在害中选取小的，是不得已。在所未有的事中选取，这是利中选取大的。在已有的东西中舍弃，这是害中选取小的。

义可厚，厚之；义可薄，薄之。谓伦列。德行、君上、老长、亲戚，此皆所厚也。为长厚，不为幼薄。亲厚，厚；亲薄，薄。亲至，薄不至。义厚亲，不称行而顾行。为天下厚禹，为禹也。为天下厚爱禹，乃为禹之爱人也。厚禹之加于天下，而厚禹不加于天下。若恶盗之为加于天下，而恶盗不加于天下。

义理上可以厚爱的，就厚爱；义理上可以薄爱的，就薄爱。这是所谓无等差的爱。有德行的，在君位的，年长的，亲戚之类，这都是应当厚爱的。厚爱年长的，却不薄爱年幼的。亲厚的厚爱；亲薄的，薄爱。有至亲的，却没有至薄的。（儒家的）义是厚爱至亲的，不以那人的行为而厚爱或薄爱，而是由亲到疏以类而厚爱到薄爱。为天下人而厚爱禹，这是为禹。为天下人厚爱禹，是因为禹能爱天下人。厚爱禹的作为能加利于天下，而厚爱禹并不加利于天下。就象厌恶强盗的行为能加利于天下，而厌恶强盗并不加利于天下。

爱人不外已，已在所爱之中。已在所爱，爱加于已。伦列之爱已，爱人也。圣人恶疾病，不恶危难。正体不动，欲人之利也，非恶人之害也。圣人不为其室臧之故，在于臧。圣人不得为子之事。圣人之法死亡亲，为天下也。厚亲，分也；以死亡之，体渴兴利。有厚薄而毋，伦列之兴利为己。

爱别人并非不爱自己，自己也在所爱之中。自己既在所爱之中，爱也加于自己。无差等的爱自己，也就是爱人。圣人厌恶疾病，不厌恶危险艰难。能保重自身，希望人们得到利益，并不是要人们畏避祸害。圣人不以为自己的屋室可以贮藏货物，就一心一意于贮藏。圣人往往不能侍奉在父母身边。圣人的丧法是父母死了，心已无知，就节葬短丧，为天下兴利。厚爱父母，是人子应尽的本分；但父母死后，之所以节葬短丧，是想竭尽自己的力量为天下兴利。圣人爱人，只有厚没有薄，普遍地为天下兴利，才是真正为自己。

语经，语经也，非白马焉。执驹焉说求之，舞说非也，渔大之无大，非也。三物必具，然后足以生。臧之爱已，非为爱已之人也。厚不外己，爱无厚薄。举己，非贤也。义，利；不义，害。志功为辩。有有于秦马，有有于马也，智来者之马也。

语经，言语的常经，说白马不是马，又坚持认为孤驹不曾有母亲，这是舞弄其说，说杀狗不是杀犬，也是不对的。这三件东西具备了，就足可以生了。臧的爱自己，并不是爱自己是一个人。厚爱别人并不是不爱自己，爱别人与爱自己，要没有厚薄的区分。赞誉自己，并非贤能。义，就是利人利己；不义，就是害人害己。义与不义，应该依实际所做的事情来辨别。有人有的是秦马，有人有的是马，我只知道来的是马。

爱众众世与爱寡世相若。兼爱之，有相若。爱尚世与爱后世，一若今之世人也。鬼，非人也；兄之鬼，兄也。天下之利驩。“圣人有爱而无利，”伣日之言也，乃客之言也。天下无人，子墨子之言也犹在。不得已而欲之，非欲之也。非杀臧也。专杀盗，非杀盗也。凡学爱人。小圜之圜，与大圜之圜同。方至尺之不至也，与不至钟之至，不异。其不至同者，远近之谓也。

爱众世与爱寡世相同。兼爱也要相同。爱上古与爱后世，也要与爱现世一样。人的鬼，并不是人；哥哥的鬼，是哥哥。天下的人都能蒙受利益而欢悦。“圣人有爱而没有利”，这是儒家的言论，是外人的说法，天下没有继承墨学的人，但墨子的学说仍在世上。不得已而想要它，并不是真正想要它。（想杀臧，）并不是杀了臧。擅自杀盗，就是不杀盗了。也不是杀盗。大凡要学会爱人。小圆的圆与大圆的圆是一样的，一尺地的不到与千里地的不到是没有分别的。不到是一样的，只是远近不同罢了。

是璜也，是玉也。意楹，非意木也，意是楹之木也。意指之也也，非意人也。意获也，乃意禽也。志功，不可以相从也。利人也，为其人也；富人，非为其人也，有为也以富人。富人也，治人有为鬼焉。为赏誉利一人，非为赏誉利人也，亦不至无贵于人。智亲之一利，未为孝也，亦不至于智不为已之利于亲也。智是之世之有盗也，尽爱是世。智是室之有盗也，不尽是室也。智其一人之盗也，不尽是二人。虽其一人之盗，苟不智其所在，尽恶，其弱也。

璜虽然是半璧，但也是玉。考虑柱子，并不是考虑整个木头。考虑人的指头，并不是考虑整个人。考虑猎物，却是考虑禽鸟。动机和效果，不可以相等同。施利给人，是为了那人；使那人富有，并不是为了那人，使他富有是有目的的。使那人富有，一定是他能够从事人事，祭祀鬼神。借着赏誉使一个人受利，并不是借赏誉施利给人，（赏誉虽然不能遍及于人，）但也不至于因此就不用赏誉。只知道有利于自己的父母亲，不能算是孝；但也不至于明知自己有利于父母亲而不愿做。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强盗，仍然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。知道这座房子里有强盗，不全都讨厌这座房子里的人。知道其中一个人是强盗，不能讨厌这所有的人。虽然其中一个人是强盗，如果不知他在何处，就讨厌所有的人，那是志气太弱了。

诸圣人所先，为人欲名实。名实不必名。苟是石也白，败是石也，尽与白同。是石也唯大，不与大同。是有便谓焉也。以形貌命者，必智是之某也，焉智某也。不可以形貌命者，唯不智是之某也，智某可也。诸以居运命者，苟人于其中者，皆是也，去之因非也。诸以居运命者，若乡里齐荆者，皆是。诸以形貌命者，若山丘室庙者，皆是也。

圣人首先要做的，是考核名实，有名不一定有实，有实不一定有名。如果这块石头是白的，把这块石头打碎，它的每一小块也都是白的，白都相同。这块石头虽然很大，但不和大石相同，因为大石之中仍有大小的不同，这是各依其便而称的。用形貌来命名的，一它要知道它反映的是什么对象，才能了解它。不是用形貌来命名的，虽然不知道它反映的是什么对象，只要知道它是什么就可以了。那些以居住和运徙来命名的，如果进入其中居住的，就都是，离开了的，就不是了。那些以居住或运徙来命名的，象乡里、齐国、楚国都是。那些以形貌来命名的，如山、丘、室、庙都是。

智与意异。重同，具同，连同，同类之同，同名之同，丘同，鲋同，是之同，然之同，同根之同。有非之异，有不然之异。有其异也，为其同也，为其同也异。一曰乃是而然，二曰乃是而不然，三曰迁，四曰强。

知道与意会是不同的，（同的种类很多，）有重同，具同，连同，同类之同，同名之同，丘同，附同，是之同，然之同，同根之同。有实际不同的异，有是非各执的异。所以有异，是因为有同，才显出异。是不是的关系有四种：第一种是“是而然”，第二种是“是而不然”，第三种叫“迁”，即转移论题，偷换概念，第四种叫“强”，即牵强附会。

子深其深，浅其浅，益其益，尊其尊。次察山比因，至优指复；次察声端名因情复，匹夫辞恶者，人有以其情得焉。诸所遭执，而欲恶生者，人不必以其请得焉。圣人之附■也，仁而无利爱。利爱生于虑。昔者之虑也，非今日之虑也。昔者之爱人也，非今之爱人也。爱获之爱人也，生于虑获之利。虑获之利，非虑臧之利也；而爱臧之爱人也，乃爱获之爱人也。去其爱而天下利，弗能去也。昔之知啬，非今日之知啬也。贵为天子，其利人不厚于正夫。二子事亲，或遇孰，或遇凶，其亲也相若，非彼其行益也，非加也。外执无能厚吾利者。藉臧也死而天下害，吾持养臧也万倍，吾爱臧也不加厚。

你对于墨家的学说，深奥的就深入探求，浅近的就浅近研究，并体察节用节葬是否应当。其次明察墨家学说之所以成立的根由、学说中的比附、学说的原因，这样，就可以掌握墨家学说的要旨。进一步再深察墨家声教的端绪、借鉴名学的方法、证明它的终因，这样，墨家学说的实情就能够了解。一个平常的人，他的言词虽然粗俗，但也是实情的论断，人们从中还可以了解实情。那些因自己的遭遇坚持一种成见，感情用事，产生好恶，妄下断语的，人们从他的言词中就不会了解实情了。圣人抚覆天下，以仁为本却没有爱人利人的区别。爱人利人产生于思虑。过去的思虑，不是今日的思虑。过去的爱人，也不是今日的爱人。爱婢这种爱人的行为，产生于考虑婢的利益。考虑婢的利益，不是考虑奴的利益；但是，爱奴的爱人，也就是爱婢的爱人。如果去掉其所爱而能利天下，那就不能不去掉了。从前讲节用，不等于今日讲节用。贵为天子，他利人并不比匹夫利人厚。二子的侍奉父母亲，一个遇到丰年，一个遇到荒年，他们利自己的双亲是相同的，不会因丰年而增多，也不会因荒年而减少。外物也不会使我利亲的心加厚。假使奴死对天下有害，我持养奴一定万倍，并不是对奴的爱心加厚。

长人之异，短人之同，其貌同者也，故同。指之人也与首之人也异，人之体非一貌者也，故异。将剑与挺剑异。剑，以形貌命者也，其形不一，故异。杨木之木与桃木之木也同。诸非以举量数命者，败之尽是也，故一人指，非一人也；是一人之指，乃是一人也。方之一面，非方也，方木之面，方木也。以故生，以理长，以类行也者。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，妄也。今人非道无所行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，其困也，可立而待也。夫辞以类行者也，立辞而不明于其类，则必困矣。

高的人与矮的人相同，是因为他们的外表相同，所以就相同。人的手指与人的头是不一样的，是因为人的身体，并不是一种形貌，所以不同。扶剑和拔剑是不相同的，因为剑是因形貌命名的，形貌不一，所以不同。杨木的木与桃木的木相同。有些不是以量数举出命名的，举出来的都一样，所以一个手指，不能断定是哪一个人的；一个人的手指，才能断定是那个人的。一面是方的，不能算作方体，但方木的任何一面，都是方木。言词因事故而产生，又顺事理而发展，借同类的事物相互推行。创立言词，却不知道言词产生的原因，一定是谬误的。现在人不遵循道理，就不能做事，只有强壮的身体，而不知道做事的道理，就会遭到困难，这是立等可待的。言词要依照类别才能成立，如创立言词却不明白它的类别，那么，就必定遭受困难。

故浸淫之辞，其类在鼓栗。圣人也，为天下也，其类在于追迷。或寿或卒，其利天下也指若，其类在誉石。一日而百万生，爱不加厚，其类在恶害。爱二世有厚薄，而爱二世相若，其类在蛇文。爱之相若，择而杀其一人，其类在坑下之鼠。小仁与大仁，行厚相若，其类在申。凡兴利除害也，其类在漏雍。厚亲，不称行而类行，其类在江上井。“不为己”之可学也，其类在猎走。爱人非为誉也，其类在逆旅。爱人之亲，若爱其亲，其类在官苟。兼爱相若，一爱相若。一爱相若，其类在死也。

所以亲附渐入的言词，目的在鼓动人恐惧。圣人为天下谋利，目的在追正迷惑。无论长寿与夭折，圣人利天下的目的都是化民向善，如礜石可以染缁。一日之中，天下有成百上万的生灵诞生，但我的爱不会加厚，正如为天下除害。爱上世、今世、后世有厚有薄，但爱其实相同，正如蛇身有文，文文都相似一样。爱两人相同，而杀其中一人，正如杀坑下的老鼠，是为天下除害。一般人与天子，德行厚薄是相同的，看他能否施展才能。举凡兴利除害，正如瓮是漏水，堵住漏，就得便利。厚爱自己最亲的，不依他的行事而或厚爱或薄爱，而以类推由亲及疏去厚爱、薄爱，正象江上井一样，虽然利人，也很有限。“不为己”是可以学的，就象打猎时追逐、奔驰一样。爱人并非为了名誉，正象旅店一样，是为了利人。爱别人的亲人，好象爱自己的亲人，自己的亲人也在爱、敬之中。兼爱，和爱自己一个人一样，能兼爱，就是自爱，蛇受到攻击的时候，一定首尾相救，这也就是自救。

小取

夫辩者，将以明是非之分，审治乱之纪，明同异之处，察名实之理，处利害，决嫌疑。焉摹略万物之然，论求群言之比。以名举实，以辞抒意，以说出故。以类取，以类予。有诸己不非诸人，无诸己不求诸人。

辩论的目的，是要分清是非的区别，审察治乱的规律，搞清同异的地方，考察名实的道理，断决利害，解决疑惑。于是要探求万事万物本来的样子，分析、比较各种不同的言论。用名称反映事物，用言词表达思想，用推论揭示原因。按类别归纳，按类别推论。自己赞同某些论点，不反对别人赞同，自己不赞同某些观点，也不要求别人。

或也者，不尽也。假者，今不然也。效者，为之法也，所效者，所以为之法也。故中效，则是也；不中效，则非也。此效也。辟也者，举也物而以明之也。侔也者，比辞而俱行也。援也者，曰：“子然，我奚独不可以然也？”推也者，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，予之也。“是犹谓”也者，同也。“吾岂谓”也者，异也。

或，是并不都如此。假，是现在不如此。效，是为事物立个标准，用它来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。符合标准，就是对的；不符合标准，就是错的。这就是效。辟，是举别的事物来说明这一事物。侔，是两个词义相同的命题可以由此推彼。援，是说“你正确，我为什么偏不可以正确呢？”推，是用对方所不赞同的命题，相同于对方所赞同的命题，以此来反驳对方的论点。“是犹谓”是含义相同。“吾岂谓”，是含义不相同。

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。辞之侔也，有所至而正。其然也，有所以然也；其然也同，其所以然不必同。其取之也，有所以取之；其取之也同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。是故辟、侔、援、推之辞，行而异，转而危，远而失，流而离本，则不可不审也，不可常用也。故言多方，殊类，异故，则不可偏观也。

事物不可能在某一方面相同，但不会全都相同。推论的“侔”，有一定限度才正确。事物如此，有所以如此的原因，其然相同，其所以然就不必同。对方赞同，有所以赞同的原因；赞同是相同的，之所以赞同就不必同。所以辟、侔、援、推这些论式，运用起来就会发生变化，会转成诡辩，会离题太远而失正，会脱离论题进而离开本意，这就不能不审察，不能经常运用。所以，言语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，事物有不同的类，论断的根据、理由也不同，那么，在推论中就不能偏执观点。

夫物或乃是而然，或是而不然，或一周而不一周，或一是而一不是也。不可常用也，故言多方殊类异故，则不可偏观也，非也。

事物有些为“是”而正确，有些为“是”而不正确。有些为“不是”而正确，有些为一方面普遍，而另一方面却不普遍。有些为一方面是正确的，而另一方面却是不正确的。不能按常理来推论事物，所以言词有很多方面、很多类别、很多差异和缘故，在推论中不能偏执观点，（偏执是）不正确的。

白马，马也；乘白马，乘马也。骊马，马也；乘骊马，乘马也。获，人也；爱获，爱人也。臧，人也；爱臧，爱人也。此乃是而然者也。

白马是马；乘白马是乘马。骊马是马；乘骊马是乘马。婢是人；爱婢是爱人。奴是人；爱奴是爱人。这就是“是而然”的情况。

获之亲，人也；获事其亲，非事人也。其弟，美人也；爱弟，非爱美人也。车，木也；乘车，非乘木也。船，木也；人船，非人木也。盗人人也；多盗，非多人也；无盗，非无人也。奚以明之？恶多盗，非恶多人也；欲无盗，非欲无人也。世相与共是之。若若是，则虽盗人人也；爱盗非爱人也；不爱盗，非不爱人也；杀盗人非杀人也，无难盗无难矣。此与彼同类，世有彼而不自非也，墨者有此而非之，无也故焉，所谓内胶外闭与心毋空乎？内胶而不解也。此乃是而不然者也。

婢的双亲，是人；婢事奉她的双亲，不是事奉别人。她的弟弟，是一个美人，她爱她的弟弟，不是爱美人。车是木头做的；乘车却不是乘木。船是木头做的；进入船，不是进入木头。盗是人；多盗并不是多人；没有盗，并不是没有人。以什么说明呢？厌恶多盗，并不是厌恶多人；希望没有盗，不是希望没有人。这是世人都认为正确的。如果象这样，那么虽然盗是人，但爱盗却不是爱人；不爱盗，不意味着不爱人；杀盗，也不是杀人，这没有什么疑难的。这个与那个都是同类。然而世人赞同那个自己却不以为错，墨家提出这个来非议他们，没有其他缘故，有所谓内心固执、耳目闭塞与心不空吗？内心固执，得不到解说。这就是“是而不然”的情况。

且夫读书，非好书也。且斗鸡，非鸡也；好斗鸡，好鸡也。且入井，非入井也；止且入井，止入井也。且出门，非出门也；止且出门，止出门也。若若是，且夭，非夭也；寿夭也。有命，非命也；非执有命，非命也，无难矣。此与彼同类。世有彼而不自非也，墨者有此而罪非之，无也故焉，所谓内胶外闭与心毋空乎？内胶而不解也。此乃是而不然者也。

读书，不是喜欢书。将要斗鸡，不是斗鸡；喜欢斗鸡，就是喜欢鸡。将要跳入井，不是入井；阻止将要跳入井，就是阻止入井。将要出门，不是出门；阻止将要出门，就是阻止出门。如果象这样，将要夭折，不是夭折；寿终才是夭折。有命，不是命；不认为有命，不是命，这没有什么疑难。这个与那个同类。世人称赞那个却不以为自己错了，墨家提出这个来非议他们，没有其他缘故，有所谓内心固执、耳目闭塞与心不空吗？内心固执，不得其解。这是“不是而然”的情况。

爱人，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。不爱人，不待周不爱人；不周爱，因为不爱人矣。乘马，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；有乘于马，因为乘马矣。逮至不乘马，待周不乘马而后不乘马。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。

爱人，要等到普遍爱了所有的人，然后才可以称为爱人。不爱人，不必等到普遍不爱所有的人；不普遍爱，因为不爱人。乘马，不必等到乘了所有的马才称为乘马；只要有马可乘，就可以称为乘马了。至于不乘马，要等到不乘所有的马，然后才可以称为不乘马。这是一方面普遍而另一方面不普遍的情况。

居于国，则为居国；有一宅于国，而不为有国。桃之实，桃也；棘之实，非棘也。问人之病，问人也；恶人之病，非恶人也。人之鬼，非人也；兄之鬼，兄也。祭人之鬼，非祭人也；祭兄之鬼，乃祭兄也。之马之目盼则为之马盼；之马之目大，而不谓之马大。之牛之毛黄，则谓之中黄；之牛之毛众，而不谓之牛众。一马，马也；二马，马也。马四足者，一马而四足也，非两马而四足也。一马，马也。马或白者，二马而或白也，非一马而或白。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。

居住在国内，就是在国内。有一座房子在国内，不是有整个国家。桃的果实，是桃。棘的果实，不是棘。慰问人的疾病，是慰问人。厌恶人的疾病，不是厌恶人。人的鬼，不是人。哥哥的鬼，是哥哥。祭人的鬼，不是祭人。祭哥哥的鬼，是祭哥哥。这一匹马的眼睛一边小，就称它是眼睛一边小的马；这一匹马的眼睛大，却不能称这一匹马大。这一头牛的毛黄，就称它是一头毛黄的牛；这一头牛的毛多，却不能称这一头牛多。一匹马，是马，两匹马，也是马。马四个蹄子，是说一匹马四个蹄子，不是两匹马四个蹄子。马有的是白色的，是说两匹马中有白色的，并不是一匹马而有的是白色的。这就是一方面对而另一方面错的情况。

耕柱

子墨子怒耕柱子。耕柱子曰：“我毋俞于人乎？”子墨子曰：“我将上大行，驾骥与羊，子将谁驱？”耕柱子曰：“将驱骥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何故驱骥也？”耕柱子曰：“骥足以责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我亦以子为足以责。”

墨子对耕柱子发怒。耕柱子说：“我不是胜过别人吗？”墨子问道：“我将要上太行山去，可以用骏马驾车，可以用牛驾车，你将驱策哪一种呢？”耕柱子说：“我将驱策骏马。”墨子又问：“为什么驱策骏马呢？”耕柱子回答道：“骏马足以担当重任。”墨子说：“我也以为你能担当重任。”

巫马子谓子墨子曰：“鬼神孰与圣人明智？”子墨子曰：“鬼神之明智于圣人，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。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，而陶铸之于昆吾；是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，曰：‘鼎成三足而方，不炊而自烹，不举而自臧，不迁而自行。以祭于昆吾之虚，上乡！’乙又言兆之由曰：‘飨矣！逢逢白云，一南一北，一西一东，九鼎既成，迁于三国。’夏后氏失之，殷人受之；殷人失之，周人受之。夏后殷周之相受也，数百岁矣。使圣人聚其良臣，与其桀相而谋，岂能智数百岁之后哉？而鬼神智之。是故曰，鬼神之明智于圣人也，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。”

巫马子问墨子：“鬼神与圣人相比，谁更明智呢？”墨子答道：“鬼神比圣人明智，就好象耳聪目明的人比聋盲明智一样。从前夏启派蜚廉到山川采金，在昆吾铸了鼎，于是叫卜人翁难乙，用百灵的龟占卜，卜辞道：‘鼎铸成了，三足而方，不用生火它自己会烹，不用举动它自己会藏，不用迁移它自己会行。用它在昆吾之墟祭祀。尚飨。’翁难乙又解释卦兆，说：‘鬼神已经享用了。那蓬蓬的白云，一会儿南北，一会儿西东。九鼎已经铸成功了，将要三代相传。’后来夏后氏失掉了它，殷人接受了；殷人失掉了，周人又接受了它。夏后殷周三代互相接受九鼎，已经数百年了。假使一位圣人聚集他的贤臣，和他杰出的国相共同谋划，又怎么能知道几百年以后的事呢？但是，鬼神却能够知道。所以说：鬼神比圣人明智，就好象耳聪目明的人比聋盲明智一样。”

治徒娱、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：“为义孰为大务？”子墨子曰：“譬若筑墙然，能筑者筑，能实壤者实壤，能欣者欣，然后墙成也。为义犹是也，能谈辩者谈辩，能说书者说书，能从事者从事，然后义事成也。”

治徒娱、县子硕两个人问墨子说：“行义，什么是最重要的事呢？”墨子答道：“就像筑墙一样，能筑的人筑，能填土的人填土，能挖土的人挖土，能让众人开心的就在一旁鼓劲，这样墙就可以筑成。行义就是这样，能演说的人演说，能解说典籍的人解说典籍，能做事的人做事，这样就可以做成义事。”

巫马子谓子墨子曰：“子兼爱天下，未云利也；我不爱天下，未云贼也。功皆未至，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？”子墨子曰：“今有燎者于此，一人奉水将灌之，一人掺火将益之，功皆未至，子何贵于二人？”巫马子曰：“我是彼奉水者之意，而非夫掺火者之意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吾亦是吾意，而非子之意也。”

巫马子问墨子说：“你兼爱天下，没有什么利；我不爱天下，也没有什么害。效果都没有达到，你为什么只认为自己正确，而认为我不正确呢？”墨子回答道：“现在这里有个人在放火，一个人捧着水将要浇灭它，另一个人拿着火苗，将使火烧得更旺，都还没有做成，在这两个人之中，你看重哪一个？”巫马子回答说：“我认为那个捧水的人心意是正确的，而那个拿火苗的人的心意是错误的。”墨子说：“我也认为我兼爱天下的用意是正确的，而你不爱天下的用意是错误的。”

子墨子游荆耕柱子于楚。二三子过之。食之三升，客之不厚。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：“耕柱子处楚无益矣！二三子过之，食之三升，客之不厚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未可智也。”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，曰：“后生不敢死，有十金于此，愿夫子之用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果未可智也。”

墨子推荐耕柱子到楚国做官，有几个弟子去探访他，耕柱子请他们吃饭，每餐仅供食三升，招待他们不优厚。这几个人回来告诉墨子说：“耕柱子在楚国没有什么收益！我们几个去探访他，每餐只供给我们三升米，招待我们不优厚。”墨子答道：“这还未可知。”没有多久，耕柱子送给墨子十镒黄金，说：“弟子不敢贪图财利违章犯法以送死，这十镒黄金，请老师使用。”墨子说：“果然是未可知啊！”

巫马子谓子墨子曰：“子之为义也，人不见而耶，鬼而不见而富，而子为之，有狂疾。”子墨子曰：“今使子有二臣于此，其一人者见子从事，不见子则不从事；其一人者见子亦从事，不见子亦从事，子谁贵于此二人？”巫马子曰：“我贵其见我亦从事，不见我亦从事者。”子墨子曰：“然则是子亦贵有狂疾也。”

巫马子对墨子说：“你行义，人不会见而帮助你，鬼不会见而富你，然而先生却仍然这样做，这是有疯病。”墨子答道：“现在假使你有两个家臣在这里，其中一个见到你就做事，不见到你就不做事；另外一个见到你也做事，不见到你也做事，这两个人之中，你看重谁？”巫马子回答说：“我看重那个见到我做事，不见到我也做事的人。”墨子说：“既然这样，你也看重有疯病的人。”

子夏之徒问于子墨子曰：“君子有斗乎？”子墨子曰：“君子无斗。”子夏之徒曰：“狗豨犹有斗，恶有士而无斗矣？”子墨子曰：“伤矣哉！言则称于汤文，行则譬于狗豨，伤矣哉！”

子夏的弟子问墨子道：“君子之间有争斗吗？”墨子回答说：“君子之间没有争斗。”子夏的弟子说：“狗猪尚且有争斗，哪有士人没有争斗的呢？”墨子说道：“痛心啊！你们言谈则称举商汤、文王，行为却与狗猪相类比，痛心啊！”

巫马子谓子墨子曰：“舍今之人而誉先王，是誉槁骨也。譬若匠人然，智槁木也，而不智生木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天下之所以生者，以先王之道教也。今誉先王，是誉天下之所以生也。可誉而不誉，非仁也。”

巫马子对墨子说：“舍弃今天的人却去称誉古代的圣王，这是称誉枯骨。好象匠人一样，知道枯木，却不知道活着的树木。”墨子说：“天下生存的原因，是由于先王的主张教导的结果。现在称誉先王，是称誉使天下生存的先王的主张。该称誉的却不去称誉，这就不是仁了。”

子墨子曰：“和氏之璧、隋侯之珠、三棘六异，此诸侯之所谓良宝也。可以富国家，众人民，治刑政，安社稷乎？曰：不可。所谓贵良宝者，为其可以利也。而和氏之璧、隋侯之珠、三棘六异，不可以利人，是非天下之良宝也。今用义为政于国家，人民必众，刑政必治，社稷必安。所为贵良宝者，可以利民也，而义可以利人，故曰：义，天下之良宝也。”

墨子说：“和氏璧、隋侯珠、三翮六翼的九鼎，这是诸侯所说的良宝。它们可以富国家、众人民、治刑政、安社稷吗？人们回答说：不能。之所以贵重良宝的原因，是因为它们可以使人得到利益。而和氏璧、隋侯珠、三翮六翼的九鼎，不能给人利益，所以这些都不是天下的良宝。现在用义在国家施政，人口必然增多，刑政必然得到治理，社稷必然安定。之所以贵重良宝的原因，是因为它们能利人民，而义可以使人民得利，所以说：义是天下的良宝。”

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：“善为政者若之何？”仲尼对曰：“善为政者，远者近之，而旧者新之。”子墨子闻之曰：“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，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。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也，而旧者新是哉？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。不以人之所不智告人，以所智告之，故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，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。”

叶公子高向孔子问施政的道理，说：“善于施政的人该怎样呢？”孔子回答道：“善于治政的人，对于处在远方的，要亲近他们，对于故旧，要如同新交一样，不厌弃他们。”墨子听到了，说：“叶公子高没能得到需要的解答，孔子也不能正确地回答。叶公子高难道会不知道，善于施政的人，对于处在远方的，要亲近他们，对于故旧，要如同新交一样，不厌弃他们。他是问怎么样去做。不以人家所不懂的告诉人家，而以人家已经知道了的去告诉人家。所以说，叶公子高没能得到需要的解答，孔子也不能正确地回答。”

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：“大国之攻小国，譬犹童子之为马也。童子之为马，足用而劳。今大国之攻小国也，攻者，农夫不得耕，妇人不得织，以守为事；攻人者，亦农夫不得耕，妇人不得织，以攻为事。故大国之攻小国也，譬犹童子之为马也。”

墨子对鲁阳文君说：“大国攻打小国，就象小孩以两手着地学马行。小孩学马行，足以自致劳累。现在大国攻打小国，防守的国家，农民不能耕地，妇人不能纺织，以防守为事；攻打的国家，农民也不能耕地，妇人也不能纺织，以攻打为事。所以大国攻打小国，就象小孩学马行一样。”

子墨子曰：“言足以复行者，常之；不足以举行者，勿常。不足以举行而常之，是荡口也。”

墨子说：“言论可付之实行的，应推崇；不可以实行的，不应推崇。不可以实行而推崇它，就是空言妄语了。”

子墨子使管黔游高石子于卫，卫君致禄甚厚，设之于卿。高石子三朝必尽言，而言无行者。去而之齐，见子墨子曰：“卫君以夫子之故，致禄甚厚，设我于卿，石三朝必尽言，而言无行，是以去之也。卫君无乃以石为狂乎？”子墨子曰：“去之苟道，受狂何伤！古者周公旦非关叔，辞三公，东处于商盖，人皆谓之狂，后世称其德，扬其名，至今不息。且翟闻之：‘为义非避毁就誉。’去之苟道，受狂何伤！”高石子曰：“石去之，焉敢不道也！昔者夫子有言曰：‘天下无道，仁士不处厚焉。’今卫君无道，而贪其禄爵，则是我为苟陷人长也。”子墨子说，而召子禽子曰：“姑听此乎！夫倍义而乡禄者，我常闻之矣；倍禄而乡义者，于高石子焉见之也。”

墨子让管黔到卫国称扬高石子，使高石子在卫国做官。卫国国君给他的俸禄很优厚，安排他在卿的爵位上。高石子三次朝见卫君，都竭尽其言，卫君却毫不采纳实行。于是高石子离开卫国到了齐国，见了墨子说：“卫国国君因为老师的缘故，给我的俸禄很优厚，安排我在卿的爵位上，我三次入朝见卫君，必定把意见说完，但卫君却毫不采纳实行，因此离开了卫国。卫君恐怕会以为我发疯了吧？”墨子说：“离开卫国，假如符合道的原则，承受发疯的指责有什么不好！古时候周公旦驳斥关叔，辞去三公的职位，到东方的商奄生活，人都说他发狂；但是后世的人却称誉他的德行，颂扬他的美名，到今天还不停止。况且我听说过：‘行义不能回避诋毁而追求称誉。’离开卫国，假如符合道的原则，承受发疯的指责有什么不好！”高石子说：“我离开卫国，何敢不遵循道的原则！以前老师说过：‘天下无道，仁义之士不应该处在厚禄的位置上。’现在卫君无道，而贪图他的俸禄和爵位，那么，就是我只图吃人家的米粮了。”墨子听了很高兴，就把禽滑氂召来，说：“姑且听听高石子的这话吧！违背义而向往俸禄，我常常听到；拒绝俸禄而向往义，从高石子这里我见到了。”

子墨子曰：“世俗之君子，贫而谓之富则怒，无义而谓之有义则喜。岂不悖哉！”

墨子说：“世俗的君子，如果他贫穷，别人说他富有，那么他就愤怒，如果他无义，别人说他有义，那么他就高兴，这不是太荒谬了吗！”

公孟子曰：“先人有，则三而已矣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孰先人而曰有，则三而已矣？子未智人之先有后生。”

公孟子说：“先人已有的，只要效法就行了。”墨子说：“谁说先人有的，只要效法就行了。你不知道人出生在前的，比更在其前出生的，则是后了。”

有反子墨子而反者，“我岂有罪哉？吾反后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是犹三军北，失后之人求赏也。”

有一个先与墨子做朋友而后来背叛了他的人，说：“我难道有罪吗？我背叛是在他人之后。”墨子说：“这就象军队打了败仗，落后的人还要求赏一样。”

公孟子曰：“君子不作，术而已。”子墨子曰：“不然。人之其不君子者，古之善者不诛，今也善者不作。其次不君子者，古之善者不遂，己有善则作之，欲善之自己出也。今诛而不作，是无所异于不好遂而作者矣。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，今之善者则作之，欲善之益多也。”

公孟子说：“君子不创作，只是阐述罢了。”墨子说：“不是这样。人之中极端没有君子品行的人，对古代善的不阐述，对现在善的不创作。其次没有君子品行的人，对古代善的不阐述，自己有善的就创作，想善的东西出于自己。现在只阐述不创作，与不喜欢阐述古代善的却喜欢自我创作的人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我认为对古代善的则阐述，对现在善的则创作，希望善的东西更多。”

巫马子谓子墨子曰：“我与子异，我不能兼爱。我爱邹人于越人，爱鲁人于邹人，爱我乡人于鲁人，爱我家人于乡人，爱我亲于我家人，爱我身于吾亲，以为近我也。击我则疾，击彼则不疾于我，我何故疾者之不拂，而不疾者之拂？故有我有杀彼以我，无杀我以利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子之义将匿邪，意将以告人乎？”巫马子曰：“我何故匿我义？吾将以告人。”子墨子曰：“然则一人说子，一人欲杀子以利己；十人说子，十人欲杀子以利己；天下说子，天下欲杀子以利己。一人不说子，一人欲杀子，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；十人不说子，十人欲杀子，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；天下不说子，天下欲杀子，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。说子亦欲杀子，不说子亦欲杀子，是所谓经者口也，杀常之身者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子之言恶利也？若无所利而不言，是荡口也。”

巫马子对墨子说：“我与你不同，我不能兼爱。我爱邹人比爱越人深。爱鲁人比爱邹人深，爱我家乡的人比爱鲁人深，爱我的家人比爱我家乡的人深，爱我的双亲比爱我的家人深，爱我自己胜过爱我双亲，这是因为切近我的缘故。打我，我会疼痛，打别人，不会痛在我身上，我为什么不去解除自己的疼痛，却去解除不关自己的别人的疼痛呢？所以我只会杀他人以利于我，而不会杀自己以利于他人。”墨子问道：“你的这种义，你将隐藏起来呢？还是将告诉别人。”巫马子答道：“我为什么要隐藏自己的义，我将告诉别人。”墨子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么有一个喜欢你的主张，这一个人就要杀你以利于自己；有十个人喜欢你的主张，这十个人就要杀你以利于他们自己；天下的人都喜欢你的主张，这天下的人都要杀你以利于自己。假如，有一个人不喜欢你的主张，这一个人就要杀你，因为他认为你是散布不祥之言的人；有十个人不喜欢你的主张，这十个人就要杀你，因为他们认为你是散布不祥之言的人；天下的人都不喜欢你的主张，这天下的人都要杀你，因为他们也认为你是散布不祥之言的人。这样，喜欢你主张的人要杀你，不喜欢你主张的人也要杀你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摇动口舌，杀身之祸常至自身的道理。”墨子还说：“你的话，恰恰是厌恶利。假如没有利益而还要说，这就是空言妄语了。”

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：“今有一人于此，羊牛■豢，维人但割而和之，食之不可胜食也，见人之作饼，则还然窃之，曰：‘舍余食。’不知日月安不足乎？其有窃疾乎？”鲁阳文君曰：“有窃疾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楚四竟之田，旷芜而不可胜辟，■灵数千，不可胜，见宋、郑之闲邑，则还然窃之，此与彼异乎？”鲁阳文君曰：“是犹彼也，实有窃疾也。”

墨子对鲁阳文君说：“现在有一个人在这里，他的牛羊牲畜，任由厨师宰割、烹调，吃都吃不完，但他看见人家做饼，就便捷地去偷窃，说：‘可以充足我的米粮。’不知道这是他的甘肥食物不足呢，还是他有偷窃的毛病？”鲁阳文君说：“这是有偷窃病了。”墨子说：“楚国有四境之内的田地，空旷荒芜，开垦不完，掌管川泽山林的官吏就有数千人以上，数都数不过来，见到宋、郑的空城，还要便捷地窃取，这与那个偷窃人家饼子的人有什么不同呢？”鲁阳文君说：“这就象那个人一样，确实患有偷窃病。”

子墨子曰：“季孙绍与孟伯常治鲁国之政，不能相信，而祝于丛社曰：‘苟使我和。’是犹弇其目而祝于丛社也，‘若使我皆视。’岂不缪哉！”

墨子说：“季孙绍与孟伯常治理鲁国的政事，不能互相信任，就到丛林中的庙宇里祷告说：‘希望使我们和好。’这如同遮盖了自己的眼睛，而在丛林中的庙宇里祷告说：‘希望使我们都能看到。’岂不荒谬吗？”

子墨子谓骆滑氂曰：“吾闻子好勇。”骆滑氂曰：“然。我闻其乡有勇士焉，吾必从而杀之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天下莫不欲与其所好，度其所恶。今子闻其乡有勇士焉，必从而杀之，是非好勇也，是恶勇也。”

墨子对骆滑氂说：“我听说你喜欢勇武。”骆滑氂说：“对了。我听说哪个乡里有勇士，我一定要去杀他。”墨子说：“天下没有人不想亲附他所喜爱的人，疏远他所憎恶的人。现在你听到那个乡里有勇士，一定去杀他，这不是好勇武，而是憎恶勇武。”

贵义

子墨子曰：“万事莫贵于义。今谓人曰：‘予子冠履，而断子之手足，子为之乎？’必不为，何故？则冠履不若手足之贵也。又曰：‘予子天下而杀子之身，子为之乎？’必不为，何故？则天下不若身之贵也。争一言以相杀，是贵义于其身也。故曰：万事莫贵于义也。”

墨子说：“万事没有比义更珍贵的了。假如现在对别人说：‘给你帽子和鞋，但是要砍断你的手、脚，你干这件事吗？’那人一定不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帽、鞋不如手、脚珍贵。又说：‘给你天下，但要杀死你，你干这件事吗？’那人一定不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天下不如自身珍贵。因争辩一句话而互相残杀，是因为把义看得比自身珍贵。所以说：万事没有比义更珍贵的了。”

子墨子自鲁即齐，过故人，谓子墨子曰：“今天下莫为义，子独自苦而为义，子不若已。”子墨子曰：“今有人于此，有子十人，一人耕而九人处，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。何故？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。今天下莫为义，则子如劝我者也，何故止我？”

墨子从鲁国到齐国，探望了老朋友。朋友对墨子说：“现在天下没有人行义，你何必独自苦行为义，不如就此停止。”墨子说：“现在这里有一人，他有十个儿子，但只有一个儿子耕种，其他九个都闲着，耕种的这一个不能不更加紧张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吃饭的人多而耕种的人少。现在天下没有人行义，你应该勉励我行义，为什么还制止我呢？”

子墨子南游于楚，见楚献惠王，献惠王以老辞，使穆贺见子墨子。子墨子说穆贺，穆贺大说，谓子墨子曰：“子之言，则成善矣！而君王，天下之大王也，毋乃曰‘贱人之所为’而不用乎？”子墨子曰：“唯其可行。譬若药然，草之本，天子食之，以顺其疾，岂曰‘一草之本’而不食哉？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，大人为酒醴粢盛，以祭上帝鬼神，岂曰‘贱人之所为’而不享哉？故虽贱人也，上比之农，下比之药，曾不若一草之本乎？且主君亦尝闻汤之说乎？昔者汤将往见伊尹，令彭氏之子御，彭氏之子半道而问曰：‘君将何之？’汤曰：‘将往见伊尹。’彭氏之子曰：‘伊尹，天下之贱人也。若君欲见之，亦令召问焉，彼受赐矣。’汤曰：‘非女所知也。今有药此，食之则耳加聪，目加明，则吾必说而强食之。今夫伊尹之于我国也，譬之良医善药也。而子不欲我见伊尹，是子不欲吾善也。’因下彭氏之子，不使御。彼苟然，然后可也。”

墨子南游到了楚国，去见楚惠王，惠王借口自己年老推辞了，派穆贺会见墨子。墨子劝说穆贺，穆贺非常高兴，对墨子说：“你的主张确实好啊，但君王是天下的大王，恐怕会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百姓的主张而不加采用吧！”墨子答道：“只要它能行之有效就行了，比如药，是一把草根，天子吃了它，用以治愈自己的疾病，难道会认为是一把草根而不吃吗？现在农民缴纳租税给贵族，贵族大人们酿美酒、造祭品，用来祭祀上天、鬼神，难道会认为这是普通百姓做的而不享用吗？所以虽然是普通百姓，从上把他比于农民，从下把他比于药，难道还不如一把草根吗？况且惠王也曾听说过商汤的传说吧？过去商汤去见伊尹，叫彭氏的儿子给自己驾车。彭氏之子半路上问商汤说：‘您要到哪儿去呢？’商汤答道：‘我将去见伊尹。’彭氏之子说：‘伊尹，只不过是天下的一位普通百姓。如果您一定要见他，只要下令召见而问他，这在他已蒙受恩遇了！’商汤说：‘这不是你所知道的。如果现在这里有一种药，吃了它，耳朵会更加灵敏，眼睛会更加明亮，那么我一定会喜欢而努力吃药。现在伊尹对于我国，就好象良医好药，而你却不想让我见伊尹，这是你不想让我好啊！’于是叫彭氏的儿子下去，不让他驾车了。如果惠王能象商汤这样，以后就可以采纳普通百姓的主张了。”

子墨子曰：“凡言凡动，利于天、鬼、百姓者为之；凡言凡动，害于天、鬼、百姓者舍之。凡言凡动，合于三代圣王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者为之；凡言凡动，合于三代暴王桀、纣、幽、厉者舍之。”

墨子说：“一切言论一切行动，有利于天、鬼神、百姓的，就去做；一切言论一切行动，有害于天、鬼神、百姓的，就舍弃。一切言论一切行动，合乎三代圣王尧、舜、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的，就去做；合乎三代暴君夏桀、商纣、周幽王、周厉王的，就舍弃。”

子墨子曰：“言足以迁行者，常之；不足以迁行者，勿常。不足以迁行而常之，是荡口也。”

墨子说：“言论足以付之行动的，就推崇它；不足以付之行动的，就不要推崇。不足以付之行动，却要推崇它，就是空言妄语了。”

子墨子曰：“必去六辟。嘿则思，言则诲，动则事，使三者代御，必为圣人。”

墨子说：“一定要去掉六种邪僻，沉默之时能思索，出言能教导人，行动能从事义。使这三者交替进行，一定能成为圣人。”

“必去喜，去怒，去乐，去悲，去爱，而用仁义。手足口鼻耳，从事于义，必为圣人。”

墨子说：“一定要去掉喜，去掉怒，去掉乐，去掉悲，去掉爱，以仁义作为一切言行的准则。手、脚、口、鼻、耳，都用来从事义，一定会成为圣人。”

子墨子谓二三子曰：“为义而不能，必无排其道。譬若匠人之（石斤）而不能，无排其绳。”

墨子对几个弟子说：“行义而不能胜任之时，一定不可归罪于学说、主张本身。好象木匠劈木材不能劈好，不可归罪于墨线一样。”

子墨子曰：“世之君子，使之为一犬一彘之宰，不能则辞之；使为一国之相，不能而为之。岂不悖哉！”

墨子说：“世上的君子，使他作为宰杀一狗一猪的屠夫，如果干不了就推辞；使他作一国的国相，干不了却照样去作，这难道不荒谬吗？”

子墨子曰：“今瞽曰：‘钜者白也，黔者墨也。’虽明目者无以易之。兼白黑，使瞽者取焉，不能知也。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，非以其名也，以其取也。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，虽禹、汤无以易之。兼仁与不仁，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，不能知也。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，非以其名也，亦以其取也。”

墨子说：“现在有一个盲人说：‘银是白的，黔是黑的。’即使是眼睛明亮的人也不能更改它。把白的和黑的东西放在一块儿，让盲人分辨，他就不能知道了。所以我说：盲人不知白黑，不是因为他不能称说白黑的名称，而是因为他无法择取。现在天下的君子称说‘仁’的名，即使禹、汤也无法更改它。把符合仁和不符合仁的事物混杂在一起，让天下的君子择取，他们就不知道了。所以我说：天下的君子，不知道‘仁’，不是因为他不能称说仁的名，而是因为他无法择取。”

子墨子曰：“今士之用身，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。商人用一布布，不敢继苟而雠焉，必择良者。今士之用身则不然，意之所欲则为之，厚者入刑罚，薄者被毁丑，则士之用身，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。”

墨子说：“现在士以身处世，不如商人使用一钱慎重。商人用一钱购买东西，不敢任意马虎地购买，一定选择好的。现在士使用自己的身体却不是这样，随心所欲地胡作非为。过错严重的陷入刑罚，过错轻的蒙受非议羞耻。士以身处世，不如商人使用一钱慎重。”

子墨子曰：“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，而助之修其身则愠，是犹欲其墙之成，而人助之筑则愠也，岂不悖哉！”

墨子说：“当代的君子，想实现他的道义，而帮助他修养身心却怨恨。这就象要筑成墙，而别人帮助他却怨恨一样，难道不荒谬吗？”

子墨子曰：“古之圣王，欲传其道于后世，是故书之竹帛，镂之金石，传遗后世子孙，欲后世子孙法之也。今闻先王之遗而不为，是废先王之传也?”

墨子说：“古时候的圣王，想把自己的学说传给后代，因此写在竹、帛上，刻在金、石上，传留给后代子孙，要后代子孙效法它。现在听到了先王的学说却不去实行，这是废弃先王所传的学说了。”

子墨子南游使卫，关中载书甚多，弦唐子见而怪之，曰：“吾夫子教公尚过曰：‘揣曲直而已。’今夫子载书甚多，何有也？”子墨子曰：“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，夕见漆十士。故周公旦佐相天子，其修至于今。翟上无君上之事，下无耕农之难，吾安敢废此？翟闻之：‘同归之物，信有误者。’然而民听不钧，是以书多也。今若过之心者，数逆于精微，同归之物，既已知其要矣，是以不教以书也。而子何怪焉?”

墨子南游到卫国去，车中装载的书很多。弦唐子见了很奇怪，问道：“老师您曾教导公尚过说：‘书不过用来衡量是非曲直罢了。’现在您装载这么多书，有什么用处呢？”墨子说：“过去周公旦早晨读一百篇书，晚上见七十士。所以周公旦辅助天子，他的美善传到了今天。我上没有承担国君授予的职事，下没有耕种的艰难，我如何敢抛弃这些书！我听说过：天下万事万物殊途同归，流传的时候确实会出现差错。但是由于人们听到的不能一致，书就多起来了。现在象公尚过那样的人，心对于事理已达到了洞察精微。对于殊途同归的天下事物，已知道切要合理之处，因此就不用书教育了。你为什么要奇怪呢？”

子墨子谓公良桓子曰：“卫，小国也，处于齐、晋之间，犹贫家之处于富家之间也。贫家而学富家之衣食多用，则速亡必矣。今简子之家，饰车数百乘，马食菽粟者数百匹，妇人衣文绣者数百人，吾取饰车食马之费，与锈衣之财，以畜士，必千人有余。若有患难，则使百人处于前，数百于后，与妇人数百人处前后，孰安？吾以为不若畜士之安也。”

墨子对公良桓子说：“卫国是一个小国，处在齐国晋国之间，就象穷家处在富家之间一样。穷家如果学富家的穿衣、吃饭、多花费，那么穷家一定很快就破败了。现在看看您的家族，以文彩装饰的车子有数百辆，吃菽、粟的马有数百匹，穿文绣的妇人有数百人。如果把装饰车辆、养马的费用和做绣花衣裳的钱财用来养士，一定可以养一千人还有余。如果遇到危难，就命令几百人在前面，几百人在后面，这与几百个妇人站在前后，那一个安全呢？我以为不如养士安全。”

子墨子仕人于卫，所仕者至而反。子墨子曰：“何故反？”对曰：“与我言而不当。曰：‘待女以千盆。’授我五百盆，故去之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授子过千盆，则子去之乎？”对曰：“不去。”子墨子曰：“然则非为其不审也，为其寡也。”

墨子使人到卫国做官，去做官的人到卫国后却回来了。墨子问他：“为什么回来呢？”那人回答说：“卫国与我说话不合。说：‘给你千盆的俸禄’，却实际给了我五百盆，所以我离开了卫国。”墨子又问：“给你的俸禄超过千盆，你还离开吗？”那人答道：“不离开。”墨子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么你不是因为卫国说话与你不合，而是因为俸禄少。”

子墨子曰：“世俗之君子，视义士不若负粟者。今有人于此，负粟息于路侧，欲起而不能，君子见之，无长少贵贱，必起之。何故也？曰：义也。今为义之君子，奉承先王之道以语之，纵不说而行，又从而非毁之。则是世俗之君子之视义士也，不若视负粟者也。”

墨子说：“世俗的君子，看待行义之人还不如一个背粟的人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背着粟，在路边休息，想站起来却起不来。君子见了，不管他是少、长、贵、贱，一定帮助他站起来。为什么呢？说：这是义。现在行义的君子，承受先王的学说来告诉世俗的君子，世俗的君子，即使不喜欢不实行行义之士的言论也罢，却又加以非议、诋毁。这就是世俗的君子看待行义之士，还不如一个背粟的人了。”

子墨子曰：“商人之四方，市贾信徙，虽有关粱之难，盗贼之危，必为之。今士坐而言义，无关粱之难，盗贼之危，此为信徙，不可胜计，然而不为。则士之计利，不若商人之察也。”

墨子说：“商人到四方去，买卖的价钱相差一倍或数倍，即使有通过关卡那种艰难，碰见盗贼那种危险，也一定去做买卖。现在士坐着道说义，没有关卡的艰难，没有盗贼的危险，即使这样还不实行。那么士人计算利益，不如商人明察了。”

子墨子北之齐，遇日者。日者曰：“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，而先生之色黑，不可以北。”子墨子不听，遂北，至淄水，不遂而反焉。日者曰：“我谓先生不可以北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南之人不得北，北之人不得南，其色有黑者，有白者，何故皆不遂也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，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，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，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，若用子之言，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。是围心而虚天下也，子之言不可用也。”

墨子往北到齐国去，遇到一个占卦先生。占卦先生说：“历史上的今天，黄帝在北方杀死了黑龙，你的脸色黑，不能向北去。”墨子不听，竟继续向北走。到淄水边，没有渡河返了回来。占卦先生说：“我对你说过不能向北走。”墨子说：“淄水之南的人不能渡淄水北去，淄水之北的人也不能渡淄水南行，他们的脸色有黑的有白的，为什么都不能渡呢？况且黄帝甲乙日在东方杀死了青龙，丙丁日在南方杀死了赤龙，庚辛日在西方杀死了白龙，壬癸日在北方杀死了黑龙，假如实行你的办法，这是禁止天下所有的人来往了。这也是困蔽人心，使天下如同虚无人迹一样。所以你的言论不能用。”

子墨子曰：“吾言足用矣，舍言革思者，是犹舍获而拾粟也。以其言非吾言者，是犹以卵投石也。尽天下之卵，其石犹是也，不可毁也。”

墨子说：“我的言论足够用了！舍弃我的学说、主张而另外思虑，这就象放弃收获而去拾别人遗留的谷穗一样。用别人的言论否定我的言论，这就象用鸡蛋去碰石头一样。用尽天下的鸡蛋，石头还是这个样子，并不能毁坏它。”

公孟

公孟子谓子墨子曰：“君子共己以待，问焉则言，不问焉则止，譬若钟然，扣则鸣，不扣则不鸣。”墨子曰：“是言有三物焉，子乃今知其一身也，又未知其所谓也。若大人行淫暴于国家，进而谏，则谓之不逊；因左右而献谏，则谓之言议。此君子之所疑惑也。若大人为政，将因于国家之难，譬若机之将发也然，君子之必以谏，然而大人之利。若此者，虽不扣必鸣者也。若大人举不义之异行，虽得大巧之经，可行于军旅之事，欲攻伐无罪之国，有之也，君得之，则必用之矣。以广辟土地，著税伪材，出必见辱，所攻者不利，而攻者亦不利，是两不利也。若此者，虽不扣，必鸣者也。且子曰：‘君子共己以待，问焉则言，不问焉则止，譬若钟然，扣则鸣，不扣则不鸣。’今未有扣，子而言，是子之谓不扣而鸣邪？是子之所谓非君子邪？”

公孟子对墨子说：“君子自己抱着两手而等待，问到他就说，不问他就不说。好象钟一样：敲击它就响，不敲就不响。”墨子说：“这话有三种情形，你现在只知其中之二罢了，并且又不知这二者所说的是什么。如果王公大人在国家荒淫暴虐，君子前去劝谏，就会说他不恭顺；依靠近臣献上自己的意见，则又叫做私下议论，这是君子所疑惑的事情。如果王公大人执政，国家因而将发生灾难，好象弩机将要发射一样急迫，君子一定要劝谏，这是王公大人的利益。如此紧急，如钟一样，虽不敲也会发出声音来。如果王公大人从事邪行，做不义的事，得到十分巧妙的兵书，一定会用于行军打仗，想攻打无罪的国家并据有它。国君得到这样的兵书，必定使用无疑。王公大人用战事扩充领土，聚集货物、钱财，但是出师却一定受辱，对被攻打的国家不利，对攻打别人的自己的国家也不利，两个都不利。象这样，如钟虽不敲，一定会发出声音来。况且你说：‘君子自己抱着两手而等待，问到他就说，不问他就不说。好象钟一样：敲击它就响，不敲就不响。’现在没有人敲击你，你却说话了，这是你说的‘不敲而鸣’吧？这是你说的‘非君子的行为’吧？”

公孟子谓子墨子曰：“实为善，人孰不知？譬若良玉，处而不出有余糈。譬若美女，处而不出，人争求之，行而自炫，人莫之取也。今子遍从人而说之，何其劳也！”子墨子曰：“今夫世乱，求美女者众，美女虽不出，人多求之；今求善者寡，不强说人，人莫之知也。且有二生于此，善筮，一行为人筮者，一处而不出者，行为人筮者，与处而不出者，其糈孰多？”公孟子曰：“行为人筮者，其糈多。”子墨子曰：“仁义钧。行说人者，其功善亦多，何故不行说人也！”

公孟子对墨子说：“真正行善谁人不知道呢。好比美玉隐藏不出，仍然有异常的光彩。好比美女隐住不出，人们争相追求；但如果她自己进行自我炫耀，人们就不娶她了。现在您到处跟随别人，用话劝说他们，怎么这么劳苦啊！”墨子说：“现在世间混乱，追求美女的人多，美女即使隐住不出，而人多追求她们；现在追求善的人太少了，不努力劝说人，人就不知道了。假如这里有两个人，都善于占卜，一个人出门给别人占卜，另一个人隐住不出，出门给人占卜的与隐住不出的，哪一个所得的赠粮多呢？”公孟子说：“出门给人占卜的赠粮多。”墨子说：“主张仁义相同，出门向人们劝说的，他的功绩和益处多。为什么不出来劝说人们呢？”

公孟子戴章甫，搢忽，儒服，而以见子墨子，曰：“君子服然后行乎？其行然后服乎？”子墨子曰：“行不在服。”公孟子曰：“何以知其然也？”子墨子曰：“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，金剑木盾，以治其国，其国治。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，牂羊之裘，韦以带剑，以治其国，其国治。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，綘衣博袍，以治其国，其国治。昔者越王勾践剪发文身，以治其国，其国治。此四君者其服不同，其行犹一也。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。”公孟子曰：“善！吾闻之曰：宿善者不祥。请舍忽、易章甫，复见夫子，可乎？”子墨子曰：“请因以相见也。若必将舍忽、易章甫而后相见，然则行果在服也。”

公孟子戴着礼帽，腰间插着笏，穿着儒者的服饰，前来会见墨子，说：“君子穿戴一定的服饰，然后有一定的作为呢？还是有一定的作为，再穿戴一定的服饰？”墨子说：“有作为并不在于服饰。”公孟子问道：“您为什么知道这样呢？”墨子回答说：“从前齐桓公戴着高帽子，系着大带，佩着金剑木盾，治理国家，国家的政治得到了治理；从前晋文公穿着粗布衣服，披着母羊皮的大衣，佩着带剑，治理国家，国家的政治得到了治理；从前楚庄王戴着鲜冠，系着系冠的丝带，穿着大红长袍，治理他的国家，国家得到了治理；从前越王勾践剪断头发，用针在身上刺了花纹，治理他的国家，国家得到了治理。这四位国君，他们的服饰不同，但作为却是一样的。我因此知道有作为不在服饰。”公孟子说：“说得真好！我听人说过：‘使好事停止不行的人，是不吉利的。’让我丢弃笏，换了礼帽，再来见您，可以吗？”墨子说：“希望就这样见你，如果一定要丢弃笏，换了礼帽，然后再见面，那么是有作为果真在于服饰了。”

公孟子曰：“君子必古言服，然后仁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昔者商王纣，卿士费仲，为天下之暴人；箕子、微子，为天下之圣人。此同言，而或仁不仁也。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，关叔为天下之暴人，此同服，或仁或不仁。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。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，子之古，非古也。”

公孟子说：“君子一定要说古言、穿古服，然后才称得上具有仁德修养。”墨子说：“从前商纣王的卿士费仲，是天下有名的暴虐之人；箕子、微子，是天下有名的圣人。这是同说古言而或仁德或不仁德的例子。周公旦是天下有名的圣人；关叔是天下有名的暴虐之人，这又是同穿古服而或仁德或不仁德的例子。具有仁德修养，不在于古言古服！况且你效法周而没有效法夏，你的古，其实并不古。”

公孟子谓子墨子曰：“昔者圣王之列也，上圣立为天子，其次立为卿大夫。今孔子博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察于礼乐，详于万物，若使孔子当圣王，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！”子墨子曰：“夫知者，必尊天事鬼，爱人节用，合焉为知矣。今子曰‘知孔子博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察于礼乐，详于万物’，而曰可以为天子，是数人之齿，而以为富。”

公孟子对墨子说：“从前圣王安排位次，道德智能最高的上圣立作天子，其次的立作卿大夫。现在孔子博通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明察礼、乐之制，备知天下万物。如果让孔子当上圣，岂不是可以让孔子作天子了吗？”墨子说：“所谓智者，一定尊重上天，侍奉鬼神，爱护百姓，节约财用，合于这些要求，才可以称得上智者。现在你说孔子博通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明察礼、乐之制，备知天下万物，而认为他可以作天子。这是数别人契据上的刻数，却自以为富裕了。”

公孟子曰：“贫富寿夭，（齿昔）然在天，不可损益。”又曰：“君子必学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教人学而执有命，是犹命人葆而去其冠也。”

公孟子说：“贫困、富裕、长寿、夭折，确实由天注定，不能够增减它们。”又说：“君子一定要学习。”墨子说：“教人学习却宣扬‘有命’的观念，就好象让人包裹头发，（本来为了戴帽子，）现在却拿去了他的帽子一样。”

公孟子谓子墨子曰：“有义不义，无祥不祥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古圣王皆以鬼神为神明，而为祸福，执有祥不祥，是以政治而国安也。自桀纣以下皆以鬼神为不神明，不能为祸辐，执无祥不祥，是以政乱而国危也。故先王之书子亦有之曰：‘其傲也出，于子不祥。’此言为不善之有罚，为善之有赏。”

公孟子对墨子说：“人存在义与不义的情况，但不存在因人的义与不义而得福得祸的情况。”墨子说：“古代的圣王都认为鬼神是神明的，能带来祸福，主张‘因人的义与不义而得福得祸’的观点，因此政治清明，国家安宁。自从桀、纣以来，都认为鬼神不神明，不能带来祸福，主张‘人的不义得不了祸’的观点，因此政治混乱，国家一个个灭亡了。先王的书你也有，那书上讲：‘言行傲慢，对你不吉祥。’这话是对不善的惩罚，又是对从善的奖赏。”

子墨子谓公孟子曰：“丧礼，君与父母、妻、后子死，三年丧服；伯父、叔父、兄弟期；族人五月；姑、姊、舅、甥有数月之丧。或以不丧之间，诵《诗》三百，弦《诗》三百，歌《诗》三百，舞《诗》三百。若用子之言，则君子何日以听治？庶人何日以从事？”公孟子曰：“国乱则治之，国治则为礼乐；国治则从事，国富则为礼乐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国之治，治之废，则国之治亦废。国之富也，从事故富也；从事废，则国之富亦废。故虽治国，劝之无餍，然后可也。今子曰，国治则为礼乐，乱则治之，是譬犹噎而穿井也，死而求医也。古者三代暴王桀、纣、幽、厉，（草头下尔）为声乐，不顾其民，是以身为刑戮，国为戾虚者，皆从此道也。”

墨子对公孟子说：“按照丧礼：国君与父母、妻子、长子死了，要穿戴三年丧服；伯父、叔父、兄弟死了，只一年；族人死了，五个月；姑、姐、舅、甥死了，也都有几个月的服丧期。又在不办丧事的间隙，诵《诗三百》，又配以舞蹈。如果用你的言论，那么国君哪一天可以从事政治呢？百姓又哪一天可以从事事务呢？”公孟子答道：“国家混乱就从事政治，国家安宁就从事礼、乐；国家贫困就从事事务，国家富裕就从事礼、乐。”墨子说：“国家安宁，如果治理废弃了，国家的安宁也就废弃了。国家富裕，由于百姓从事事务才富裕；百姓的从事废弃了，国家的富裕也就废弃了。所以治国的事，必须勤勉不止，才可以治好。现在你说：‘国家安宁就从事礼、乐，国家混乱就从事政治。’就如同吃饭噎住了才凿井，人死了才求医一样。古时候，三代的暴虐之王夏桀、商纣、周幽王、周厉王大搞声乐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，因而自身成了刑戮之人，国家也遭到了灭亡，都是由于这种主张造成的。”

公孟子曰：“无鬼神。”又曰：“君子必学祭祀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执无鬼而学祭礼，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，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。”

公孟子说：“没有鬼神。”又说：“君子一定要学习祭礼。”墨子说：“主张‘没有鬼神’的观点却劝人学习祭礼，这就象没有宾客却学习接待宾客的礼节，没有鱼却结鱼网一样。”

公孟子谓子墨子曰：“子以三年之丧为非，子之三日之丧亦非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日之丧，是犹裸谓撅者不恭也。”

公孟子对墨子说：“您认为守三年丧期是错的，那么您主张的守三日丧期也不对。”墨子说：“你用三年的丧期攻击三日的丧期，就好象****的人说掀衣露体的人不恭敬一样。”

公孟子谓子墨子曰：“知有贤于人，则可谓知乎？”子墨子曰：“愚之知有以贤于人，而愚岂可谓知矣哉？”

公孟子对墨子说：“某人的所知，有胜过人家的地方，那么，可以说他是智慧聪明的人吗？”墨子答道：“愚者的所知，有胜过他人的地方，然而难道能说愚者是智慧聪明的人吗？”

公孟子曰：“三年之丧，学吾之慕父母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夫婴儿子之知，独慕父母而已，父母不可得也，然号而不止，此其故何也？即愚之至也。然则儒者之知，岂有以贤于婴儿子哉？”

公孟子说：“守三年的丧期，这是仿效孩子依恋父母的情意。”墨子说：“婴儿的智慧，唯独希慕自己的父母而已，父母不见了，就大哭不止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这是愚笨到了极点。那么儒者的智慧，难道有胜过小孩子的地方吗？”

子墨子曰问于儒者：“何故为乐？”曰：“乐以为乐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子未我应也。今我问曰：‘何故为室？’曰：‘冬避寒焉，夏避暑焉，室以为男女之别也。’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。今我问曰：‘何故为乐？’曰：‘乐以为乐也。’是犹曰：‘何故为室？’曰：‘室以为室也。’”

墨子问一个儒者说：“为什么从事音乐？”儒者回答说：“以音乐作为娱乐。”墨子说：“你没有回答我。现在我问：‘为什么建造房屋？’回答说：‘冬天避寒，夏天避暑，建造房屋也用来分别男女。’那么，是你告诉了我造房屋的原因。现在我问：‘为什么从事音乐？’回答说：‘以音乐作为娱乐。’如同问：‘为什么建造房屋？’回答说：‘建造房屋是建造房屋’一样。”

子墨子谓程子曰：“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。儒以天为不明，以鬼为不神，天、鬼不说，此足以丧天下。又厚葬久丧，重为棺椁，多为衣衾，送死若徙，三年哭泣，扶后起，杖后行，耳无闻，目无见，此足以丧天下。又弦歌鼓舞，习为声乐，此足以丧天下。又以命为有，贫富寿夭，治乱安危有极矣，不可损益也。为上者行之，必不听治矣；为下者行之，必不从事矣。此足以丧天下。”程子曰：“甚矣，先生之毁儒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儒固无此若四政者，而我言之，则是毁也。今儒固有此四政者，而我言之，则非毁也，告闻也。”程子无辞而出。子墨子曰：“迷之！”反，后坐。进复曰：“乡者先生之言有可闻者焉。若先生之言，则是不誉禹，不毁桀、纣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不然。夫应孰辞，称议而为之，敏也。厚攻则厚吾，薄攻则薄吾。应孰辞而称议，是犹荷辕而击蛾也。”

墨子对程子说：“儒家的学说足以丧亡天下的有四种。儒家认为天不明察，认为鬼神不神明。天、鬼神不高兴，这足以丧亡天下了。又加上厚葬久丧：做几层的套棺，制很多的衣服、被子，送葬就象搬家一样，哭泣三年，人扶才能起来，拄了拐杖才能行走，耳朵不听外事，眼睛不见外物，这足以丧亡天下了。又加以弦歌、击鼓、舞蹈，以声乐之事作为常习，这足以丧亡天下了。同时又认为有命，说贫困、富裕、长寿、夭折、治乱安危有一个定数，不可增减变化。统治天下的人实行他们的学说，一定就不从事政治了；被统治的人实行他们的学说，一定就不从事事务了，这足以丧亡天下。”程子说：“太过分了！先生诋毁儒家。”墨子说：“假如儒家本来没有这四种学说，而我却说有，这就是诋毁了。现在儒家本来就有这四种学说，而我说了出来，这就不是诋毁了，是就我所知告诉你罢了。”程子没有告辞退了出来。墨子说：“回来！”程子返了回来，又坐下了，他再告诉墨子说：“从前，先生您的言论有可以听的地方。先生象这样谈论，还不是诋毁禹，连桀纣也都不诋毁了。”墨子说：“不是这样。能用常习的言词作回答，又切合事理，可见他的敏达。对方严词相辩，我也一定严词应敌，对方缓言相让，我也一定缓言以对。如果平时应酬的言词，一定要求切合事理，那就象举着车辕去敲击蛾子一样了。”

子墨子与程子辩，称于孔子。程子曰：“非儒，何故称于孔子也？”子墨子曰：“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。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，鱼闻热旱之忧则下，当此，虽禹、汤为之谋，必不能易矣。鱼鸟可谓愚矣，禹、汤犹云因焉。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？”

墨子与程子辩论，称赞孔子。程子问：“您一向攻击儒家的学说，为什么又称赞孔子呢？”墨子答道：“孔子也有合理而不可改变的地方。现在鸟有热旱之患就向高处飞，鱼有热旱之患则向水下游，遇到这种情况，即使禹、汤为它们谋划，也一定不能改变。鸟、鱼可说是够无知的了，禹、汤有时还要因循习俗。难道我还不能有称赞孔子的地方吗？”

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，身体强良，思虑徇通，欲使随而学。子墨子曰：“姑学乎，吾将仕子。”劝于善言而学。其年，而责仕于子墨子。子墨子曰：“不仕子，子亦闻夫鲁语乎？鲁有昆弟五人者，其父死，其长子嗜酒而不葬，其四弟曰：‘子与我葬，当为子沽酒。’劝于善言而葬。已葬而责酒于其四弟。四弟曰：‘吾未予子酒矣。子葬子父，我葬吾父，岂独吾父哉？子不葬则人将笑子，故劝子葬也。’今子为义，我亦为义，岂独我义也哉？子不学，则人将笑子，故劝子于学。”

有一人来到墨子门下，身体健壮，思虑敏捷，墨子想让他跟随自己学习。于是说：“暂且学习吧，我将要让你出仕做官。”用好话勉励他而学习了。过了一年，那人向墨子求出仕。墨子说：“我不想让你出仕。你应该听过鲁国的故事吧？鲁国有兄弟五人，父亲死了，长子嗜酒不葬。四个弟弟对他说：‘你和我们一起安葬父亲，我们将给你买酒。’用好言劝他葬了父亲。葬后，长子向四个弟弟要酒。弟弟们说：‘我们不给你酒了。你葬你的父亲，我们葬我们的父亲，怎么能说只是我们的父亲呢？你不葬别人将笑话你，所以劝你葬。’现在你行义，我也行义，怎么能说只是我的义呢？你不学别人将要笑话你，所以劝你学习。”

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，子墨子曰：“盍学乎？”对曰：“吾族人无学者。”子墨子曰：“不然。夫妤美者，岂曰吾族人莫之好，故不妤哉？夫欲富贵者，岂曰我族人莫之欲，故不欲哉？好美、欲富贵者，不视人犹强为之，夫义，天下之大器也，何以视人？必强为之?”

有一个人来到墨子门下，墨子说：“何不学习呢？”那人回答说：“我家族中没有学习的人。”墨子说：“不是这样。喜爱美的人，难道会说我家族中没有人喜爱美，所以不喜爱吗？打算富贵的人，难道会说我家族中没有人这么打算，所以不打算吗？喜欢美的人、打算富贵的人，不用看他人行事，仍然努力去做。义，是天下最贵重的宝器，为什么看他人呢？一定努力去从事。”

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，谓子墨子曰：“先生以鬼神为明知，能为祸人哉福，为善者福之，为暴者祸之。今吾事先生久矣，而福不至，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，鬼神不明乎？我何故不得福也？”子墨子曰：“虽子不得福，吾言何遽不善，而鬼神何遽不明？子亦闻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之得闻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今有人于此，什子，子能什誉之，而一自誉乎？”对曰：“不能。”“有人于此，百子，子能终身誉其善，而子无一乎？”对曰：“不能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匿一人者犹有罪，今子所匿者，若此亓多，将有厚罪者也，何福之求！”

有一个在墨子门下求学的人，对墨子说：“先生认为鬼神明智，能给人带来祸福，给从善的人富裕，给施暴的人祸患。现在我侍奉先生已经很久了，但福却不到来。或许先生的话有不精确的地方？鬼神也许不明智？要不，我为什么得不到福呢？”墨子说：“即使你得不到福，我的话为什么不精确呢？而鬼神又为什么不明智呢？你可听说过隐藏犯人是有罪的吗？”这人回答说：“没听说过。”墨子说：“现在有一个人，他的贤能胜过你的十倍，你能十倍地称誉他，而只是一次称誉自己吗？”这人回答说：“不能。”墨子又问：“现在有人的贤能胜过你百倍，你能终身称誉他的长处，而一次也不称誉自己吗？”这人回答说：“不能。”墨子说：“隐藏一个都有罪，现你所隐藏的这么多，将有重罪，还求什么福？”

子墨子有疾，跌鼻进而问曰：“先生以鬼神为明，能为祸福，为善者赏之，为不善者罚之。今先生圣人也，何故有疾？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？鬼神不明知乎？”子墨子曰：“虽使我有病，何遽不明？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，有得之寒暑，有得之劳苦。百门而闭一门焉，则盗何遽无从入？”

墨子有病，跌鼻进来问他说：“先生认为鬼神是明智的，能造成祸福，从事善事的就奖赏他，从事不善事的就惩罚他。现在先生作为圣人，为什么还得病呢？或许先生的言论有不精确的地方？鬼神也不是明智的？”墨子答道：“即使我有病，而鬼神为什么不明智呢？人得病的原因很多，有从寒暑中得来的，有从劳苦中得来的，好象房屋有一百个门，只关上一个门，盗贼何门不可以进来呢？”

二三子有复于子墨子学射者，子墨子曰：“不可，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，国士战且扶人，犹不可及也。今子非国士也，岂能成学又成射哉？”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：“告子曰：‘言义而行甚恶。’请弃之。”子墨子曰：“不可，称我言以毁我行，俞于亡。有人于此：‘翟甚不仁，尊天、事鬼、爱人，甚不仁’。犹愈于亡也。今告子言谈甚辩，言仁义而不吾毁；告子毁，犹愈亡也！”二三复于子墨子曰：“告子胜为仁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未必然也。告子为仁，譬犹跂以为长，隐以为广，不可久也?”告子谓子墨子曰：“我治国为政。”子墨子曰：“政者，口言之，身必行之。今子口言之，而身不行，是子之身乱也。子不能治子之身，恶能治国政？子姑亡子之身乱之矣！”

有几个弟子想要向墨子学习射箭。墨子说：“不可以。智慧的人一定衡量自己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地方，然后再进行实践。才能出众的人，一边和敌人交战，一边去搀扶受伤的士兵，尚且不能兼顾。现在你们并非才能出众的人，怎么能够既学好学业又学好射技呢？”有几个弟子告诉墨子说：“告子说：‘墨子口言仁义而行为恶劣，’请抛弃他。”墨子说：“不可以。称誉我的言论而诽谤我的行为，总比完全不提到我好。假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说：‘墨翟很不仁义，尊重上天、侍奉鬼神、爱护百姓，行为却不仁义。’这比完全不提到我好。现在告子讲话非常强词夺理，但不诋毁我主张的仁义，所以他诋毁我比完全不提到我好。”有几个弟子对墨子说：“告子能胜任行仁义的事。”墨子说：“这不一定正确。告子行仁义，如同踮起脚尖使身子增长，卧下使面积增大一样，不可长久。”告子对墨子说：“我可以治理国家管理政务。”墨子说：“政务，口能称道，自身一定要实行它。现在你口能称道而自身却不能实行，这是你自身的矛盾。你不能治理你的自身，哪里能治国家的政务？你姑且先防备你自身的矛盾吧！”

鲁问

鲁君谓子墨子曰：“吾恐齐之攻我也，可救乎？”子墨子曰：“可。昔者，三代之圣王禹、汤、文、武，百里之诸侯也，说忠行义，取天下；三代之暴王桀、纣、幽、厉，雠怨行暴，失天下。吾愿主君之上者，尊天事鬼，下者爱利百姓，厚为皮币，卑辞令，亟遍礼四邻诸候，驱国而以事齐，患可救也。非此，顾无可为者。”

鲁国国君对墨子说：“我害怕齐国攻打我国，可以解救吗？”墨子说：“可以。从前三代的圣王禹、汤、文、武王，只不过是百里见方土地的诸侯，他们喜欢忠臣，实行仁义，终于取得了天下；三代的暴王桀、纣、幽、厉，把怨者当作仇人，施行暴政，最终失去了天下。我希望君主您对上尊重上天、敬事鬼神，对下爱护、有利于百姓，准备丰厚的皮毛、钱币，用谦卑的辞令，赶快用礼结交四邻的诸侯，驱使整个国家的人民，抵御齐国的侵略，这样，祸患就可以解救。如果不这样做，就没有办法了。”

齐将伐鲁，子墨子谓项子牛曰：“伐鲁，齐之大过也。昔者，吴王东伐越，栖诸会稽；西伐楚，葆昭王于随；北伐齐，取国子以归于吴。诸候报其雠，百姓苦其劳，而弗为用。是以国为虚戾，身为刑戮也。昔者智伯伐范氏与中行氏，兼三晋之地。诸侯报其雠，百姓苦其劳，而弗为用。是以国为虚戾，身为刑戮，用是也。故大国之攻小国也，是交相贼也，过必反于国。”

齐国将要攻打鲁国，墨子对项子牛说：“攻打鲁国，是齐国的大错。从前吴王夫差向东攻打越国，越王勾践困居在会稽；向西攻打楚国，让楚昭王出逃到随；向北攻打齐国，俘虏齐国大将国书回到吴国。后来诸侯来报仇，百姓苦于疲惫，不肯为吴王效力，因此国家灭亡了，吴王自身也成为刑戮之人。从前智伯攻伐范氏与中行氏的封地，兼并了三晋卿的土地。诸侯来报仇，百姓苦于疲惫而不肯效力，国家灭亡了，他自己也成为刑戮之人，也由于这个缘故。所以大国攻打小国，是互相残害，灾祸必定反及于本国。”

子墨子见齐大王曰：“今有刀于此，试之人头，猝然断之，可谓利乎？”大王曰：“利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多试之人头，猝然断之，可谓利乎？”大王曰：“利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刀则利矣，孰将受其不祥？”大王曰：“刀受其利，试者受其不祥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并国覆军，贼杀百姓，孰将受其不祥？”大王俯仰而思之曰：“我受其不祥。”

墨子对齐太公说：“现在这里有一把刀，试着用它来砍人头，一下就砍断了，可以说是锋利吧？”太公说：“锋利。”墨子又说：“试着用它砍好多个人的头，一下子就砍断了，可以说是锋利吧？”太公说：“锋利。”墨子说：“刀确实锋利，谁将遭受那种不幸呢？”太公说：“刀承受它的锋利，被试验的人遭受他的不幸。”墨子说：“兼并别国领土，覆灭它的军队，残杀它的百姓，谁将会遭受不幸呢？”太公头低下又抬起，思索了一会儿，答道：“我将遭受不幸。”

鲁阳文君将攻郑，子墨子闻而止之，谓阳文君曰：“今使鲁四境之内，大都攻其小都，大家伐其小家，杀其人民，取其牛、马、狗豕、布帛、米粟、货财，则何若？”鲁阳文君曰：“鲁四境之内，皆寡人之臣也。今大都攻其小都，大家伐其小家，夺之货财，则寡人必将厚罚之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夫天之兼有天下也，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。今举兵将以攻郑，天诛其不至乎？”鲁阳文君曰：“先生何止我攻邻也？我攻郑，顺于天之志。郑人三世杀其父，天加诛焉，使三年不全，我将助天诛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郑人三世杀其父，而天加诛焉，使三年不全，天诛足矣。今又举兵，将以攻郑，曰吾攻郑也，顺于天之志。譬有人于此，其子强粱不材，故其父笞之，其邻家之父，举木而击之，曰吾击之也，顺于其父之志。则岂不悖哉！”

鲁阳文君将要攻打郑国，墨子听到了就制止他，对鲁阳文君说：“现在让鲁四境之内的大城攻打小城，大家族攻打小家族，杀害人民，掠取牛、马、狗、猪、布、帛、米、粟、货、财，那怎么办？”鲁阳文君说：“鲁四境之内都是我的臣民。现在大都攻打小都，大家族攻打小家族，掠夺他们的货、财，那么我将重重惩罚攻打的人。”墨子说：“上天兼有天下，也就像您具有鲁四境之内一样。现在您举兵将要攻打郑国，上天的诛伐难道就不会到来吗？”鲁阳文君说：“先生为什么阻止我进攻郑国呢？我进攻郑国，是顺应了上天的意志。郑国人数代残杀他们的君主，上天降给他们惩罚，使三年不顺利。我将要帮助上天加以诛伐。”墨子说：“郑国人数代残杀他们的君主，上天已经给了惩罚，使它三年不顺利，上天的诛伐已经够了！现在您又举兵将要攻打郑国，说：‘我进攻郑国，是顺应上天的意志。’好比这里有一个人，他的儿子凶暴、强横，不成器，所以他父亲鞭打他。领居家的父亲，也举起木棒击打他，说：‘我打他，是顺应了他父亲的意志。’这难道还不荒谬吗！”是！

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：“攻其邻国，杀其民人，取其牛马、粟米、货财，则书之于竹帛，镂之于金石，以为铭于钟鼎，傅遗后世子孙曰：‘莫若我多！’今贱人也，亦攻其邻家，杀其人民，取其狗豕、食粮、衣裘，亦书之竹帛，以为铭于席豆，以遗后世子孙，曰：‘莫若我多！’其可乎？”鲁阳文君曰：“然吾以子之言观之，则天下之所谓可者，未必然也。”

墨子对鲁阳文君说：“进攻邻国，杀害它的人民，掠取它的牛、马、粟、米、货、财，把这些事书写在竹、帛上，镂刻在金、石上，铭记在钟、鼎上，传给后世子孙，说：‘战果没有人比我多！’现在下贱的人，也进攻他的邻家，杀害邻家的人口，掠取邻家的狗、猪、食、粮、衣服、被子，也书写在竹、帛上，铭记在席子、食器上，传给后世子孙，说：‘战果没有人比我多！’难道可以吗？”鲁阳文君说：“对。我用您的言论观察，那么天下人所说的可以的事，就不一定正确了。”

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：“世俗之君子，皆知小物，而不知大物。今有人于此，窃一犬一彘，则谓之不仁，窃一国一都，则以为义。譬犹小视白谓之白，大视白则谓之黑。是故世俗之君子，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，此若言之谓也。”

墨子对鲁阳文君说：“世俗的君子，知道小事却不知道大事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，假如偷了人家的一只狗一只猪，就被称作不仁；如果窃取了一个国家一个都城，就被称作义。这就如同看一小点白说是白，看一大片白则说是黑。因此，世俗的君子只知道小事却不知道大事的情况，如同这句话所讲的。”

鲁阳文君语子墨子曰：“楚之南，有啖人之国者桥，其国之长子生，则鲜而食之，谓之宜弟。美则以遗其君，君喜则赏其父。岂不恶俗哉？”子墨子曰：“虽中国之俗，亦犹是也。杀其父而赏其子，何以异食其子而赏其父者哉？苟不用仁义，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？”

鲁阳文君告诉墨子说：“楚国的南面有一个吃人的国家，名叫‘桥’，在这个国家里，长子出生了，就被杀死吃掉，叫做‘宜弟’。味美就献给国君，国君喜欢了就奖赏他的父亲。这难道不是恶俗吗？”墨子说：“即使中国的风俗也像这样，父亲因攻战而死，就奖赏他的儿子，这与吃儿子奖赏他的父亲有何不同呢？如果不实行仁义，凭什么去指责夷人吃他们的儿子呢？”

鲁君之嬖人死，鲁君为之诔，鲁人因说而用之。子墨子闻之曰：“诔者，道死人之志也。今因说而用之，是犹以来首从服也。”

鲁国国君的爱妾死了，鲁国人阿谀国君，为她写了诔文，鲁国国君看了很高兴，就采用了。墨子听到这件事，说：“诔文，说明死人的心志。现在因为高兴采用了它，这就像用牦牛的头来做衣服一样。”

鲁阳文君谓子墨子曰：“有语我以忠臣者，令之俯则俯，令之仰则仰，处则静，呼则应，可谓忠臣乎？”子墨子曰：“令之俯则俯，令之仰则仰，是似景也；处则静，呼则应，是似响也。君将何得于景与响哉？若以翟之所谓忠臣者，上有过，则微之以谏；己有善，则访之上，而无敢以告。外匡其邪，而入其善。尚同而无下比，是以美善在上，而怨雠在下；安乐在上，而忧戚在臣。此翟之谓忠臣者也。”

鲁阳文君对墨子说：“有人把‘忠臣’的样子告诉我：叫他低下头就低下头，叫他抬起来就抬起来；日常居住很平静，呼叫他才答应，这可以叫做忠臣吗？”墨子答道：“叫他低下头就低下头，叫他抬起来就抬起来，这好像影子；日常居住很平常，呼叫他才答应，这就好像回声，你将从像影子和回声那样的臣子那里得到什么呢？我所说的忠臣却像这样：国君有过错，则伺察机会加以劝谏；自己有好的见解，则上告国君，不敢告诉别人。匡正国君的偏邪，使他纳入正道，崇尚同一，不在下面结党营私。因此，美善存在于上级，怨仇存在于下面，安乐归于国君，忧戚归于臣下。这才是我所说的忠臣。”

鲁君谓子墨子曰：“我有二子，一人者好学，一人者好分人财，孰以为太子而可？”子墨子曰：“未可知也。或所为赏与为是也。钓者之恭，非为鱼赐也；饵鼠以虫，非爱之也。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。”

鲁国国君对墨子说：“我有两个儿子，一个爱好学习，一个喜欢将财物分给人家，谁可以作为太子？”墨子答道：“这还不能知道。二子也许是为着赏赐和名誉而这样做的。钓鱼人躬着身子，并不是对鱼表示恭敬；用虫子作为捕鼠的诱饵，并不是喜爱老鼠。我希望主君把他们的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进行观察。”

鲁人有因子墨子而学其子者，其子战而死，其父让子墨子。子墨子曰：“子欲学子之子，今学成矣。战而死，而子愠，而犹欲粜籴，雠则愠也。岂不费哉？”

鲁国有一人因与墨子有关系，而使墨子教学他的儿子。他儿子战死了，父亲就责备墨子。墨子说：“你要让我教你的儿子，现在学成了，因战而死，你却怨恨我；这就像卖出买进粮食，粮食卖出去了却怨恨一样，难道不荒谬吗！”

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，冬陶夏耕，自比于舜。子墨子闻而见之。吴虑谓子墨子：“义耳义耳，焉用言之哉？”子墨子曰：“子之所谓义者，亦有力以劳人，有财以分人乎？”吴虑曰：“有。”子墨子曰：“翟尝计之矣。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。盛，然后当一农之耕，分诸天下，不能人得一升粟。籍而以为得一升粟，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，既可睹矣。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，盛，然后当一妇人之织，分诸天下，不能人得尺布。籍而以为得尺布，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，既可睹矣。翟虑被坚执锐，救诸侯之患，盛，然后当一夫之战，一夫之战，其不御三军，既可睹矣。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，而求其说，通圣人之言，而察其辞，上说王公大人，次匹夫徒步之士。王公大人用吾言，国必治，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，行必修。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，不织而衣寒，功贤于耕而食之，织而衣之者也。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，而功贤于耕致也。”吴虑谓子墨子曰：“义耳义耳，焉用言之哉？”子墨子曰：“籍设而天下不知耕，教人耕，与不教人耕而独耕者，其功孰多？”吴虑曰：“教人耕者，其功多。”子墨子曰：“籍设而攻不义之国，鼓而使众进战，与不鼓而使众进战而独进战者，其功孰多？”吴虑曰：“鼓而进者，其功多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，而教天下以义者，功亦多，何故弗言也？若得鼓而进于义，则吾义岂不益进哉！”

鲁国的南郊有一个叫吴虑的人，冬天制陶夏天耕作，拿自己与舜相比。墨子听说了就去见他。吴虑对墨子说：“义啊义啊，责在切实之行，何必空言！”墨子说：“你所谓的义，也有以力量给人效劳，以财物分配给人的方面吗？”吴虑回答说：“有。”墨子说：“我曾经思考过：我想自己耕作给天下人饭吃，十分努力，这才相当于一个农民的耕作，把收获分配给天下人，每一个人得不到一升粟。假设一个人能得一升粟，这不足以喂饱天下饥饿的人，是显而易见的。我想自己纺织给天下的人衣服穿，十分努力，这才相当于一名妇人的纺织，把布匹分配给天下人，每一个人得不到一尺布。假设一个人能得一尺布，这不足以温暖天下寒冷的人，是显而易见的。我想身披坚固的铠甲，手执锐利的武器，解救诸侯的患难，十分努力，这才相当于一位战士作战。一位战士的作战，不能抵挡三军的进攻，是显而易见的。我认为不如诵读与研究先王的学说，通晓与考察圣人的言辞，在上劝说王公大人，在下劝说平民百姓。王公大人采用了我的学说，国家一定能得到治理；平民百姓采用了我的学说，品行必有修养。所以我认为即使不耕作，这样也可以给饥饿的人饭吃，不纺织也可以给寒冷的人衣服穿，功劳胜过耕作了才给人饭吃、纺织了才给人衣穿的人。所以，我认为即使不耕作、不纺织，而功劳胜过耕作与纺织。”吴虑对墨子说：“义啊义啊，贵在切实之行，何必空言！”墨子问道：“假设天下的人不知道耕作，教人耕作的人与不教人耕作却独自耕作的人，他们功劳谁的多？”吴虑答道：“教人耕作的人功劳多。”墨子又问：“假设进攻不义的国家，击鼓使大家作战的人与不击鼓使大家作战、却独自作战的人。他们的功劳谁的多？”吴虑答道：“击鼓使大家作战的人功劳多。”墨子说：“天下平民百姓少有人知道仁义，用仁义教天下人的人功劳也多，为什么不劝说呢？假若我能鼓动大家达到仁义的要求，那么，我的仁义岂不是更加发扬光大了吗！”

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。公尚过说越王，越王大说，谓公尚过曰：“先生苟能使子墨子于越而教寡人，请裂故吴之地，方五百里，以封子墨子。”公尚过许诺，遂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，以迎子墨子于鲁，曰：“吾以夫子之道说越王，越王大说，谓过曰：‘苟能使子墨子至于越，而教寡人，请裂故吴之地，方五百里，以封子。’”子墨子谓公尚过曰：“子观越王之志何若？意越王将听吾言，用吾道，则翟将往，量腹而食，度身而衣，自比于群臣，奚能以封为哉！抑越不听吾言，不用吾道，而吾往焉，则是我以义粜也。钧之粜，亦于中国耳，何必于越哉！”

墨子使公尚过前往越国出仕做官。公尚过劝说越王。越王非常高兴，对公尚过说：“先生假如能让墨子到越国教导我，我愿意分出过去吴国的地方五百里封给墨子。”公尚过答应了。于是给公尚过套了五十辆车，到鲁国迎取墨子。公尚过对墨子说：“我用老师的学说劝说越王，越王非常高兴，对我说：‘假如你能让墨子到越国教导我，我愿意分出来过去吴国的地方五百里封给墨子。’”墨子对公尚过说：“你观察越王的心志怎么样？假如越王将听我的言论，采纳我的学说，那么我将前往，那我将量体裁衣的为越王提出意见。或者越国不听我的言论，不采纳我的学说，如果我去了，那是我把‘义’出卖了。同样是出卖‘义’，在中原国家好了，何必跑到越国呢！”

子墨子游，魏越曰：“既得见四方之君，子则将先语？”子墨子曰：“凡入国，必择务而从事焉。国家昏乱，则语之尚贤、尚同；国家贫，则语之节用、节葬，国家喜音湛湎，则语之非乐、非命；国家淫辟无礼，则语之尊天事鬼；国家务夺侵凌，则语之兼爱、非攻，故曰择务而从事焉。”

墨子出外游历，魏越问他：“如果能见各地的诸侯，您将说什么呢？”墨子说：“到了一个国家，必须要选择一个职务从事：假如一个国家昏乱，就告诉他们尚贤尚同的道理；假如一个国家贫穷，就告诉他们节用节葬；假如一个国家喜好声乐、沉迷于酒，就告诉他们非乐非命的好处；假如一个国家荒淫、怪僻、不讲究礼节，就告诉他们尊天事鬼；假如一个国家以欺侮、掠夺、侵略、凌辱别国为事，就告诉他们兼爱、非攻的益处。所以说‘选择最重要的事情进行劝导。’”

子墨子出曹公子而于宋。三年而反，睹子墨子曰：“始吾游于子之门，短褐之衣，藜藿之羹，朝得之，则夕弗得祭祀鬼神。今而以夫子之教，家厚于始也。有家厚，谨祭祀鬼神。然而人徒多死，六畜不蕃，身湛于病，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。”子墨子曰：“不然。夫鬼神之所欲于人者多：欲人之处高爵禄，则以让贤也；多财则以分贫也。夫鬼神，岂唯擢季钳肺之为欲哉？今子处高爵禄而不以让贤，一不祥也；多财而不以分贫，二不祥也。今子事鬼神，唯祭而已矣，而曰：‘病何自至哉’，是犹百门而闭一门焉，曰：‘盗何从入’。若是而求福于有怪之鬼，岂可哉？”

墨子让曹公子到宋国做国，三年后返了回来，见了墨子说：“开始我在您门下学习的时候，穿着粗布短衣，吃着野菜一类粗劣的食物，早晨吃了，晚上可能就没有了，不能够祭祀鬼神。现在因为你的教育培养，家比当初富多了。家富有了，就谨慎祭祀鬼神。像这样反而家里人多死亡，六畜不繁盛众多，自身困于病患之中。我还不知道老师的学说是不是可以用。”墨子说：“不对。鬼神希望人的东西很多：希望人处高官厚禄时可以让贤，财物多了可以分给穷人。鬼神难道仅仅是想取食祭品吗？现在你处在高官厚禄的位置上却不让贤，这是第一种不吉祥；财物多不分给穷人，这是第二种不吉祥。现在你侍奉鬼神，只有祭祀罢了，却说：病从那里来？这就像百门只闭了一门一样，却问：盗贼从哪里进来？像这样向对你有责怪的鬼神求福，难道可以吗？”

鲁祝以一豚祭，而求百福于鬼神。子墨子闻之曰：“是不可。今施人薄而望人厚，则人唯恐其有赐于己也。今以一豚祭，而求百福于鬼神，唯恐其以牛羊祀也。古者圣王事鬼神，祭而已矣。今以豚祭而求百福，则其富不如其贫也。”

鲁国的司祭人用一头小猪祭祀，向鬼神求百福。墨子听到了说：“这不行。现在施给人的少，希望人的多，那么，别人就只怕你有东西赐给他们了。现在用一头小猪祭祀，向鬼神求百福，鬼神就只怕你用牛羊祭祀了。从前圣王侍奉鬼神，祭祀罢了。现在用小猪祭祀向鬼神求百福，与其祭品丰富，还不如贫乏的好。”

彭轻生子曰：“往者可知，来者不可知。”子墨子曰：“籍设而亲在百里之外，则遇难焉，期以一日也，及之则生，不及则死。今有固车良马于此，又有奴马四隅之轮于此，使子择焉，子将何乘？”对曰：“乘良马固车，可以速至。”子墨子曰：“焉在矣来。”

彭轻生子说：“过去的事情可以知道，未来的事情不可以知道。”墨子说：“假设你的父母亲在百里之外的地方，即将遇到灾难，以一日的期限，到达那里他们就活下来了，不到就死了。现在有坚固的车子和骏马在这里，同时这里又有驽马和四方形轮子的车，使你选择，你将选择哪一种呢？”彭轻生子回答说：“乘坐骏马拉的坚固的车子，可以很快到达。”墨子说：“怎能断言未来的事不可知呢？”

孟山誉王子闾曰：“昔白公之祸，执王子闾，斧钺钩要，直兵当心，谓之曰：‘为王则生，不为王则死！’王子闾曰：‘何其侮我也！杀我亲，而喜我以楚国。我得天下而不义，不为也，又况于楚国乎？’遂而不为。王子闾岂不仁哉？”子墨子曰：“难则难矣，然而未仁也。若以王为无道，则何故不受而治也？若以白公为不义，何故不受王，诛白公然而反王？故曰：难则难矣，然而未仁也。”

孟山赞扬王子闾说：“从前白公在楚国作乱，抓住了王子闾，用斧钺钩着他的腰，用直兵器对着他的心窝，对他说：‘做楚王就让你活，不做楚王就让你死。’王子闾回答道：‘怎么这样侮辱我呢！杀害我的亲人，却用给予楚国来作弄我。用不义得到天下，我都不做；又何况一个楚国呢？’他终究不做楚王。王子闾难道还不仁吗？”墨子说：“王子闾守节不屈，难是够难的了，但还没有达到仁。如果他认为楚王昏聩无道，那么为什么不接受王位治理国家呢？如果他认为白公不义，为什么不接受王位，诛杀了白公再把王位交还惠王呢？所以说：难是够难的了，但还没有达到仁。”

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。项子牛三侵鲁地，而胜绰三从。子墨子闻之，使高孙子请而退之，曰：“我使绰也，将以济骄而正嬖也。今绰也禄厚而谲夫子，夫子三侵鲁而绰三从，是鼓鞭于马靳也。翟闻之，言义而弗行，是犯明也。绰非弗之知也，禄胜义也。”

墨子让弟子胜绰去项子牛那里做官。项子牛三次入侵鲁国的领土，胜绰三次都跟从了。墨子听到了这件事，派高孙子请项子牛辞退胜绰，高孙子转告墨子的话说：“我派胜绰，将以他阻止骄气，纠正邪僻。现在胜绰得了厚禄，却欺骗您，您三次入侵鲁国，胜绰三次跟从，这是在战马的当胸鼓鞭。我听说：‘口称仁义却不实行，这是明知故犯。’胜绰不是不知道，他把俸禄看得比仁义还重罢了。”

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，楚人顺流而进，迎流而退，见利而进，见不利则其退难。越人迎流而进，顺流而退，见利而进，见不利则其退速。越人因此若势，亟败楚人。公输子自鲁南游楚，焉始为舟战之器，作为钩强之备，退者钩之，进者强之，量其钩强之长，而制为之兵。楚之兵节，越之兵不节，楚人因此若势，亟败越人。公输子善其巧，以语子墨子曰：“我舟战钩强，不知子之义亦有钩强乎？”子墨子曰：“我义之钩强，贤于子舟战之钩强。我钩强我，钩之以爱，揣之以恭。弗钩以爱则不亲，弗揣以恭则速狎，狎而不亲则速离。故交相爱，交相恭，犹若相利也。今子钩而止人，人亦钩而止子，子强而距人，人亦强而距子，交相钩，交相强，犹若相害也。故我义之钩强，贤子舟战之钩强。”

从前楚国人与越国人在长江上进行船战，楚国人顺流而进，逆流而退；见有利就进攻，见不利想要退却，这就难了。越国人逆流而进，顺流而退；见有利就进攻，见不利想要退却，就能很快退却。越国人凭着这种水势，屡次打败楚国人。公输盘从鲁国南游到了楚国，于是开始制造船战用的武器，他造了钩、镶的设备，敌船后退就用钩钩住它，敌船进攻就用镶推拒它。计算钩与镶的长度，制造了合适的兵器。楚国人的兵器适用，越国人的兵器不适用。楚国人凭着这种优势，又屡次打败了越国人。公输盘夸赞他制造的钩、镶的灵巧，告诉墨子说：“我船战有自己制造的钩、镶，不知道您的义是不是也有钩、镶？”墨子回答说：“我义的钩、镶，胜过你船战的钩、镶。我以‘义’为钩、镶，以爱钩，以恭敬推拒。不用爱钩就不会亲，不用恭敬推拒就容易轻慢，轻慢不亲近就会很快离散。所以，互相爱，互相恭敬，如此互相利。现在你用钩来阻止别人，别人也会用钩来阻止你；你用镶来推拒人，人也会用镶来推拒你。互相钩，互相推拒，如此互相残害。所以，我义的钩、镶，胜过你船战的钩、镶。”

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，成而飞之，三日不下。公输子自以为至巧。子墨子谓公输子曰：“子之为鹊也，不如匠之为车辖。须臾刘三寸之木，而任五十石之重。故所为功，利于人谓之巧，不利于人，谓之拙。”

公输盘削竹、木做成鹊，做成了就让它飞起来，三天不从天上落下来。公输盘自己认为很精巧。墨子对公输盘说：“你做的鹊，不如匠人做的车轴上的销子，一会儿削成一块三寸的木头，可以担当五十石重的东西。所以，平常所做的事，有利于人，可称作精巧；不利于人，就叫作拙劣了。”

公输子谓子墨子曰：“吾未得见之时，我欲得宋。自我得见之后，予我宋而不义，我不为。”子墨子曰：“翟之未得见之时也，子欲得宋，自翟得见子之后，予子宋而不义，子弗为，是我予子宋也。子务为义，翟又将予子天下。”

公输盘对墨子说：“我没有见到你的时候，我想得到宋国。自从我见了你之后，给我宋国，假如是不义的，我不会接受。”墨子说：“我没有见你的时候，你想得到宋国。自从我见了你之后，给你宋国，假如是不义的，你不会接受，这是我把宋国送给你了。你努力维护义，我又将送给你天下。”

公输

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，成，将以攻宋。子墨子闻之，起于鲁，行十日十 夜而至于郢，见公输盘。

公输盘为楚国造了云梯，造成后，准备用它来攻打宋国。墨子听说后，就从齐国动身，走了十天十夜才到楚国国都郢，会见公输盘。

公输盘曰：“夫子何命焉为？”子墨子曰：“北方有侮臣，愿藉子杀之。” 公输盘不说。子墨子曰：“请献十金。”公输盘曰：“吾义固不杀人。”子墨 子起，再拜，曰：“请说之。吾从北方闻子为梯，将以攻宋，宋何罪之有？荆 国有余于地，而不足于民，杀所不足，而争所有余，不可谓智。宋无罪而攻之， 不可谓仁。知而不争，不可谓忠。争而不得，不可谓强。义不杀少而杀众，不 可谓知类。”公输盘服。子墨子曰：“然，乎不已乎？”公输盘曰：“不可， 吾既已言之王矣。”子墨子曰：“胡不见我于王？”公输盘曰：“诺。”

公输盘说：“您将对我有什么吩咐呢？”墨子说：“北方有一个欺侮我的人，我想请你帮我杀掉他。”公输盘不高兴。墨子说：“我愿意献给你十镒金。”公输盘说：“我奉行义，决不杀人。”墨子站起来，再一次对公输盘行了拜礼，说：“请允许我向你说说这义。我在北方听说你造了云梯，准备用它来攻打宋国。宋国有什么罪呢？楚国有多余的土地，人口却不足。现在牺牲自己本来就不足的人口，去掠夺自己有余的土地，不能算作是智慧。宋国没有罪却攻打它，不能说是仁。明白这个道理而不据理力争，不能称作忠。力争没有达到目的，不能算是强。你奉行义，不去杀一个人，却去杀害众多的百姓，不可以说是明智之辈。”公输盘被他说服了。墨子又问他：“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取消进攻宋国这件事呢？”公输盘说：“不能。我已经将攻打宋国的事告诉大王了。”墨子说：“为什么不向楚王引见我呢？”公输盘说：“好。”

子墨子见王，曰：“今有人于此，舍其文轩，邻有敝舆，而欲窃之；舍其 锦绣，邻有短褐，而欲窃之；舍其粱肉，邻有糠糟，而欲窃之。此为何若人？” 王曰：“必为窃疾矣。”子墨子曰：“荆之地，方五千里，宋之地，方五百里， 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；荆有云梦，犀兕麋鹿满之，江汉之鱼鼋鼍为天下富，宋 所为无雉兔狐狸者也，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；荆有长松、文梓，（木鞭）、（ 木丹）、楠、豫章，宋无长木，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。臣以三事之攻宋也，为 与此同类。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。”王曰：“善哉！虽然，公输盘为我为 云梯，必取宋。”

墨子见了楚王，说：“现在这里有一个人，舍弃他的华丽彩车，打算去偷邻居的破车；舍弃他的锦绣衣裳，想要偷窃邻家的粗布短衫；舍弃他的精美食物，想要偷窃邻家的粗食糟糠。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”楚王说：“这人一定有偷窃的毛病。”墨子说：“楚国的土地，方圆五千里；宋国的土地，方圆五百里，这就像彩车与破车相比。楚国有云梦大泽，犀、兕、麋鹿满布其中，长江、汉水中的鱼、鳖、鼋、鼍很多，是天下少有的物产丰富之地；宋国却连野鸡、兔子、狐狸、都没有，这就像美食佳肴与糟糠相比。楚国有巨松、梓树、楠、樟等名贵木材；宋国连棵大树都没有，这就像华丽的丝织品与粗布短衣相比。从这三方面的事情看，我认为楚国进攻宋国，与有偷窃病的人同一种类型。我认为大王您如果这样做，一定会伤害了道义，却不能据有宋国。”楚王说：“说得好啊！即使这样，公输盘已经给我造了云梯，一定要攻取宋国。”

于是见公输盘。子墨子解带为城，以牒为械，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，子 墨子九距之。公输盘之攻械尽，子墨子之守圉有余，公输盘屈，而曰：“吾知 所以距子矣，吾不言。”子墨子亦曰：“吾知子之所以距我，吾不言。”楚王 问其故，子墨子曰：“公输子之意，不过欲杀臣，杀臣，宋莫能守，可攻也。 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，已持臣守圉之器，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。虽杀臣， 不能绝也。”楚王曰：“善哉!吾请无攻宋矣。”

于是又会见输盘。墨子解下腰带，围作一座城池的样子，用小木片作为守备的器械。公输盘九次陈设攻城用的机巧多变的器械，墨子九次抵拒了他的进攻。公输盘攻战用的器械用尽了，墨子的守御战术还有余。公输盘受挫了，却说：“我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你了，但我不说。”楚王问原因。墨子回答说：“公输盘的意思，不过是杀了我。杀了我，宋国没有人能防守了，就可以进攻。但是，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二百人，已经手持我守御用的器械，在宋国的都城上等待着楚兵入侵。即使杀了我，守御的人却是杀不尽的。”楚王说：“好吧！我不攻打宋国了。”

子墨子归，过宋。天雨，庇其闾中，守闾者不内也。故曰：“治于神者，众人不知其功；争于明者，众人知之。”

墨子从楚国回去，经过宋国，天突然下雨，他到闾门去避雨，守闾门的人却不接纳他。所以说：“运用神机的人，众人不知道他的功劳；而于明处争辩不休的人，却是人人知晓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