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墨子》 墨翟

法仪

子墨子曰:天下从事者,不可以无法仪。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,无有。虽至士之为将相者,皆有法。虽至百工从事者,亦皆有法。百工为方以矩,为圆以规,直以绳,衡以水,正以县。无巧工不巧工,皆以此五者为法。巧者能中之,不巧者虽不能中,放依以从事,犹逾己。故百工从事,皆有法所度。今大者治天下,其次治大国,而无法所度,此不若百工辩也。

墨子说:天底下办事的人,不能没有法则;没有法则而能把事情做好,是从来没有的事。即使士人作了将相,他也必须有法度。即使从事于各种行业的工匠,也都有法度。工匠们用矩划成方形,用圆规划圆形,用绳墨划成直线,用悬锤定好偏正,(用水平器制好平面)。不论是巧匠还是一般工匠,都要以这五者为法则。巧匠能切合五者的标准,一般工匠虽做不到这样水平,但仿效五者去做,还是要胜过自身的能力。所以工匠们制造物件时,都有法则可循。现在大的如治天下,其次如治大国,却没有法则,这是不如工匠们能明辨事理。

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?当皆法其父母,奚若?天下之为父母者众,而仁者寡。若皆法其父母,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,不可以为法。当皆法其学,奚若?天下之为学者众,而仁者寡,若皆法其学,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,不可以为法。当皆法其君,奚若?天下之为君者众,而仁者寡,若皆法其君,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,不可以为法。故父母、学、君三者,莫可以为治法。

那么,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?假若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何如?天下做父母的很多,但仁爱的少。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,这实为效法不仁。效法不仁,这自然是不可以的。假若以自己从学的师长为法何如?天下做师长的很多,但仁爱的少。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师长为法则,这实为效法不仁。效法不仁,这自然是不可以的。假若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何如?天下做国君的很多,但仁爱的少。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国君为法则,这实为效法不仁。效法不仁,这自然是不可以的。所以父母、师长和国君三者,都不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。

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?故曰:莫若法天。天之行广而无私,其施厚而不德,其明久而不衰,故圣王法之。既以天为法,动作有为,必度于天。天之所欲则为之,天所不欲则止。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?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,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。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,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?以其兼而爱之,兼而利之也。奚以知天兼而爱之,兼而利之也?以其兼而有之,兼而食之也。

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?最好是以天为法则。天的运行广大无私,它的恩施深厚而不自居,它的光耀永远不衰,所以圣王以它为法则。既然以天为法则,行动作事就必须依天而行。天所希望的就去做,天所不希望的就应停止。那么天希望什么不希望什么呢?天肯定希望人相爱相利,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。怎么知道天希望人相爱相利,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呢?这是因为天对人是全爱和全利的缘故。怎么知道天对人是全爱和全利呢?因为人类都为天所有,天全部供给他们吃的。

今天下无大小国,皆天之邑也。人无幼长贵贱,皆天之臣也。此以莫不刍牛羊,豢犬猪,洁为酒醴粢盛,以敬事天。此不为兼而有之、兼而食之邪?天苟兼而有食之,夫奚说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?故曰:爱人利人者,天必福之;恶人贼人者,天必祸之。曰:杀不辜者,得不祥焉。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?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,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。

现在天下不论大国小国,都是天的国家。人不论长幼贵贱,都是天的臣民。因此人无不喂牛羊、养猪狗,洁净地准备好酒食祭品,用来诚敬事天。这难道不是全部地拥有和供给人食物?天既然全部地拥有和供给人食物,为何能说天不要人相爱相利呢?所以说:“爱人利人的人,天必定给他降福;相互厌恶和残害人的人,天必定给他降祸。所以说:杀害无辜的人,会得到不祥后果。为何说人若相互残杀,天就降祸于他呢?这是因为知道天希望人相爱相利,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。”

昔之圣王禹汤文武,兼爱天下之百姓,率以尊天事鬼,其利人多,故天福之,使立为天子,天下诸侯皆宾事之。暴王桀纣幽厉,兼恶天下之百姓,率以诟天侮鬼。其贼人多,故天祸之,使遂失其国家,身死为于天下僇,后世子孙毁之,至今不息。故为不善以得祸者,桀纣幽厉是也。爱人利人以得福者,禹汤文武是也。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,恶人贼人以得祸者,亦有矣。

以前的圣王禹、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,对天下百姓全都爱护,带领他们崇敬上天,侍奉鬼神。他们给人带来的利益多,所以天降福给他们,使他们立为天子。天下的诸侯,都恭敬地服事他们。暴虐的君王桀、纣、周幽王、周厉王,对于天下的百姓全部厌恶、憎恨,带领他们咒骂上天,侮辱鬼神。他们残害的人多,所以天降祸给他们,使他们丧失了国家,身死还要受辱于天下。后代子孙责骂他们,至今不休。所以做坏事而得祸的,桀、纣、周幽王、周厉王即是这类;爱人利人而得福的,禹、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即是这类。爱人利人而得福的是有的,厌恶人残害人而得祸的,也是有的!

七患

子墨子曰:国有七患。七患者何?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,一患也;边国至境,四邻莫救,二患也;先尽民力无用之功,赏赐无能之人,民力尽于无用,财宝虚于待客,三患也;仕者持禄,游者忧交,君修法讨臣,臣慑而不敢拂,四患也;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,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,四邻谋之不知戒,五患也;所信不忠,所忠不信,六患也;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,大臣不足以事之,赏赐不能喜,诛罚不能威,七患也。以七患居国,必无社稷;以七患守城,敌至国倾。七患之所当,国必有殃。

墨子说:国家有七种祸患。这七种祸患是什么呢?内外城池壕沟不足守御而去修造宫室,这是第一种祸患;敌兵压境,四面邻国都不愿来救援,这是第二种祸患;把民力耗尽在无用的事情上,赏赐没有才能的人,(结果)民力因做无用的事情而耗尽,财宝因款待宾客而用空,这是第三种祸患;做官的人只求保住俸禄,游学未仕的人只顾结交党类,国君修订法律以诛戮臣下,臣下畏惧而不敢违拂君命,这是第四种祸患;国君自以为神圣而聪明,而不过问国事,自以为安稳而强盛,而不作防御准备,四面邻国在图谋攻打他,而尚不知戒备,这是第五种祸患;所信任的人不忠实,而忠实的人不被信任,这是第六种祸患;家畜和粮食不够吃,大臣对于国事不胜使令,赏赐不能使人欢喜,责罚不能使人畏惧,这是第七种祸患。治国若存在这七种祸患,必定亡国;守城若存在这七种祸患,国都必定倾毁。七种祸患存在于哪个国家,哪个国家必有祸殃。

凡五谷者,民之所仰也,君之所以为养也。故民无仰,则君无养;民无食,则不可事。故食不可不务也,地不可不立也,用不可不节也。五谷尽收,则五味尽御于主;不尽收,则不尽御。一谷不收谓之馑,二谷不收谓之旱,三谷不收谓之凶,四谷不收谓之馈,五谷不收谓之饥。岁馑,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;旱,则损五分之二;凶,则损五分之三;馈,则损五分之四;饥,则尽无禄,禀食而已矣。故凶饥存乎国,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三,大夫彻县,士不入学,君朝之衣不革制,诸侯之客,四邻之使,雍食而不盛;彻骖騑,涂不芸,马不食粟,婢妾不衣帛,此告不足之至也。

五谷是人民所仰赖以生活的东西,也是国君用以养活自己和民众的。所以如果人民失去仰赖,国君也就没有供养;人民一旦没有吃的,就不可使役了。所以粮食不能不加紧生产,田地不能不尽力耕作,财用不可不节约使用。五谷全部丰收,国君就可兼进五味。若不全都丰收,国君就不能尽其享受。一谷无收叫做馑,二谷无收叫做旱,三谷不收叫做凶,四谷不收叫做匮,五谷不收叫做饥。遇到馑年,做官的自大夫以下都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一;旱年,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二;凶年,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三;匮年,减去俸禄的五分之四;饥年,免去全部俸禄,只供给饭吃。所以一个国家遇到凶饥,国君撤掉鼎食的五分之三,大夫不听音乐,读书人不上学而去种地,国君的朝服不制新的;诸侯的客人、邻国的使者,来时饮食都不丰盛,驷马撤掉左右两匹,道路不加修理,马不吃粮食,婢妾不穿丝绸,这都是告诉国家已十分困乏了。

今有负其子而汲者,队其子于井中,其母必从而道之。今岁凶,民饥,道馑,此疚重于队其子,其可无察邪!故时年岁善,则民仁且良;时年岁凶,则民吝且恶。夫民何常此之有!为者寡,食者众,则岁无丰。

现在假如有一人背着孩子到井边汲水,把孩子掉到井里,那么这位母亲必定设法把孩子从井中救出。现在遇到饥年,路上有饿死的人,这种惨痛比孩子掉入井中更为严重,能忽视这种局面吗?年成好的时候,老百姓就仁慈驯良;年成遇到凶灾,老百姓就吝啬凶恶;民众的性情哪有一定呢!生产的人少,吃饭的人多,就不可能有丰年。

故曰:财不足则反之时,食不足则反之用。故先民以时生财,固本而用财,则财足。故虽上世之圣王,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!然而无冻饿之民者,何也?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。故《夏书》曰:“禹七年水”,《殷书》曰:“汤五年旱。”此其离凶饿甚矣。然而民不冻饿者,何也?其生财密,其用之节也。

所以说:财用不足就注重农时,粮食不足就注意节约。因此,古代贤人按农时生产财富,搞好农业基础,节省开支,财用自然就充足。所以,即使前世的圣王,岂能使五谷永远丰收,水旱之灾不至呢!但(他们那时)却从无受冻挨饿之民,这是为何呢?这时因为他们努力按农时耕种而自奉俭朴。《夏书》说:“禹时有七年水灾。”《殷书》说:“汤时有五年旱灾。”那时遭受的凶荒够大的了,然而老百姓却没有受冻挨饿,这是何故呢?因为他们生产的财用多,而使用很节俭。

故仓无备粟,不可以待凶饥;库无备兵,虽有义,不能征无义;城郭不备完,不可以自守;心无备虑,不可以应卒,是若庆忌无去之心,不能轻出。

所以,粮仓中没有预备粮,就不能防备凶年饥荒;兵库中没有武器,即使自己有义也不能去讨伐无义;内外城池若不完备,不可以自行防守;心中没有戒备之心,就不能应付突然的变故。这就好像庆忌没有逐走要离之意,就不可轻出致死。

夫桀无待汤之备,故放;纣无待武王之备,故杀。桀纣贵为天子,富有天下,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,何也?有富贵而不为备也。故备者,国之重也。

桀没有防御汤的准备,因此被汤放逐;纣没有防御周武王的准备,因此被杀。桀和纣虽贵为天子,富有天下,然而都被方圆百里的小国之君所灭,这是为何呢?是因为他们虽然富贵,却不做好防备。所以防备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。

食者,国之宝也;兵者,国之爪也;城者,所以自守也;此三者,国之具也。故曰:以其极役,修其城郭,则民劳而不伤;以其常正,收其租税,则民费而不病。民所苦者,非此也。苦于厚作敛于百姓,赏以赐无功,虚其府库,以备车马、衣裘、奇怪;苦其役徒,以治宫室观乐,死又厚为棺椁,多为衣裘。生时治台榭,死又修坟墓,故民苦于外,府库单于内,上不厌其乐,下不堪其苦。故国离寇敌则伤,民见凶饥则亡,此皆备不具之罪也。且夫食者,圣人之所宝也。故《周书》曰:“国无三年之食者,国非其国也;家无三年之食者,子非其子也。”此之谓国备。

粮食是国家的宝物,兵器是国家爪牙,城郭是用来自我守卫的:这三者是维持国家的工具。所以说:拿最高的奖赏赐给无功之人;耗尽国库中的贮藏,用以置备车马、衣裘和稀奇古怪之物;使役卒和奴隶受尽苦难,去建造宫室和观赏游乐之所;死后又做厚重的棺椁,制很多衣服。活着时修造台榭,死后又修造坟墓。因此,老百姓在外受苦,内边的国库耗尽,上面的君主不满足其享受,下面的民众不堪忍受其苦难。所以,国家一遇敌寇就受损伤,人民一遭凶饥就死亡,这都是平时不做好防备的罪过。再说,粮食也是圣人所宝贵的。《周书》说:“国家若不预备三年的粮食,国家就不可能成其为这一君主的国家了;家庭若不预备三年的粮食,子女就不能做这一家的子女了。”这就叫做“国备”(国家的根本贮备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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